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以载道陶然其间——龚望与陶

文章来源:天津美术网时间:2018-11-16 15:04

龚望小像。（著名画家张佩钢作）

2018年11月16日，学者刘镪在龚望三古传薪研讨会上发言。

器以载道陶然其间——龚望与陶

刘镪

今年是龚望先生逝世十七周年。龚望先生故居在红桥区西沽桥口街24号，其后人在整理故居旧物时发现了一袋古陶残片及刻于加工过的古陶片上的四十余方印章。据龚望先生的哲嗣龚绶先生回忆，这些古陶残片出自宁河大海北村的战国——汉代文化遗址，而四十余方印章系龚望先生于上世纪70年代初指导弟子们所刻的习作，距今已近半个世纪。由此使人联想到龚望先生的古陶收藏，作为一代书法大家、收藏大家和文化大家，龚望先生在文化艺术领域有着多方面的学养和造诣，其爱陶、藏陶、读陶、用陶，与中华陶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对其在书法、篆刻艺术及艺术教育、文脉传承方面成就的取得产生了重要影响。

藏陶

陶为华夏先民最早的文明创造与载体之一，早在新石器时代，先民即以红陶、黑陶、白陶、灰陶、彩陶制作容器、乐器、劳动工具及单体雕塑。自先秦时代始，陶制砖瓦作为构件大量用于建筑，有着丰富遗存，尤以颇具审美价值的“秦砖汉瓦”为著。自此以下，尚有陶砚、陶俑、陶造像等品类。自古以来，中国文人对陶质器物情有独钟，乐于收藏和研究。

龚望先生藏陶包括整器和残陶，其中整器或整器拓本有汉瓦当、汉陶壶、晋陶罍、六朝砖像、唐善业泥造像、黄立谿手制澄泥砚、清杨法篆古陶砚、小绿天庵写经砚等。

龚望先生在古陶拓本上多有题跋，同时还抄录原藏者的题记或加按语，详细记载了器物的藏者、来源、收藏时间和过程等以及相关的历史文化信息。其在所藏汉陶壶拓本上题有“吴子苾先生藏器，船生流寓津门，善价鬻于定海方氏，后归四宁草堂”，记录了此器经由金石学家吴式芬、船生（未详待考）、收藏家方若直至龚望先生这一流传脉络，可谓流传有绪。

汉匋壶

题黄立谿手制澄泥砚拓本：“沽上周月东先生故物，后归四宁草堂”，并于拓本上抄录了砚匣上的题记：“立谿先生手制澄泥砚，庚申（1680年）岁阑行弔城东，于冷肆得之，时囊中仅青蚨廿九，而售者偏索三十，缺一不可，幸邻肆翁代尝一文，始携归。汲水涤洁，置我七峰草堂，与诸名砚联几共龛，正所谓缺一不可，喜可知也”，记述了清代津门诗人周焯幸得黄宗炎手制澄泥砚的详细经过及喜悦之情。据梅成栋《津门诗钞》记载，周焯喜好收藏，“所藏多古帙、名书画、金石、彝鼐”，而关于周氏藏砚则只记载了周氏偶得宋代谢枋得桥亭卜卦砚（现藏天津博物馆）之事：“尝从野寺得砚污泥中，浴之，则宋谢文节公卖卜砚也。爱以为宝，遂名其集曰《卜砚山房集》。”《津门诗钞》又引金铨《黄竹山房集·破砚》：“周七峰有佳砚，忽堕为数片，粘好如一”，可见周氏藏砚不止卜卦砚一方。砚匣题记提到将澄泥砚“与诸名砚联几共龛”，足见周氏好藏名砚，这一点《津门诗钞》并未明确提出。题记中还有黄宗炎为得此砚而作铭文：“出城东，雪意浓。有神遇，立谿翁。弟石田，兄太冲。三贤萃，七峰缺一乌可从。磨我青鳞髓，奋笔写孤忠。”据此可以推测，周氏可能同时藏有黄氏兄弟三人（黄宗羲、黄宗炎、黄宗会）的砚台。其题小绿天庵写经砚拓本：“研本沽上王氏幼璋故物，后归李叔同。叔同先生薙染前，尽以所藏金石书画分贻友好，此砚不知谁属，今则沦落荒摊冷市间，于无意中得之，信因缘之胜，殆有不可思议者。癸巳（1953年）花朝后二日迂公识于四宁草堂灯下。”又抄录六舟和尚遗诗：“行脚秦中，于未央（宫）故址捡得残匋一片，归而斫为研，以小瓷钵嵌其上，古雅可爱，因题二十八字：一叶残匋出未央，山僧拾得压经箱，为写华严八千偈，墨香冉冉到方塘。”此诗与砚侧题刻“大云老衲六舟所制”印证此砚为六舟和尚以汉陶加工而成。其他标明原藏家的尚有题汉“马氏万年”瓦当拓本：“旧藏陈公寿卿，展转流于沽上”、题汉“长生无极”瓦当拓本：“旧为匋斋所藏”等。

