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现象，在我们观看当代艺术——包括但不仅限于行为艺术时，经常听到这样的问题——“艺术家想说明什么？他想表达什么？”每次都让我感觉到难过。为什么我们非要像应试教育时总结段落大意中心思想一样，希望世界有一个明确而单一的答案？他所想说的一切，使用的是他创作的那种语言，为什么我们非要让艺术家用文字说明“思想内容”而不能用自己的眼睛去看、用自己的大脑去思考、自己去感受？或许是行为的可视化呈现，或许是人际关系的平面化，或许是逆行与退化，或许就仅仅是个游戏，只要它引发了你的某种思考或者感受，就是成功的作品。

　　“每个人都总是在问行为艺术究竟在传达什么意思。但其实看不明白也是正常的。这就像爱一样，你不明白为什么你会爱上一个人，但你是可以感觉到的。行为艺术需要勇气才能实现，艺术正如同爱，我认为这其实是一回事。”乔纳斯·斯坦普说。

　　关于“情绪与随机”

　　行为艺术中的情绪性体验非常明显，当然临时变化也是最多的，当天的天气、人群、道具、艺术家的情绪……一切都可能产生作品最终形态的意外，因此每一次行为艺术都不可复制。因此，乔纳斯把它比喻成“爱”。

　　艺术节开幕之前最后一次遇到乔纳斯时，他告诉我中国艺术家肖鲁的作品叫做《站在路中间》，“应该是一个持续长时间的室外作品”。但当艺术节进行到最后一日，肖鲁带来的作品却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黑暗的室内，有八十多个方形的蜡烛，肖鲁点燃一个，又点燃一个……她递给在场的观众，点点烛光在黑暗中闪烁。观众上前，一起点燃地上的蜡烛，并手捧着它们。肖鲁捡起地上最后一根蜡烛，凝视许久，把它“砰”的一声砸到墙上，紧接着观众们手中的蜡烛也纷纷砸了出去，地上一片熄灭的蜡烛。最后，一个女孩手捧点燃的蜡烛走上前来，把它放在地上，肖鲁弯身捧起这个蜡烛走向大门，观众紧随着，其中还有些烛光。门开了。

　　这个作品叫《开关》，肖鲁说“开关”在她人生中是个非常离奇的经历，所以灵感由此产生。这件作品直到进行时还出现了变数，她说：“最后有一个情节让我挺感动的，最后我从一个观众手里接过一个点燃的蜡烛。之前以为观众们会把蜡烛全都砸灭，居然有一位观众没砸，自己把一根点着的蜡烛放在地中间。这个情节我没想到的，但这个情节非常好，所以我把这个蜡烛捡起来走向门外，走向作品的结局。”

　　熟悉当代艺术史的人都知道，肖鲁的许多作品带有强烈的反抗性和爆发力，包括这次率领大家把点燃的蜡烛扔出去，也充满了情绪的宣泄，但是现场发生的这样一个小小的意外，改变了整个作品的基调——一朵被保留下来的红烛，让作品变得温情、唯美，是出现在暴力宣泄之后的救赎。而这种意外的互动也改变了艺术家原本的构思——她最终选择捧起最后的蜡烛走向光明，让作品出现了一个不一样的出口。这或许是行为艺术最吸引人的一点——观众可以真实地参与到作品中，而不仅仅是围观或者变成道具。

　　对话

　　中国仍然存在着理想主义的价值观

　　关于“性别对话”

　　信息时报：为什么今年的主题会被定为“性别对话”？

　　乔纳斯：之前我已经注意到，中国在性别对话方面，有一些值得关注的现象，近几年来，我觉得这个议题越来越值得探讨。而且今年我们遇到了肖鲁这位非常著名的女性主义艺术家，我觉得是时候了，非常有必要对这个议题开展讨论。

　　信息时报：现场似乎并非所有的作品都与此有关？

　　乔纳斯：我们不会限制艺术家一定要带来关于性别平等或者女权主义的作品，但是因为我们把这次艺术节的名字叫做“性别对话”，所以是由西方的艺术家和东方的艺术家，大家坐下来一起探讨在他们眼中男性和女性的角色分别是怎么样的，看看两性之间要如何真正相互理解、共同成长。同时还会有艺术家跟观众之间的互动，大家平等地坐下来讨论这样一个议题。所以关于性别平等跟女权主义这样的话题，并不是只与女性有关，其实男性和女性应该都参与进来，不能只是“阴”或者只是“阳”。

