中国画的复兴和繁荣——从杜月涛的画说起

文章来源:美术报 时间:2013-07-14 19:40

杜月涛 太行郭亮 249×62cm 2010年
杜月涛 太行郭亮 249×62cm 2010年

杜月涛 太行山上 249×62cm 2012年
杜月涛 太行山上 249×62cm 2012年

杜月涛 太行山居图 44.5×698.5cm(局部) 2008年春
杜月涛 太行山居图 44.5×698.5cm(局部) 2008年春

    邵大箴(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画家杜月涛的画我看得不多,好在有不少人写过他的文章,介绍他不平凡的经历,他奋斗的过程,赞扬他锲而不舍地攀登艺术高峰的精神,这就省去了我很多笔墨,但是关于水墨画,还有点话要说。联系杜月涛的水墨画,说一点意见,即使不很新鲜也罢。

  月涛说,他不久前看过我为一位青年画家写的短文,其中说过“现在是中国画复兴的最好时机”。他表示很有同感。那就从这里说起吧!中国传统的水墨画,在有些洋人眼里,是不怎么有地位的。他们认为,水墨画画在宣纸上,媒材不像油画那样经久,天然地决定了它比油画的价值低。这里说的价值是指艺术价值和由此产生的艺术品作为商品的价值。以他们的观点,水质颜料的画,一定是要比油质颜料的画价值要低的。不过他们看不起水墨画的另一个原因,也是最主要的原因,是认为中国传统水墨是过了时的艺术,没有时代感,是已经被淘汰和将要被彻底淘汰的艺术。你不是讲民族传统吗?他们对此不屑一顾,以所谓传统是可以创造和再生的概念和不是固定不变为理由,否定和抹杀东方文化的差异性和存在价值。关于传统可以创造和再生的理论,应该说有相当合理的成分,因为任何传统总是在历史的流变中逐渐形成,并不断发生变化。这一理论,对于过分强调传统,把传统当作包袱压在身上的中国人来说,是颇有借鉴和启发意义的。然而能否用这个理论否定各民族文化的差异和存在价值呢?我看不能。民族的文化传统,特别是艺术传统,从历史上考察,从来都是多元互补的,正是这种多元互补性,组成世界文化艺术的无比丰富性。有些西方人之所以不愿意正视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东方民族传统,主要是因为他们头脑中的“一元文化论”在作祟。在他们看来,当代的西方文化艺术是正统,是工业化或后工业化时代的文明。其他民族当代的文化艺术必然要向他们靠拢、接近、看齐,以至最后和他们的文化艺术融为一体,方能称得上是“现代的”。中国传统水墨画自然也被他们视作农业社会文明的产物而列入被淘汰的艺术品种,只有慢慢消失或被彻底改造的命运。

  有些洋人这样说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一些中国人也鹦鹉学舌,大肆攻击水墨画,企图把它打入冷宫。这当然在中国行不通。打入冷宫行不通,用各种方法来彻底改变水墨画也行不通。中国画可以吸收西画的素描法,但不能用西式素描来代替中国的线造型;中国画可以采用西方现代绘画的构成原理和抽象造型法则,但不能成为西方现代绘画的俘虏而失去本身的特性;中国画的材质、媒介可以适当改变,可以发展,制作的方法也可以更多样,但不能用西方材质、媒介和观念来取而代之。前几年,从海外传来“做”画的方法,不是用笔作画,而是要各种材料和方法做效果,一时“做”画成风,几乎泛滥成灾,把中国画的“书法入笔”的传统,把笔墨功夫,一股脑儿都弃之不用,其结果使中国画的革新误入歧途。

  中国水墨画的特点,一是线描,即勾线;二是用墨,以墨为主的色彩法则;三是笔墨相结合的功夫,既笔墨技巧,用笔用墨的本领;四是特殊的空间认识和空间表现(这一点尤其在山水画和花鸟画中更为重要)。不管怎样发展中国画,这四点不能抛弃和否定。否则,可以不叫水墨或不是水墨,而成为另外的新画种。

  中国水墨画有博大精深的文化背景,在其发展过程中,深受儒道佛的影响。儒道佛哲学的精神内涵充分体现在水墨画的审美价值上。“天人合一”的观念是传统水墨画的主导思想。水墨画创作中所包含的“道”即辩证的思维,注重人性与自然的融合,既重视客观的物质世界,又重视主观的心象世界;既重视理性思维,又重视感性思维,并由此引申出“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创作法则。这些精辟的观念对人类的艺术创造有永恒的意义。在人类步入工业化社会,这些观念仍然具有重要的价值,甚至对人们关于如何解决面临的精神危机的思考有相当的启发性。至少,在过分重视物质和科技文明的当代社会,寻求精神美与自然美的圆融,寻求真善美统一的水墨画,能够给予人们一种精神的寄托和感情的慰藉。

  不用说,中国画不能固步自封,它应该跟随时代前进的步伐,满足当代人的审美要求和趣味并加以革新。近200年以来中国画坛陈陈相因的摹仿风气阻碍了它的发展。呼吁中国画要吸收新养料是完全正确的。从哪里吸收养料?无非是从现实生活中;从外国艺术中;从更古老的和被忽视的遗产中。

