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秀画家被晋京水土不服吗

方向 《故宫御花园》

王璜生 《风雪当歌》

赖少其 《九华天台》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以地域划分各种画派的传统，而在当今，地方最优秀的画家可能都会因“一纸调令”而统统变成北京画家。日前，著名艺术评论家陈传席“炮轰”国家画院用行政手段将地方优秀画家“一网打尽”的做法，认为这严重破坏了艺术生态的健康发展，更是美术教育的灭顶之灾。优秀的画家究竟应该扎根基层还是被调进京？本期品味，且听相关人士分析其中利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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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名艺术评论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陈传席——

　　“一网打尽”各地优秀画家

　　美术教育面临“灭顶之灾”

　　我听最大的画院院长夸下海口，要把画院“做大做强”——但他又没法依靠自己的力量“做大做强”，只能从地方调人才，号称要把全国最优秀的画家“一网打尽”。这几年，各地优秀的画家几乎全被调到北京，一流的调光，二流也已经调得差不多了。这么做唯一的“好处”是某些人有了“政绩”，但贻害无穷，其中最为严重的是对地方艺术教育系统的破坏。

　　以前的大画家，徐悲鸿、林风眠、蒋兆和、李可染、傅抱石、潘天寿等都在大学里任教。新中国成立之前，我们是把社会上的优秀画家吸收到教育系统里。但现在，地方的美术院校，除去年龄太大已经退休的以外，一流、二流画家都调到画院来了。教育的墙角被挖空了，美术教育面临灭顶之灾。

　　各地自然形成的领袖级画家全被调到了北京，美术家协会、地方画院换届后，没有一流画家做领袖，但又必须选出一个头领，所以谁也不服气谁。在新中国成立后、“文革”前的一段时间里，潘天寿任浙江美协主席，傅抱石任江苏美协主席，石鲁任陕西美协主席，赖少其任安徽美协主席……有谁不服气的？哪像现在地方的美术领袖，没有分量压不住场，风一吹就乱。而被调到北京来的画家，绝大部分水平都在退步，因为一个优秀画家的成长，和他的地域文化背景有密切联系。

　　这次全国美展水平明显下降，也是把优秀画家都调到北京来的恶果之一。在地方的时候，他们的生活、创作都是安逸、舒适的。想在全国打响，他们就要持续不断地努力。而现在调到北京的“最高艺术机构”，他们就麻木了。北京的房子那么贵，那就多画点商品画努力赚钱吧，哪还有动力在创作上更进一步？

　　如果当年王洛宾没有去西北，这个世界上不会有那些传唱千古的西北民歌；刘文西二十多岁到了黄土高原，才有了他笔下那些大气、浑朴、忠厚的老农形象。我问过很多成功的画家早年是怎么学画的，回答是当年有很多优秀的画家下放，所以有机会向他们学习。可见，走向基层的画家，不仅成就了自己，也影响、带动了更多的人。

　　在我看来，发展中国美术，理应把上层的艺术家下放到基层去，而不是把优秀的艺术家都调到北京来，养在高级画院里。这样做，有百害而无一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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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美协副主席、广东省文联主席、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生导师 许钦松——

　　什么地方长什么树 艺术生态应被尊重

　　两年前我在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曾经提交过一个关于“建设美丽乡村”的提案，其中提到一个问题：一些大城市为了绿化景观，从乡下挖大量的古树到城市里栽。我不知道存活率有多少，其中有不少很可惜地死掉了。而且从农村把古树弄到城市非常劳民伤财，有时候甚至要专门开一条路。一棵大树被挖走了，不仅会破坏农村区域的小生态，同时也“挖”走了几代人共同的温暖记忆，造成了很多乡亲、游子的情感失落。所以我认为应该尊重自然生态，尊重民心所向，挖古树的事情还是少做为妙。

　　艺术生态很大程度上和自然生态有相似之处。艺术其实有自己的“根系”，而艺术家就像一棵棵树，在哪里生长，就带着哪个地方的文化特质和基因。红线女可以进京演出，但把她调到北京去合适吗？这样的人才引进有多少意义？我有些怀疑。当然，我们也不能说地方的艺术家就得老老实实地在老地方待着。齐白石57岁才跑到北京去，如果那时有人强迫他留下，就没有日后的齐白石了。可见北京作为文化中心，确实具有某种强大的塑造人才的能力。就是说，人才的自然流动是必要的，但如果某种人为的操作过于强化了某种倾向，那一种正常的流动可能就变成了过于激烈的河流，造成了水土流失，恐怕承载不了任何东西了。

　　相关人士在制定政策的时候，我认为不要过于强化中央和地方的区别。全国应该是一盘棋。北京是首都，是整个生态系统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但它终究不能概括所有。我们不要过于强化行政命令对文化艺术生长的指引。什么地方长什么树、开什么花，自然的生态和艺术的生态都需要得到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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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名艺术评论家 梁江——