黄立谿先生手制澄泥研拓片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在宁河发现多处战国至两汉时期古文化遗址。其文化遗存多为夹砂红陶、夹砂灰陶、泥质陶的器物以及建筑构件。1972年，正值文革期间，在极其特殊的历史年代和交通不便的条件下，龚望先生曾与友人乘坐机动三轮车前往宁河大海北村踏访，拾得数十片残陶，归后形成的一个重要成果便是一册《宁河仿古》，该册由龚望先生手拓、装订、题签，共收古陶拓片二十张，其中一部分以朱笔写有考证文字，涉及年代、形制、文字、纹饰等方面，钤有“大迂手拓残陶”、“道在瓦砾”、“稀有之物”等印。

读陶

龚望先生的读陶方式有两种：一曰赏读，一曰解读。赏读即以古陶为审美对象，晤对之时获得精神愉悦，如题汉陶壶拓本“花纹爽利，土锈斓斑，列之几案作汉画读，洵乐事也。”而龚望先生做得更多的是解读。作为学养深厚的书法大家、收藏大家和文化大家，龚望先生多以拓本题跋的方式对古陶进行了多方面的解读：

对于文字的考证和解读。龚望先生青年时代就读于崇化学会和国学研究社，打下了深厚的国学根基，精于文字、训诂、音韵之学，因而在字体、字义方面对器物文字多有分析。关于文字写法，指出汉代瓦当文字中的反写现象，如题汉“与天毋极”瓦当拓本：“文曰：‘与天毋极’，‘极’字反文。”又如题汉“婴桃转舍”瓦当拓本：“文曰：‘婴桃转舍’，‘桃’字反文。”再如题汉“万岁千秋”瓦当拓本：“多反文”。关于别字现象，如题汉“迁秋万岁”瓦当拓本：“文曰：‘迁秋万岁’，‘千’作‘迁’，别写始见。”又如题汉“万岁千秋”瓦当拓本：“‘万岁千秋’大瓦，‘岁’字谨见，（删）‘秋’字有‘山’头，且多反文，古人意趣真不可思议也。”关于文字释义，如题汉“长乐未央”瓦当拓本：“文曰：‘长乐未央’。未央者，未艾也，即无尽之义，汉言语之恒见者，名字印信亦多用此。可见两京风俗古朴，人多以大年长寿为乐也。”

判断器物的年代，如题汉“马氏万年”瓦当拓本：“此西京之物”，指出该器为西汉之物。又如题清杨法篆铭古陶砚拓本：“研首有弦文三，刀法快利，望而知为秦汉遗矩。”在《宁河仿古》册中，拓本题跋有“战国匋片”、“汉时匋片”、“西汉板瓦”、“东汉板瓦”等。

判断器物的材质、质地，如题三代残匋拓本：“红匋夹砂，质地极坚。”

判断器物的用途，如题汉“马氏万年”瓦当拓本：“马氏不知谁属，或系山陵建筑之瓦”，推断此器为帝陵建筑构件。又如题汉“长生无极”瓦当拓本：“瓦极大，当系正殿之物”。再如题汉“与天无极”瓦当拓本：“瓦亦大于寻常，当系正殿之物”。

判断器物的器型及残陶在原器的部位，如题三代残匋拓本：“器盖大型壶瓮之口，拓奉专家辨识之”，“器形甚巨，此殆其口部。”

描述器物的特点和纹饰图案。在《宁河仿古》册中，就详细描述了各种纹饰的形状、特点及其所在位置：“战国匋片，器形不能辨认，此凸面也，系三线划纹”，“汉五线划纹陶片”，“西汉板瓦，凸面绳纹较粗，凹面篮纹”，“东汉板瓦，凸面绳纹，凹面网纹”，“东汉版（板）瓦，壁厚，面部绳纹较直而细，里面布纹较粗”，“汉时匋片，绳纹剥食”。又如题汉“大吉”残陶拓本：“表绳纹，里布纹。”

