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衰,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建国以来,重大历史创作题材成为了美术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年代的变迁,历史题材画作也有了不同的视觉转变。中国油画学会主席詹建俊表示:“我们中国还保持着对特色重大历史题材创作,这非常可贵。”广州美院教授张弘表示:“我们今天创作的历史画着眼于现在,它是用历史的题材画自己的创作,注重作者对历史的思考以及艺术形式上的追求。”而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副所长郑工则称:“历史题材的美术创作是在事实的基础上给予人们以精神的力量,甚至给予道德的评价。”

　　创作历史题材也能表达自己的解读和情感

　　历史画指的是着眼点于还原历史,真实地反映历史事件和人物特征的作品。而历史题材画包含的范围更广泛,它更多的是借助历史的题材,以及过去所发生的事情来表达作者自己的解读与情感。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它带有现代人对它的理解”,正如广州美术学院教授张弘表示,虽然历史已经成为过去,但事实上每一天都有对其新的理解,对于历史画创作的表现,每个时代有不一样。“以前的历史画,注重的是表现过去的事情,很重题材与情节,追求再现过去的历史。但今天,我们创作的画着眼于现在,它是用历史的题材画自己的创作,而注重作者对历史的思考以及艺术形式上的追求。”张弘如是说道。

　　例如画家潘家俊的《我是海燕》,在暴雨电闪的夜晚,高高“凌空”的女兵迎风飞翔,检修通迅线路,人物镇定自若、神情勇敢乐观。这件作品在特定时期影响非常大,其画面处理,主体突出也明显带有那个时代的典型特征。

　　“对于同一作者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同一题材进行再创作,也有很大的差别。”郑工曾撰文介绍,以沈尧伊的作品为例,他在1975年至1976年创作的油画《而今迈步从头越》,画面的主体是领袖,形象十分高大,并带领着一批中央红军翻越娄山关,画作采用了一种历史叙事和形象象征相结合的手法。但在2006年至2008年,他创作的油画《娄山关大捷》,画面完全两样,表现的是两军交战,且是伏击战。胜利者与战败者易于区分,但不突出个体,只是给予红军的群体概念,完全进入历史的叙事,而不再是个人英雄主义。

　　前苏联历史画对中国影响很大

　　据了解,历史题材画作最早在国外兴起,经典的历史画在世界美术史的进程中,一般都是指那种非常有影响、有着举足轻重地位的作品。例如法国罗浮宫里面的历史画就有不少,其中不乏镇馆之宝。而在中国,人们更熟悉的主要还是俄罗斯巡回画派的一些作品,包括前苏联的历史画对中国的影响都很大。

　　提及俄国作品,不得不提的是列宾的代表作品《查波罗什人给土耳其苏丹写回信》。这幅画曾是已故画家杨之光重点临摹练习的对象。而在其历史题材作品《红日照征途》中,“中西融合”的表达手法更是显而易见。对此,杨之光在对自己的作品进行自述时也曾谈道:“我在接到创作历史画的任务后,就开始考虑用什么创作方法来创作。其中不能不提到俄罗斯的巡回画派,列宾、苏里柯夫他们对历史画有认真态度。”

　　此外,陈逸飞的油画《黄河颂》也十分值得一提,画面上,一位士兵看着东方,大雁迎着太阳飞。在其举着的步枪枪眼里,画了一小团红布,形同一朵盛开的鲜艳的小花,代表了革命。这幅画,前景强调素描感,体现了苏联画派的特点,象征政治立场的坚定;而远景在色彩和笔触的处理上又有印象派的味道,是内心浪漫情怀的流露。

　　张弘对此介绍道:“陈逸飞总想画一幅很有俄罗斯感觉的画,这幅创作中给了他充分发挥的余地。但他又很想追求印象派色彩的味道,当时不能画这种手法,而他想试,只能水天一色用朦胧的冷灰色调处理背景,来实现他印象派画法的梦想,为此他还去了黄河边写生。”

　　“可见,西方绘画的表达方法,对于我国前期画家创作历史题材作品的影响非常大,但这也让我感受到了历史题材创作并非只有历史,其中还蕴含着对艺术表现追求。”

　　遗址创作从“大视野”到“近距离”

　　近年来,不少地方都组织画家“重走长征路”,重返那些革命遗址与遗迹采风、写生并进行创作。前两年,广州美院教授杨尧在中国美术馆做展览,他就选择了新的角度与处理手法,表现抗战遗址的风景画。对此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王璜生也曾评价道:“这批抗战遗址的风景画我觉得比看大型的历史画更真实,它融入了很多的想像。历史风景画是现代人对山河有感而发的历史情怀和创作”。

　　同样都是遗址遗迹的写生,1974年何孔德等人长征路上的作品与2009年戴士和等人在中央党史研究室的支持下所开展的“伟人足迹写生”作品也各有不同。二者相比较,就能发现两个不同的概念,即“大视野”与“近距离”。

　　何孔德他们是“大视野”,画面的空间阔大,有近景、中景和远景;而戴士和他们的画面往往是一景一物,或一些玉米,或一把椅子、一张毛泽东用过的桌子,都是静物,这也是近观,细看视点很集中,迫在眼前。虽然都没有涉及到人物与事件的表现,却因为观看方式的改变,对象的呈现意义就不同了。

　　主题性创作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上世纪50、60年代。新中国需要这一类追求理想、有英雄主义精神的作品。中国画在那个年代不能只是水墨画,或追求文人画那种寥寥数笔表达胸中逸气,它也要求题材内容积极向上的创作。

　　第二阶段,上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当时的作品风格单一而趋同化,红光亮、高大全、三突出。

　　第三阶段,上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怀着对“文革”创作模式的反思,以及对表现形式单一的思索,再加上国门打开,深受西方各种艺术流派和观念的影响,历史画创作在题材的选择以及构图处理的手法上,开始摆脱单一模式,追求本体语言。油画很强调色彩、构图、色调,国画也注重笔墨语言的发挥。

　　第四阶段,上世纪90年代到2005年,不少画家对历史画的创作,既无足够的精神和信仰,同时也缺少兴趣,而能坚持画历史画的,大多数是部队画家,历史画又到了一个相对冷落的时期。2005年,因开启了中国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工程,此举宣告新中国历史画近20年沉寂状况的结束。主题性创作又引起更多艺术家的关注。（记者梁志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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