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建军花了几天时间细细读罢《檀香刑》，认为不仅并不像某些人说得那么好，而且还有很多问题，便写了题为《是大象，还是甲虫》的长文，指出莫言小说语言存在“不伦不类的文白夹杂”、“不恰当的修饰及反语法与非逻辑化表达”、“拙劣的比喻”和“叠床架屋的冗词赘句太多”等四个方面的问题，并表示对不分“的地得”尤其不可忍受，认为莫言小说语言经不起推敲，不是一流的汉语。

　　《檀香刑》是莫言的代表作之一，发表于2008年，曾引起文学界热议。小说以1900年德国人在山东修建胶济铁路、袁世凯镇压山东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仓皇出逃为历史背景，讲述了发生在"高密东北乡"的一场兵荒马乱的运动，一桩骇人听闻的酷刑，一段惊心动魄的故事。

　　在鲁迅文学院的一次研讨会上，李建军指出:“莫言的语言粗糙而生涩，常犯语法错误，这说明他在文体的经营上，过于随意，用心不够。”对此，莫言如此反击:“成天只是调侃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东西，未免太无聊了吧。”

　　莫言毕竟不是批评家，在反驳时漏洞不少。李建军在《宁静的丰收——陈忠实论》里对陈忠实一点也不留情，根本不存在“两个标准”问题;而“不人不鬼，不阴不阳，不男不女”是评价作品人物，而不是评价作家，显然不是人身攻击。

　　作家与艺术家，对待文艺批评应持平常心。批评家充当的是“剜烂苹果”角色，如果每剜一个“烂苹果”都要得罪一个作家或艺术家，如何能让文艺批评环境得以健康?李建军对莫言的批评出于“孤石成山”的批判精神，他将莫言和诺奖捆绑在一起批评：“莫言的创作并没有达到我们这个时代精神创造的最高点。他的作品缺乏伟大的伦理精神，缺乏足以照亮人心的思想光芒，缺乏诺贝尔在他的遗嘱中所说的‘理想倾向’。他的写作固然也表达了他对生活的不满甚至恨意，但是，在这种常常显得极端的情绪性反应的背后，你看不到多少升华性的力量，反而看到了对性、暴力等消极心理和行为的渲染。在他的作品的内里，总是漫卷乖戾情绪的乌云，总是呼啸着诡异心理的狂风。他的作品也许不缺乏令人震惊的奇异效果，但是，缺乏丰富而美好的道德诗意，缺乏崇高而伟大的伦理精神，缺乏普遍而健全的人性内容。”

　　针对这些论点，李建军均进行了详细分析，并举出论据予以佐证，并未使用“滥”“烂”之类武断、攻击语言，显然属于正常的文艺批评。

　　不妨通过李建军和莫言的争执，分析如何改善或和谐批评家与作家的关系。李建军认为：“首先应该是一种对话甚至对抗关系。这种对抗是必要的，因为，只有经过对抗，我们才能及时发现问题，才能最终使我们的文学生态环境更加正常，更有利于文学的发展。”

　　莫言将“对抗”式批评家比喻成狗鱼:“渔民卖鱼的时候，给每个装鱼的桶里放一条狗鱼，鱼就死得少了。因为，狗鱼追得其它的鱼不停地跑，它们就会呼吸到氧气，就不会死了。我们需要‘狗鱼’一样的批评家。北京有个李建军，上海有个郜元宝，都是狗鱼批评家，都是我们需要的。如果批评家没有狗性，那就不是批评家了，那就连狗鱼都不如了。”

　　有人从这段话里读出嘲讽与不屑，但从“正面解读”，似也无懈可击。由此想到，批评与反批评如何共存?关键是批评家与文艺家要相互尊重、相互包容。钟惦棐和谢晋堪称批评家与文艺家关系的楷模，值得我们今天学习和效法。“两个老头于葡萄架下对酒当歌，他们都是酒仙，推心置腹，无话不言。但是他们到了研讨会上，却是不留情面，刺刀见红。比如，钟老在《谢晋电影十思》中就入木三分地做出了‘时代有谢晋而谢晋无时代’的评价……”只有当大家都认为李建军和莫言并没有结梁子，并无个人恩怨时，才可能等闲看待文学批评和反批评。什么时候他俩也坐到葡萄架下喝酒，那才是中国文学界乐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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