从书法艺术的角度，对器上文字的艺术风格、结体、布局等进行解析。析艺术风格如题汉“与天无极”瓦当拓本：“字则工稳凝重”，又如题汉“与天毋极”瓦当拓本：“生动活脱，瓦当中别具一格”，再如题清代杨法篆铭古陶砚拓本：“谛视篆文，舂容遒健，宛如猎鼓秦权。草书字无多而渊停岳峙，一片神行，洵非学养兼到者不办”；析结体如题汉“樱桃转舍”瓦当拓本：“结体谨严茂密，瓦当文字上品”，又如题汉“迁秋万岁”瓦当拓本：“结体亦谨严茂密，极见风神”；析布局如题汉“马氏万年”瓦当拓本：“布置与汉镜相似，古雅之极。”

依据艺术风格进而判定书写者，如题唐善业泥造像拓本：“大唐开元年制，据云系颜平原（颜真卿）书，可信也。”

联系相关藏品和藏主，如题“与天毋极”瓦当拓本：“文曰： ‘与天毋极’……孙氏青芙蓉馆瓦拓中有‘与地无极’瓦，尤为仅见，十六金符斋亦有此器。”又如题“长生无极”瓦当拓本：“文曰：‘长生无极’，亚于匋斋所藏之器，完整有角所仅见也。据云昔藏八琼室陆氏。”再如题“樱桃转舍”瓦当拓本：“陈寿卿曾藏一器，极珍视之，或展转为他人所宝矣。”可见龚望先生眼界之宽。

读出人生的况味和哲理，如题“与天毋极”瓦当拓本：“汉瓦当语多吉祥，可见人之生活意识今古无殊。祸福无门，惟人自召，故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也。”

此外，有的拓本题跋中还保留了龚望先生与朋友同道探讨的信息，如题北魏砖像拓本：“昔惠文上人（惠文法师，曾为大悲禅院方丈）曾谓此像为文殊、普贤二尊宿，当有所据。”有的体现了龚望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如题三代残匋拓本：“字亦不可识，……学术探讨，后来居上，前人不识，今人或能有怡然涣然之乐也”，将不明问题提出以待来者。

用陶

龚望先生藏陶的主要目的是藏以致用，而且是多方面充分利用。

龚望先生曾题“长生无极”瓦当拓本：“两京文字无论金石匋木、庙堂民间，无不各有其独到之气韵风格，无怪乎前人手握一小器即可永日永年，寝馈其中，玩索有得，可与知者道也。”实际上龚望先生深爱两汉艺术，这种痴迷状态恐怕也是龚望先生经常有的状态。可以说，龚望先生藏陶滋养了其自身书法篆刻的创作。

龚望先生以鸡毫作隶书，行笔迅捷，小敛大纵，在率意中把握分寸，在畅达中流露个性，在不假思索中蕴涵天然韵味，形成了柔中寓刚健、拙中见大巧的美学风格，而创成独步当代的“龚隶”书体。这不仅得益于龚望先生遍习汉碑代表作，还在于其旁涉两汉砖瓦文字，从总体的体貌、特质、气息乃至具体的结体、点画对汉代书法的全面汲取，涓流不弃而成江海。“字之飘逸流走，直与元氏《封龙》、汉中《石门颂》相若，真汉字之极轨也” （题“与天毋极”瓦当拓本）， “字极雄浑隽逸” （题“与天无极”瓦当拓本），“瓦缶，所画之字如锥画沙，峭劲生动，大类《石门》、《杨淮》，从可知汉器无论庙堂民间，皆有其独到处也”（题汉残匋拓本）， “文曰 ‘大吉也’云云，如锥画沙，峭劲异常，直与《石门》、《杨淮》相伯仲，即此可见两京艺事之精，不论庙堂人间皆有其独到之处，妙不可言，识者珍之” （题汉残匋拓本）——从这些跋语可知，龚望先生对于汉陶文字喜爱有加，推崇备至，视之为汉字极轨而多有领略，并指出汉陶文字与《石门颂》、《封龙山颂》、《杨淮表纪》等代表性汉碑“相若”、“大类”、“相伯仲”的内在联系，而飘逸流走、雄浑隽逸、如锥画沙、峭劲生动、精妙独到的汉陶文字对于龚望先生书法艺术产生了深刻影响。其题小绿天庵写经砚拓本评砚侧所刻“大云老衲六舟手制”数字：“匋坚如铁石，而字则如锥画沙，神采奕奕，非精熟两京分隶笔下具金刚杵者，那得梦见，宜阮文达以金石僧呼之也”，对于后人学习两汉艺术而得其真谛也是深加赞许。