　　割裂艺术血脉进京

　　有可能是南橘北枳

　　把人才调到北京，表面上增强了某些艺术机构的创作实力，实际上营造的是一种“假象”。这不是“出人才”，而是“拉人才”，利用的是单位的、体制的优势。表面上真的“做大”了，但只是一个“大摊子”，而不是一种有气度、有品质的真实的“大”。

　　调进京的艺术家，发展反而不如在地方时好，也是某种程度上存在的事实。虽然从地方到北京，级别上去了，但在人才济济的京城，艺术家实际发挥的余地反而变小了，而且还隔断了和生活、和自己生长的地域的联系，水土不服时有发生。

　　北京的艺术圈体量大，各种展览、学术研讨的机会非常多，汇聚于此的艺术家、文化人的学术涵养、创作水平也比地方更高一筹，所以北京对于全国各地的艺术家具有吸引力是很正常的。我也不反对艺术家进京，但我反对采用这种行政调动，然后放在某个机构“豢养”起来的方式。我认为更合理的方式应该是：在公开的平台上，考试、竞争、选拔。这才能最大程度激发人的潜能，发现真正的人才并使其得到真正的成长。我们应该提供一个正常的人才流动空间，既不是用行政的手段把人永久地拴在一个地方，也不能用体制的力量把地方的人才“一网打尽”。

　　而对于想要进京的艺术家，我能给出的建议是：北京确实有更大的空间，但离开故土来到这里也意味着你要放弃不少原有的东西，每个人都要权衡得失，考虑清楚。如果符合自己艺术追求的方向和理想，那么去北京应该是一件好事；如果以舍弃原有的资源优势、割裂艺术血脉为代价进京，则有可能是南橘北枳。

　　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画院画家 方向——

　　进京视野更加开阔

　　创作没有水土不服

　　我是2010年调到北京的，当时大部分人都很支持我，少部分人劝我不要走，主要是从功名上权衡吧，觉得我在广东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去了北京不一定有那么好的待遇和发展机会。我是抱着最坏的打算去北京的，因为我觉得作为艺术家还是应该多游历，否则视野会过于狭窄。我是汕头人，长大之后到广州求学，毕业后工作、生活也在这座城市。广州是一片比汕头更大的天地，这里丰富的信息、更多的良师益友让我进步很快。但在这座城市待了二十多年之后，我觉得还是应该让自己的视野更开阔一些，所以我去了北京。

　　我调进的单位是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画院，这个机构应该算中国顶级的文科研究机构。在这里，我可以和来自全国最优秀的画家以及其他科目的优秀人才切磋，如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红学专家周汝昌等。这个环境能让我的绘画视角接触到更广阔的天地。不仅为我画风的“南北交融”提供了可能，也更利于我吸收传统文化。

　　北京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全国各地优秀的人才在这里汇聚。它能够提供更多的资源，以及和优秀人才思想碰撞的机会，这都是地方无法企及的。北京现在画画的圈子里，五湖四海的人都有，北京本地的其实很少；历史上很多北京的大画家其实都是南方人，比如徐悲鸿、齐白石、蒋兆和、李可染、黄宾虹……他们如果不来北京，或许就不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绩。

　　但北京也有它的问题。比如，北京的各种机会特别多，可能是地方的几十倍，这是一件好事，但也有可能是件坏事：有时候你会发现自己很难静下心来画画，没法安静做学问，所以一些优秀艺术家来到北京反而创作水准下降了。十几年前也有一些艺术机构想调我来北京，我当时拒绝了，主要也是怕这个。但当我真的来到北京，反而觉得这不是个无法克服的问题，主要还是看个人。对我而言，就是在北京慢慢学会拒绝，北京虽然很喧嚣，但我可以拒绝这种喧嚣。北京其实很兼容，你可以选择不同的生活方式而同样受到尊重。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平稳的心态，这就得看个人的修为。

　　五湖四海的画家都调到北京来，画风会不会渐渐趋同？这也是我曾经考虑的一个问题。北京的自然环境和广东很不一样，天空是灰灰的，太阳一旦出来光照很强烈，不像南方的日光，柔柔的，似乎有水分一样，我的画慢慢就会反映出这种变化。墨会浓一点，该留白就留白，不像在南方的时候渲染会多一点，比较温润。我的画风融合了北方的一些地域特质，但总体上和北方的风格拉得比较开。如果未来真的太接近，我也会有意保持距离。

　　北京到广东，空间距离其实不算远，这种改变可能会使艺术家的风格有所改变，但我觉得改变不了太多。我觉得人的“第一口奶”、在哪里成长特别重要。从这个意义上说，广东是我的根系所在，这个不会变，就像我的潮汕口音不会改变一样。

　　来北京四年，除了吃饭的口味上有些不习惯之外，总体而言我还是很喜欢这座城市，没有觉得“水土不服”。在老家，种菜、种瓜，都得在长出苗来之后移到另外一个地方继续培育。我从潮汕到了广州，又来到北京，其实都是同样的道理。（记者 金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