  一代青年人看到了中国画的价值和它革新的途径。这是中国画复兴或新生的希望。所以我说当今是中国画复兴的最好时机。

  杜月涛是这些青年中的一位。除了他有传奇色彩的经历外,我认为最应该肯定的是他埋头学习的精神。学画,是件苦事。要练功,练基本功。练造型,练笔墨,练章法。可染先生说“废画三千”,就是说要画几千张才能入门。技艺是靠磨出来的。有人自嘘是天才。天才也是有的,但不花功夫,不艰苦劳动,天才也会一事无成,杜月涛有深入虎穴和得虎子的精神,可嘉可佩。

  杜月涛还懂得画画要有技艺,又不全在技艺的道理。有了一手熟练的技艺,不一定能画出好画来。道理很简单:画画还要有其他方面的修养。其中最重要的是生活修养。要有生活体验,有感情积累,才能画出有点味道的画,否则作品是无病呻吟,不会感动人。杜月涛边练技艺,边“车行半天下”,天南海北地闯,也算是“体验生活”吧!闯荡几年,看看大千世界,了解风俗人情,懂得生活的酸甜苦辣,对理解水墨画是好处无穷的。人生,自然是个大世界,水墨也是个大世界,对前一个大世界了解深了,对水墨的了解就不会太浅。当然还要读书。“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开拓胸襟,增长知识和修养。古人说“诗在功夫外”,用在绘画上一点也不会错。我看杜月涛下笔大胆果断,画风豪迈有气势,大概和他经过生活的磨砺有关。

  杜月涛喜欢水墨画,钻研水墨画,始终抓住水墨画创作的要领——笔墨。他练习书法,练习用笔的方法。中锋侧锋,时而追求圆润厚重,时而追求粗犷毛糙,并且在墨线的曲折、轻重、粗细、静动、虚实上下功夫;在用墨上,对泼墨、破墨、积墨等方法,均用得相当自如,也善于用干、湿、浓、淡、清的变化,使画面取得良好的视觉效果,造成耐人寻味的笔墨情趣。

  我看,一个画水墨画的青年人有这三条:勤奋、深入生活和读书,还有钻研笔墨技巧,就是成功的大半。我以为杜月涛这三条是具备的。当然要成就为真正有创造性的艺术家,还必须要有悟性和灵性。从作品看,他是有天赋的,也注意思索问题。他已经画出了自己的味道。这已很不容易。对他来说,余下的就是继续努力,往深里钻,提高作品的格调和品位,不断思考人生,思考艺术,探索创造新路。林风眠告诫青年人“要老老实实做人,勤勤恳恳作画。”据说杜月涛近两年来想沉潜下来画画,这很好。青年人气盛,在无路可走时要杀出一条路来,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艺术这东西,是客观存在,要靠作品的美学品格感染人、打动人,不靠宣传和造声势。在这里,来不得半点虚伪。还有,艺术天地无涯无界,任何作出点成绩的人,不值得骄傲,青年人不悟到这一点,恐难成“正果”。我想杜月涛懂得这个道理。以后的路很长,要靠杜月涛自己一步步地走,这是一条不平坦而且是荆棘丛生的崎岖小道。

  1994年12月16日于北京中央美术学院

    杜月涛

    杜月涛 1963年生,山东省淄博市人。自幼在祖父的引导下博通经史,与书无所不窥,受家学之影响为日后他在中国画学习和创作上打下了良好的国学基础。1985年,杜月涛先生的绘画作品开始在全国及国际重要报刊上连续发表,已出版有20余部个人画集和评论集及学术专著。他先后于浙江美术学院(现中国美术学院)山水画专业和书法篆刻高研班、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硕士研究生和首届中国画写意高研班及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画名家班、北京大学中国哲学研究生与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博士毕业。杜月涛先生自上世纪80年代进京工作至今,曾先后任职于国家文化部《文化月刊》编辑记者、中国诗书画研究院研究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文艺部主任等职。其作品在1994年中国政府文化代表团访问澳大利亚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部长刘忠德先生作为国礼赠予澳联邦政府文化官员。

  杜月涛先生画展也多次于中国国家博物馆(1989年、1999年)、首都博物馆(1991年)、桂林市展览馆(1992年)、吉林省革命博物馆(1993年)、中国军事博物馆(1997年)、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1998年)、炎黄艺术馆(2003年)、中国美术馆(2000年、2005年)、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2009年)等地展出。

  1982年,作品《牡丹图》入选周村区文化局举办的迎春画展。

  1989年,作品《旋律》入选北京市美术家协会主办的“庆祝建国四十周年”美展并于中国美术馆展出。

  1991年,作品《鸣春图》被首都博物馆收藏。

  1999年,作品《荷塘秋趣》入选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的“庆祝建国五十周年”展览获优秀奖并于2000年出版《华人画家、书法家、诗人作品联展大奖典藏集》。

  1999年,作品《莲花颂》参加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的庆澳门回归艺术大展并入选《庆澳门回归马万祺诗词选粹书画作品集》。

  1999年,作品《秋律》参加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纪念张大千诞辰100周年”展览并收入《华人书画名家精品展作品集》。

  2000年,作品《梅花图》、《果实》入选《庆祝鲁迅文学院建院50周年全国著名书画家集》。

  2005年,作品《秋熟自然红》入选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与中国国家画院举办的“国际华人诗书画印艺术大展”并获银奖。

  近年来,杜月涛受聘于国内外多所知名大学做兼职教授。先后为菏泽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传媒大学等教授书法绘画、国学和哲学,以实现他提倡的“继承我传承”、“作名画不做名人”与“技与道知与行合一”的艺术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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