大迂手拓“大吉”残陶

龚望先生在篆刻艺术方面主张“取法乎上”，“必以秦汉为宗”，这个主张在其所治印章边款中多次提到：“书至两京，无论金玉石匋，民间庙堂各有其不可言喻之美。印虽小道，任后人如何精能，亦无从突其范围。”（“余明象”边款）“吾乡赵雪萝先生（赵野 1760--？天津北仓人）尝谓汉印有格律、有神韵、有字体，今人不师古法，以意为之，纵无讹字，亦篆刻耳，何印之足云？余深味乎其言，故虽酬应之作，亦必以秦汉为宗，此制虽未尽工，然揆诸雪之言，未卜尚有似处否？即希凤彩老兄指正。迂公作于沽上羊枣轩”（“刘凤彩”边款）。“余治印酷嗜两京，而索者时以破烂苍古为嘱，意谓不破烂不足以言苍古也。且曰吾所画者大写意，不如是，不足以镇纸，余笑谢之。光宇仁兄淹雅工缋事，独喜余仿汉白文印，而尤喜精美工整一派，其卓识如此，余欣然为治数印，尚冀高明有以教我。迂公。”（“吴光宇”边款）其题“长生无极”瓦当拓本亦云：“两京文字无论金石匋木、庙堂民间，无不各有其独到之气韵风格……即如此瓦，笔势之纵横、分间之匀称，随宽就窄，俯仰咸宜，各尽其妙。细心读之，则书法篆刻之三昧可以思过半矣。”龚望先生的篆刻放刀直取，以自然斑驳、极富质感的线条游刃于方寸天地，其字法、章法、刀法无一不妙，将虚实、疏密、聚散、方圆、曲直、粗细、长短、轻重、繁简等关系以及边角皆能处理得恰到好处，形成了朱文印虚和灵动、白文印平正朴茂而总体上气韵高古的艺术风格，这正是取资汉陶文字而悟得其三昧的结果。

龚望治印

龚望先生在拓本上题跋本身也是一种艺术创作，通常是以隶书书写器名，以行草书写跋语，钤盖多方大小不等的自治印章，生成为构图完整、变化丰富而极具形式感的精美艺术作品。如其题“汉千秋”瓦当拓本，拓居中上方，于左侧上端以隶书书“汉千秋”三个大字，在此三字左侧以行草长题两列，瓦拓右侧的宽边与左侧两列跋文达成平衡，使整幅构图匀称和谐。又如题黄立谿手制澄泥砚拓本，取横幅，最右端上方以较大字体的隶书书砚名，其下为小字行草双行款；往左为砚拓，包括砚池和砚侧（镌刻篆体“晦木手制”四字）两部分，砚池、砚侧为一宽、一窄的长方形；再往左为周焯的砚匣题记，题记中的叙述部分以小字行草书写，题记中的铭以较大字体的隶书书写；再往左为龚望先生的跋语，以小字行草书写——龚望先生的隶书、行草与器拓上的篆书形成书体的多样组合以及大小字体的丰富变化，砚拓的规整与书法的灵动相映衬，而钤盖的三方红色印章在与器拓、墨迹的红黑色彩对比中形成跳跃，令人百看不厌。龚望先生在陶器传拓方式上亦有巧妙构思，如拓汉陶壶，因需取正面角度，两侧兽面不能完全拓出，于是将兽面拓于壶腰处：“两侧兽面不能全拓，置于腰下别具一格” （题汉陶壶拓本），不仅使生动的兽面得以完整呈现，而且选取的位置也恰到好处。

龚望先生还在古陶整器拓本上进行艺术再创作，龚望先生题跋于拓本，请同窗好友、书画家冯谦谦先生结合器型补画花卉，曾于汉陶壶拓本绘牡丹，于晋陶罍拓本画梅花，于华堂手拓七陶器拓本绘梅花、桃花、茶花、牡丹、佛手、松枝等，自有一派古雅清新气息。