　　信息时报：有时候，人们——尤其是男性，会比较容易地认为女性主义只是女人在为自己争取更多的权益，从而采取一种抵触、对抗的心态，对此你怎么看？

　　乔纳斯：我们不应该对抗，男性应该与女性一起走。我和肖鲁也曾经讨论过这个问题，她也认为，男性应该主动去支持这样一个议题，两性的共同成长与成熟，才是好的未来。

　　信息时报：在中国，这个有些困难，即使许多精英阶层的男士，说到女性主义的问题时也很不愿意交流。

　　乔纳斯：其实这个问题在世界上所有国家几乎都存在，就算是在欧洲也一样。这是时间的问题，需要持续的时间，而且需要突出去关注与讨论。情况的好转不会发生在明天，但是我想，三十年后会有机会实现。新一代人的想法会产生一些改变，但是，我们这一代人必须作出一些事情去推动局面的改变。

　　关于“持续”

　　信息时报：5年或者10年在中国的语境中是一个可以回顾和总结的时段，今年“广州·现场”走到了第五个年头，在这五年里，你所观察到的中国行为艺术总体的趋势是怎样的？您看到了一些什么被改变的东西？

　　乔纳斯：可能我的观察有限，艺术跟可以立竿见影提高GDP的经济计划是不一样的。艺术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够深入人心。以我在法国做展览的经验来看，普通法国人也不会主动接触行为艺术，但是经过被行为艺术所包围的这些年时间，他们已经对这种艺术形式熟悉了。他们会开始去感受到一些东西。此外，亚洲与欧洲所面临的问题是不一样的，在中国对行为艺术的理解似乎跟西方有所不同，过去，在中国有一些行为艺术家用类似丑闻的事件作为他们行为艺术的载体，以引起媒体关注，也引起社会的厌恶心理，这自然是一件不好的事情。欧洲艺术家的作品可能会更注重人性心灵的东西，或者更注重语言本身的问题。我们的国际行为艺术节，想要让世人知道行为艺术并不是“极端”的代名词，行为艺术可以是一种非常乐观的、非常诗意性的艺术表达。

　　信息时报：小洲村曾经是一个传统的珠三角渔村，但是由于城市改造引起了功能变化，让这里逐渐成为艺术家、艺术从业者以及创意小店的聚集地，国际行为艺术节进入这里之后，这些年来是否对本地的村民带来了一些改变？

　　乔纳斯：在探讨艺术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觉得应该将人和艺术融合在一起，才能真正有所触动与感受，这就是我们想通过行为艺术为大家做的。比如说，小洲村的一个普通村民可能并不会去美术馆、博物馆看展览，但是自从我们在这里办了艺术展之后，小洲村的村民会主动地去探讨行为艺术——或者他们看不懂，但起码会去讨论它。而且在小洲村附近的这些人，他们也会提上茶余饭后的一种论点，所以这可能是变化之一。

　　其实我听不懂中国话，也没有办法直接和村民交流，但我想重要的不是我们需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或者取得怎样的结果，重要的是我们把它拿出来讨论而不是掷在一边。

　　关于“行为艺术的未来”

　　信息时报：最近几年来，在全球范围内行为艺术好像已经不是一个前卫的艺术方式，在国内一些曾经以行为艺术出名的艺术家和策展人也已经脱离了这个范畴。为什么你要一直坚持呢？

　　乔纳斯：这个问题的根源可能在于艺术家。无论中国外国的艺术家都很难仅用这样一种艺术形式来支持他们的生活，在西方七十年代的时候这样一种行为艺术形式也非常流行，但是到了八十年代很多艺术家都退出了，因为他们无法支撑他们的生活。在中国也是一样，很多好的行为艺术家其实已经转行，去做一些可以卖钱的作品，但是中国与外国不一样的地方是中国仍然存在着理想主义的价值观，而在西方已经比不上中国这样的一种价值观了。中国的理想主义仍在蓬勃发展，而行为艺术作为一种概念性的、意识上的一种艺术形式，理想主义是非常重要的一种特质，我想，行为艺术的未来可能是在中国。（冯钰）

来源:信息时报责任编辑:易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