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兆和（1904-1986），著名的中国画画家、美术教育家，是20世纪中国现代水墨人物画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他以毕生的精力为现代水墨人物画的发展做出了卓绝的努力。蒋兆和所创新的笔墨技法，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人物画的表现力。他的审美意趣，从传统的文人士大夫审美情趣转化为对社会和人生的现实主义关怀，毕生践行“为民写真”的理念，使中国人物画成为能为平民大众共享的人性化艺术。他创作了一系列反映现实的力作，成为百年来中国历史变迁的时代见证。其代表作《流民图》以水墨技法的综合运用和特写式深入刻画，使人物形象具有了文学化的典型意味和史诗般的悲剧气质。但这幅画的命运就像蒋兆和后来的遭遇一样，展出一次即被禁止，再加上当时的兵荒马乱、颠沛流离以及文革期间的动荡，这幅画最终只剩半幅不到的作品和几张底稿，而其底稿中有六福现有幸来汉展出。

本次共展出作品50余件，其中包括雕塑、书法手卷、画稿，水墨人物作品以及文献照片原版画册等。展览是以蒋兆和1956年书写的一篇书法长卷为开端，此长卷长达19米，字数过万，这样一气呵成的书法手卷在蒋先生艺术创作中可视为唯一。且整个展览由以此为发端，作品与文中观点互为印证。以“我法”为题，以这幅长卷为中心，展示了蒋先生的水墨作品与研究文献。为观众和学者们梳理一条了解蒋兆和艺术、了解20世纪中国人物画艺术的有效路径。

蒋兆和街头小子 87.5cm×53.9cm 1937年

本次共展出作品50余件，其中包括雕塑、书法手卷、画稿，水墨人物作品以及文献照片原版画册等。展览是以蒋兆和1956年书写的一篇书法长卷为开端，此长卷长达19米，字数过万，这样一气呵成的书法手卷在蒋先生艺术创作中可视为唯一。且整个展览由以此为发端，作品与文中观点互为印证。以“我法”为题，以这幅长卷为中心，展示了蒋先生的水墨作品与研究文献。为观众和学者们梳理一条了解蒋兆和艺术、了解20世纪中国人物画艺术的有效路径。

策展人吴洪亮指出：“我法”的理念源于“黄山画派”巨子梅清的“我法”，他说：“古人在我”。石涛也道：“我自用我法，借古以开今”，离我们近些的齐白石更提出 “我有我法”。重读蒋兆和先生的这篇长文，感觉到他试图确立的中国画人物创作的方法，不是简单地自我张扬，而是有我之态度的“我法”；是研究古今、探索东西、为我所用的“我法”；是结合自我、反复实践后产生的“我法”；是可以用于教学、传薪后人的“我法”。

蒋兆和一蓝春色卖遍人间 98cm×52cm 1948年

对于蒋兆和先生的艺术，我们惊异于他的早熟以及一次性的登峰造极。1948年徐悲鸿就对蒋兆和有过如此的评价：“蒋兆和之人物已在中国画上建立一种特殊风格，其笔意之老练与笔墨之融和，令人有恰到好处之感。” 或许正是“恰到好处”这四个字，预示着蒋兆和的水墨人物画所达至高峰，后人的确难以超越。而“徐蒋体系”又以一种教学法，被简单地“复制”，故而成为了学院教学的某些桎梏。这恐怕是“徐蒋体系”被诟病的原因之一。当然，这或许也是促使卢沉、周思聪进行水墨构成实验，田黎明、武艺在当代语境中重归古意，另开新路的原因。

武汉美术馆馆长樊枫则认为：蒋兆和作为将西方写实艺术理念引入水墨的第一代探索者，对于国画改良的主张是有一定主动意识与理论构想的。其中，就素描与中国画的融合进行了相当的实践与研究。他曾写就长卷《国画人物写生的教学问题》，其中便明确写道：“素描并不意味着为专业素描的一种独立形式，而是通过消化，使它在含意上名目上，只能是包括于国画写生法中的一个因素，与白描水墨等的表现形式及其他国画技法所兼容沟通，形成一套具有民族传统的、掌握现代科学的、有创造性的、完整的国画写生法”。

蒋兆和卖子图 113cm×80cm 1939年

我们现在的现实主义作品，往往丧失了一种对生活的真实体验和感悟。我们在今天提蒋兆和与《流民图》所代表的现实主义的绘画范式，不仅仅是从技术层面、笔墨精神，更重要的是从艺术创作的状态来反思。艺术家对时代的体验和感悟，人物的精神生活和内在世界的丰富性，他都用高度提炼的绘画语言表达了。而现代画家是否正是缺少了这一份正面现实生活并勇于批判的精神呢？正如蒋兆和所言：“我不知道艺术之为事，是否可以当一杯人生的美酒，或是一碗苦茶?如果其然，我当竭诚来烹一碗苦茶，敬献于大众之前，共茗此盏。”

展览将持续至8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