龚望先生基于传承津沽文脉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高度重视乡梓文献和乡贤事迹的搜集、整理和传播，在用陶方面亦是如此。其以器物为载体或以与器物相关联之做法保留传扬乡贤的嘉言懿行，以补文献之不足。像前文提及的黄立谿手制澄泥砚、小绿天庵写经砚就关涉周焯、李叔同、徐世章等乡贤的行止与文字。刘竺笙先生是龚望先生少年时代就读的直隶省立第一模范小学校（今天津中营小学）的校长，龚望先生有感于先师文字流传无多，至少两次书录刘竺笙先生的《甘林瓦砚歌》于扇面。19世纪末，李叔同于上海得藏纪晓岚原藏的一方甘林瓦砚，特为此砚向海内名士征集题辞，征得三十余人之作，于1899年编辑印行《汉甘林瓦硏题辞》二册，其中就有刘竺笙先生的《甘林瓦砚歌》。龚望先生书录刘诗第一次是在1943年，于扇面右半以朱砂摹画甘林瓦当一枚，录刘诗全文，并题“癸未初夏，先师竺笙公为李叔同题《甘林瓦砚歌》，薑厂录于四宁草堂雨窗。” 于扇面左半以朱砂摹画赵之谦所藏唐咸通十一年七月十五日邑子廿八人造像砖，并题“此砖为赵㧑叔所藏，喜其古朴，敬摹供养。癸未浴佛日，薑盫并志。”第二次是在1971年，以朱砂摹画甘林瓦当一枚，录刘诗全文，并题“右录先师刘筑笙先生为李叔同题所藏《甘林瓦砚歌》。先师文字流传无多，谨书此箑呈介眉学长存之，书之工拙非所计也。”关于李叔同的老师唐静岩的史料甚少，刊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的《津门纪略》在“书画门”唐氏名下仅记四字“山水、篆隶”，陆辛农先生《天津书画家小记》也只是转引此四字，《天津三百年书法选集》亦未收录其作品。龚望先生在《李叔同金石书画师承略述》（以下简称《略述》）中对唐的艺术有全面评价，提供了诸多信息。 1980年又在手拓唐静岩先生故物晋陶罍题记中写道：“在山居士藏器。先生名育厚，字静岩，一字载庭，又号在山居士。工篆隶，善山水，富收藏，尤精篆刻，刊有《颐寿堂印谱》行世。案：先生本浙人，以业医客津门甚久，吾津书家如华文宰、李叔同、王舆南皆从先生学。叔同曾辑有《唐静岩司马真迹》小册。”题记补充了《略述》所未提及的信息：唐静岩一字“载庭”、又号“在山居士”；《略述》中提到唐静岩的学生之一“王雨南”在这里写作“王舆南”，当为王雨南的别名或别字。另外，此陶罍器身上镌刻“丙申秋月，在山居士珍藏于两不厌吾庐”，据此可知唐氏的斋号为“两不厌吾庐”。

晋匋罍

在艺术教育方面，龚望先生亦秉持“取法乎上”、“印宗秦汉”的鲜明艺术主张，以自身的深刻体认和艺术实践经验引领着弟子们的学艺路径，常手拓汉瓦当并加以长跋赠与弟子，跋语中屡屡称道两汉艺术的高度，指出其美之所在。

1972年，龚望先生将踏访宁河所得古陶残片，除纹饰较为丰富的大片用以拓片、研究外，将所余陶片裁割成方形印材，指导弟子们篆文其上，计得四十余方，实为引导弟子们直接通过古物感受古人气息、体认古代文化、实践“印宗秦汉”的佳法。日前，龚绶先生发议，邀请龚望先生的弟子及再传弟子近二十位，仍以龚望先生得自宁河的陶片为印材，刻印龚望先生经常书写的文字，已具百余方规模，拟合龚望先生所藏古陶和篆刻作品开展于沽上，因以古陶为材、以古篆为体刻印取自古代经史典籍的文辞，故名之为“龚望三古传薪”，值得期待。

龚望先生家藏宏富，古陶不过是其富藏中的极少部分，然而，龚望先生在当时的历史条件、物质条件下以一己之力尽己之所能，精心守藏、深入研究、充分利用这些古陶，成就了其自身的书法篆刻艺术的高度，并藉以陶育后昆，补阙文献，传递着民族文化基因，绵延着津沽文脉艺脉，贡献足多。在价值取向、艺术追求日益多元化的今天，重温龚望先生与古陶的往事，了解龚望先生游于艺的方式和历程，或许更能予人启迪、发人深思。

（按：1.本文所及古陶皆依据现存古陶拓本，主要参考文献为《薪尽火传（纪念龚望先生诞辰百年书画展）》、《四宁草堂学术杂丛》、《宁河仿古》。2.龚望先生所题拓本文字中，“匋”与“陶”通，“研”与“砚”通）

龚望三古传薪之二：大迂藏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