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种礼乐教化的传统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所变化，但传统儒家对人格养成却一直延续着重视从感性入手、注重情感体验、实现教养内化的原则。所谓“潜移默化”“陶冶性情”“怡情养性”等，都是不脱离感性、不断深化感性、持续提升生命境界的教化方法。这个原则和方法植根于一种信念，就是人格教育的内在性。孔子曾言：“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这里从“知”到“好”再到“乐”的层层递进，恰恰是一个由外在性向内在性递进的过程。对于道，只有“有所得”，也就是内化了，才会有“乐”，这是发自内心的。也就是说，要教化人，仅仅使人知道一些道理是不够的，而是要使人心悦诚服地接受这些道理，内化于心，并以听闻和践行这些道理为快乐，这才算是达到了目的。

　　《郭店楚墓竹简》中讲，“型于内谓之德之行”,还说 “教，所以生德于中者也”，十分强调把外在之理转化为人的内在之性，这是儒家突出教化内在性的又一经典表述。《礼记·大学》中讲“正其心”“诚其意”，也十分强调教化的体验性和内在性。到了明代，出现了王阳明的心学，这种学说虽然并不突出讲诗教、乐教，但十分强调人格修养的体验性，就是以直觉的方式，去除私欲杂念，恢复内心的纯净，唤起自发的良知。这种以感性的方式使教化深入人心，使之内在化，形成了中国传统教育的十分重要而独特的思想和实践，而这种思想和实践在一定程度上是美育的。因此可以说，中国是具有深厚美育传统的国家。

　　正是因为我国有如此深厚的美育传统，所以在20世纪初叶，有王国维、梁启超等国学大师倡导美育，有蔡元培等一批教育家倡导美育。他们所讲的美育，绝不仅仅是唱歌、作画和演戏，而是要以健康高雅的美和艺术来拯救人心，改造国民性，培养高尚的人格。

　　1919年5月10日，辞去北京大学校长一职的蔡元培，从天津站乘车南下，登车时，遇见熟人，有一段问答，颇能说明蔡元培研究美学、倡导美育的真实意图。蔡元培说，他辞职离校，是不得已而为之，主要是为了保全“无辜之学生”，有人问他“此后作何计划”，蔡元培回答说：“我将先回故乡视舍弟，并觅一幽僻之处，杜门谢客，温习德、法文，并学英语。以一半日力，译最详明之西洋美术史一部，最著名之美学若干部，此即我此后报国之道也。我以为吾国之患，固在政府之腐败与政客军人之捣乱，而其根本，则在于大多数之人皆汲汲于近功近利，而毫无高尚之思想，惟提倡美育足以药之。”这是蔡元培在经历了时局大变故之后，针对“大多数之人”的国民性而言的。在他看来，“汲汲于近功近利，而毫无高尚之思想”是国民最根本的毛病，而这个毛病要从美育入手来医治。这种认识并不是蔡元培一时的感想，而是他一以贯之的思想，而且也不是他一个人的想法，而是当时诸多研究美学、倡导美育者的共识。

　　正是基于这种美育的深厚传统，在世纪之交的中国，美育逐渐上升为国家意志，被列入国家教育方针，“美育”还经常出现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重要文件中。不仅写入2013年11月颁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而且在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还转发了《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在这个文件的开头关于美育性质和作用的表述，也十分鲜明地继承了中国美育传统：“美育是审美教育，也是情操教育和心灵教育，不仅能提升人的审美素养，还能潜移默化地影响人的情感、趣味、气质、胸襟，激励人的精神，温润人的心灵。”这里，美育被十分清晰地定位于人格教育，且特别关注道德人格的养成。而在关于学校美育工作的总体要求中，明确提出“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学校美育全过程，根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厚土壤，汲取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引领学生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念、陶冶高尚的道德情操、培育深厚的民族情感”，进一步明确了学校美育与道德人格培养的内在关系。一个国家如此重视美育，如此重视美育和德育的融合，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

　　美育作为偏重感性方面的教育，当然不仅仅与德育有深刻的内在关联。然而，强调美育在培养学生道德人格方面的重要作用和任务是中国美育思想和实践的优秀传统，值得我们继承并发扬光大。（作者杜卫）

来源:中国教育报责任编辑:简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