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写像秘诀》是元代画家王绎所著的一篇“人物画经验谈”，提出了包括如何捕捉被画者的精神意态、如何根据不同部位肤色调配色彩等见解，是中国传统肖像画法存世最早的理论著作。当然，在今天的这次展览中，对这个名称只是一种挪用。传统绘画所担负的社会责任及其写实的“存形”功能，艺术家们曾经引以自豪的那些“写像秘诀”——不论是提香的传神与热情，伦勃朗的“光”；顾恺之劲密连绵的“高古游丝描”，吴道子“天衣飞扬，满壁风动”的“吴带当风”——随着照相术的出现，特别是数码复制技术的到来后，都在逐渐褪去光环。

　　现场：“写像”的嬗变

　　汪凌的作品总是能第一眼就抓住观众，从“新青年”，到“坏小孩”，以及今天的“临界系列”，那些富有冲击力的“大头”被放到巨大的尺幅，皮肤的毛孔，情绪的细节都一览无遗。然而汪凌并不想强调那些情绪、神态、表情、精神，在2000年前后，汪凌喜欢把自己比喻成“人肉相机”，努力描画所见到的每个物体的细节，包括人的脸部，去寻找人脸部所有的瑕疵，让自己摒弃多余的情感，去追求“真实”。但是从近期的作品中可以看出汪凌的变化，她说自己对数字媒体的探讨和质疑已经过去了，“数字媒体成了司空见惯的东西，我会去关注人的临界状态”。“虽然这两个系列全部经历了十多年，画的都是人像本身，我觉得里面的内涵和意义不同。”汪凌说。

　　韩建宇展示的是2007年读研究生时的旧作，与这个展览同时在广东美术馆展览的另一个油画展中，他送交的近作相比，可以看出明显的变化。这组作品是政治名人的脸孔，他介绍说，当时国内美术界政治波普比较流行，然而他认为，可以用个人的方式对不同文化语境下传媒赋魅的那些“符号”做出自己的解读。

　　郑琦的作品则是另一种风格，完全不加调和的原始颜色，画面像黑暗童话或者自剖的伤痕，有人说她的画面带有强烈的女性主义倾向，有人说从中看出了冥想与顿悟。这个笔下画面视觉冲击强烈的女孩在介绍自己作品时却是温和的，甚至接近温顺。她给我讲述隐居于帽峰山的生活，身处在自然之中她却画下了更多的人像，在孤绝之中潜向内心深处，在那里她环抱住自己瘦弱的身体，像环抱住整个世界。在研讨会开始之前，她悄悄离开了展览现场，“我没什么可说的，看我的画吧。”

　　张曦是一位相对来说让我们感到陌生的艺术家，他的作品带有版画的结构，却是由铅笔绘成。那些头像在他的笔下被切碎，带有某种信息传递的感觉。33艺术中心的艺术总监张波给我们介绍了艺术家张曦，他说张曦出身于传统书画世家，先后毕业于美国洛杉矶美术学院绘画系和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美术学院，获硕士学位。 “张曦这个艺术家，这一系列《黑白肖像组画》是对暴力美学的一种尝试，他对冲突、抽象、碎片、多样和不确定抱有兴趣，这也是全球化语境中人们正在经历的，从上个世纪末到现在的共同经验。”

　　而近年活跃于艺术市场的青年艺术家葛辉，这一次主要以平面作品为主。他并非出身于绘画专业，本次展览策展人胡震认为他的绘画本身也与一般意义上的绘画有些不同；作为年轻艺术家，葛辉自己也有独到的解读观点，他认为艺术家就是不断地去了解自己，这样才能真正做艺术。胡斌认为，在否定当中去建构新的语境，也是艺评家和艺术家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

　　孙嘉旋则坚持以一贯的多元思考和多角度呈现她的思考，此次她带来的是一件影像作品，作为她的老师，艺术家邓箭今评论说“孙嘉旋的特殊性在于她跨地域的背景”。孙嘉旋成长于四川美院，受两个地区的文化共同成长，对于她个人作品的提升空间来说还很大，也是不断探索和进步的动力。

　　周行作为当年以第一的成绩进入湖北美术学院的高材生，基本功十分扎实，他认为这个展览有很重要的当代性，胡震认为，周行是用绘画的功力去对传统一个全新的解读，这很符合“写像秘诀”展览的真核。

　　现场最不像肖像的“写像”是苏迎春的《面膜》，美术评论家胡斌解读说，苏迎春的肖像画，“区别于我们要再现什么，也不是说捕捉内心的什么东西，就是对肖像形象本身的一种破坏，我刻画了，我又把他破坏掉，这样成为一个自己好像对于形象建构过程本身的一种结构，把这个本身结构的过程残留物或者过程呈现出来，这个表述的过程方式意义在于是过程和它的破坏性的结构，而不在于他真的画的一个什么东西。”

　　趋向：“对于内心的真实刻画”也已过去

　　在展览开幕当天的研讨会上，胡斌表示：近三十年或者将近四十年，中国所经历的艺术时代对于肖像的表达已经跟古代完全不一样了，“现在我们应该要思考的问题，我觉得有两个，一是在一个单向的语境下，我们肖像画它的位置和意义在哪里？我们好像很多艺术家在画肖像，出于个人情绪的表达也好，还是说对于社会的看法也好，我们还是在一个历史脉络当中，看到当下的立足点。二是‘写像秘诀’等于回到我们中国传统的一种对肖像的表达，这种传统对于肖像的表达，在当下如何被激活，如何来为我们这样的一个全球化的当代艺术的语境下，提供一种新的视角和能量。”

　　他解释说，精确的再现已经是过去的历史，在图像上面进行主观的建构，形式风格的变化也是过去的时代。“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是有一定的对于现象的表面真实反映，但是没有一个内在的真实性，八十年代比如说罗中立《父亲》的肖像，结合外在的逼真性和内在的真实性，九十年代，方力钧这样的肖像，有一定内在的真实性，已经不追求那种表面的逼真性，不是说我真的要追求一个精确的再现和捕捉一种内在所谓的真实，这些时期都已经过去了以后，我们现在的肖像应该立足点在哪里？我们捕捉一个肖像的生动的面貌和某种内心的深刻性，其实都已经过去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近些年来在当代艺术圈比较认可的艺术家，像汪建伟也在绘画，他们展现的绘画，不管是肖像还是什么，首先不是追求精确的再现，或者捕捉这个形象的面貌，也不是说我们要刻画一个人物内心的真实性，而是展现绘画本身的系统，绘画本身语言、结构是怎么被建构起来，他把这个成为观察的对象。汪建伟在纽约古根海姆美术馆做了一个展览，叫做《时间寺》，用绘画展现时间，对于时间的感受。”

　　“所谓‘对于内心的真实刻画’这个东西最容易打动老百姓，问题这些东西已经过去了”，胡斌说，在这次展览中，“有一些艺术家身上还是看到和新的思考相对应的一些努力。”

来源:信息时报责任编辑:简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