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中的生命和历史

　　观今人书法，常有躁意浮动纸面；观古人之书，总有蕴藉沉潜其中。木心说“从前慢”，这一种生命的优雅底色，却已经随着古典社会形态的远离而一去不返。谁也无法揪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面，谁也无法脱离时代的漩涡躲进孤岛，只是，当我们面对一幅幅古人书法，内心里总会泛起遥想，想知道挥洒这一片或气定神闲或龙飞凤舞的人，究竟有着怎样的生命底色，想知道他生活的时代又有着怎样一种独特气息。

　　很幸运地读到了白谦慎先生的《傅山的世界》，此书还有一个副题：“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书的着眼点，自然是书法史意义上的重要课题，即清初碑学的兴起。中国文字的最早字体，是篆类字体，秦代以前的文字（除秦隶外）可统称为篆书。到了汉代，隶书取代篆书成为日常主要使用的文字。到了钟繇和王羲之生活的魏晋时期，篆隶在日常书写中基本被正、行、草三种字体所取代。随着这些新字体的兴起，篆隶变成了古字体。所谓碑学兴起，傅山等清初书法家追溯的书法本源，就是篆隶这两种比王羲之优雅的法书传统更久远的古代字体。这种古代字体多刊刻于山崖石碑，碑学之名由此而来。

　　在阐述碑学兴起的原因时，白谦慎先生指出，清初“学术思想界的领袖人物为考证经史而提倡金石学，他们的好尚无疑促进了书法家们对古代金石书法的重视”。学者们对金石学的提倡必然伴随着访碑活动的频繁，“清初学者最常造访的大都是汉唐之间的石刻。而在北方诸省中，山东境内存有大量汉代和六朝的石刻；河南洛阳一带富于北朝石刻，而陕西西安附近则保留了大量的唐碑。古代碑刻集中的地点，如泰山、孔子的故里曲阜、任城（今在山东济宁），自然成为访碑者的必到之地。”学者们访碑，进而拓碑，拓本流传出来，书法家们才有机会临习碑文，如此，碑学的兴起才有了实际的条件。

　　那么清初的学者为何热衷于访碑活动呢？白谦慎先生认为，个中缘由，自然是明清之际的时代巨变。满清异族入主中原，大量明代遗民不愿仕清，但又无力反抗，访旧时之碑，抒黍离之悲，成为他们自然而然的举动。如书中所写，顾炎武是清初这类遗民的典型。在1650年与1660年，顾炎武曾十多次拜谒南京与北京的明代皇陵，尤其是南京的孝陵（明太祖与马皇后的陵寝）和北京的长陵（明成祖的陵墓）。1660年，当他第七次造访孝陵时，写下了《重谒孝陵》一诗：“旧识中官及老僧，相看多怪往来曾。问君何事三千里？春谒长陵秋孝陵。”如张炎在蒙古人攻占南宋京城杭州后所写“故国已是愁如许，抚残碑，却又伤今”，在顾炎武等明代遗民的诗中，读碑与凭吊朝代兴废之间产生了不可分割的情感联系。

　　身为著名书法家，傅山身处明末清初这样一个时代，自然会受到时代的影响，何况他本人，就拒不仕清，即便康熙皇帝为了拉拢汉族知识分子，设博学鸿儒特科考试，傅山推脱不过去了京城，最后还是在京城边上托病，不参加考试。他最后的岁月，是在深山里度过的。然而傅山自己可以不仕清，却无法阻挡别人仕清，而傅山本人的生活甚至人身安全，很大程度上也有赖于仕清汉族官员的帮助。仕清汉族官员之所以愿意帮助傅山这样的遗民，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弥补自己对前朝的道德愧疚。在卖字为生和与官员们的交往中，名重一时的傅山也不得不写一些“应酬”之作。书法家本人的心路历程和艺术变化，在作者的抽丝剥茧中变得清晰明了。

　　《傅山的世界》容纳的信息，远非这一篇区区小文所能转述，书从晚明的社会形态开始写起，从尚“奇”的晚明美学、古代经典权威的式微、文人篆刻对书法的影响等等方面娓娓道来，涉及了时代巨变前后社会、经济、文化、审美等诸多方面的变迁。如书中所言，清初学者热衷金石考据，是想正本清源，重塑道德文章，他们认为晚明社会市井娱乐之发达、对经典之随意篡改，是明朝覆亡的重要原因，顾炎武就曾说“万历间，人多好改窜古书。人心之邪，风气之变，自此而始”。与之同步，书法在晚明的奇特性和创造性也日渐收缩，直至碑学兴起。如此，历史、社会、文化、学术、艺术如漩涡转动，一个书法家和他的作品，也在这大背景下呈现出了其缘何如此又必然如此的生命和艺术的密码。

　　如此，一本讲书法的书，也变成了一本我们了解明末清初文人风骨，了解那个时代历史情境的极好读本。其中文人之无奈与风骨，尤令人一唱三叹。书中写到，1671年，64岁的傅山携孙子傅莲苏登泰山，谒孔府、孔林后，写下《莲苏从登岱岳，谒圣林归，信手写此教之》一诗，其中有句曰：“小书不屑读，小文焉足营！凌云顾八荒，浩气琅天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