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18日上午，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出现在武英殿，他询问观众如何进入故宫，排队情况如何。有观众告知排队一个多小时，他拱手表示歉意。前一天，针对媒体和观众提出的排队时间长、《清明上河图》为何不能单设展厅、展厅限流措施、参观队伍移动太慢等问题，他还对媒体做了回应。单霁翔表示：“此次《清明上河图》全卷展出，引发了观众参观的热潮，虽然排队盛况是故宫博物院近年来难得一见的，但并没有因此现场失控。故宫博物院根据观众疏导方案不断增加管理人员和相关措施，保证观众有序排队、安全参观，并尽量提供参观的舒适氛围。”

　　此次特展影响之轰动，观众“爆棚”之热情，大概90%是因为一幅传世珍宝《清明上河图》。其实，这次特展的主角是一部书，并非哪一幅画。

　　《石渠宝笈》是怎样一部书

　　“从展名可以看出，此次展览并非‘《石渠宝笈》著录书画精品展’，而是对《石渠宝笈》著录体例的第一次集中展示。展览的学术目的旨在让观众了解《石渠宝笈》这部书，了解它编纂及其著录书画的特点，以此对清宫皇家典藏书画的聚散、特质和鉴藏的研究方法有基础的认识，能够客观评价《石渠宝笈》著录书画的价值。”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娄玮阐释说。

　　那么，《石渠宝笈》是怎样一部书？它编纂的前提和体例规范又是什么？

　　从六朝到清代，历代皇家的书画收藏延绵不绝，成为中国文化传承的独特方式。据统计，清宫收藏的书画达万余件，来源除继承明代宫廷内府收藏之外，亦有大臣进献、抄家籍没，或从民间藏家手中购置，以及当时宫廷画师的作品。而其时，皇家便有了将宫廷收藏的书画登记造册的传统，即所谓的著录。

　　清廷于乾隆和嘉庆两朝，根据作品的等级,按照作品在宫中贮藏的地点为次序,以“千字文”字头编号来编纂的大型著录文献《石渠宝笈》，分3次集结完成，分为《石渠宝笈·初编》、《石渠宝笈·续编》、《石渠宝笈·三编》。书中详细记载了作品的名称、质地、尺寸、款识、前代鉴藏印记、书体、画法、内容、题跋、印章等信息，同时考订作者、相关人物、流传过程，以按语形式标出。

　　而《石渠宝笈》在3次编纂过程中，内容及方式也有所微调。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薛永年介绍，《初编》的体例有4点值得注意，分别是尊宸翰、按时序、分等级、重取用。《续编》的内容比初编多3类：一是历朝旧拓的法帖丛刻；二是关系典章制度和重大事件的图画；三是洋画和番画。《三编》则在内容上，补入了初编和续编漏载的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宸翰”，嘉庆皇帝本人的作品，以及臣工进献而不见于初续编记载的作品，体例则沿袭《续编》，但没有分等。

　　有趣的是，分3次著录于《石渠宝笈》的书画，印玺的钤盖均有各自固定的规制。例如，初编时，上等书画必须押盖五玺：“乾隆御览之宝”“乾隆鉴赏”“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石渠宝笈”，而次等书画仅用前两玺。但一般情况下，无论上等、次等，均再加贮藏殿阁印玺，如“乾清宫鉴藏宝”等。续编时，初入选的书画用五玺，尤精而编入书中者，加盖 “石渠定鉴”与“宝笈重编”两玺，即所谓“乾隆七玺”。由此，观者即可根据作品中的钤印状况，轻松判断书画作品被编入了《石渠宝笈》的哪个部分，也就可以知晓作品在《石渠宝笈》中的分级等次了。但需要指出的是，即便是有五玺的作品，也有由于诸如奖赐等一些历史原因，而未被收入《石渠宝笈》的情况。

　　特展反映皇家品赏文化观念

　　“石渠宝笈特展”在武英殿书画馆和延禧宫展厅同时展出。“典藏篇”陈列于武英殿，以《石渠宝笈》著录书画为主轴，注重揭示书画收藏、流传、辨伪的历史，突出展览的专业性和趣味性。展览此部分共分为皇室秘赏、重回石渠、考订辨伪三个单元。展出历代书画的经典之作，如我国最早名家人物画和山水画《列女图》、《游春图》，最早作于纸上的绘画《五牛图》，王氏家族唯一传世真迹、“三希”之一的《伯远帖》等，另有清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五朝宸翰集体亮相，尚属首次。“编纂篇”陈列于延禧宫，以《石渠宝笈》著录的书画来源、编纂人员、编纂体例、贮藏地点及其版本与玺印五个部分逐次解析《石渠宝笈》诸编的内容与特征。此处展览也精品众多，图书善本、专用宝玺等一一“亮相”，直观诠释《石渠宝笈》这一书画著录巨作。比如晋顾恺之《洛神图卷》，及15件《石渠宝笈》专用宝玺。

　　如专家所言，《石渠宝笈》是一部体例完备的旷世巨作，也有它的遗憾之处，其著录的书画并非都是真迹，更非全是精品。因此，此次故宫的展览也特设了考证辨伪的单元。娄玮认为，《石渠宝笈》中的书画辨伪部分实际足以作单独的学术展览来研究和呈现。“这一点作为《石渠宝笈》的重要特征之一，基于今次展览的体量所限，难进行更为丰富的展示，但哪怕只是作为一个小的单元，也一定要为大家梳理出来，还公众一个客观、真实的《石渠宝笈》。”娄玮说。

　　众所周知，清末及民国初年，溥仪以赏赐等名义，使部分书画名作散失；出宫时还将大批藏品迁离紫禁城,部分藏品失散于民间甚至海外。因此，《石渠宝笈》成为目前挽救这批失落国宝的最重要线索。薛永年指出，《石渠宝笈》的编纂完成，实现了古代历史条件下以非图像手段保存所藏书画信息的最大可能。“它让今人在研究故宫旧藏书画的流转递藏时得以有史可考，也为书画艺术史的研究——无论在架起语言与图像的桥梁上，还是解释造假背景的手段上，都提供了重要依据。”

　　英国维多利亚与阿伯特博物馆高级研究员张弘星认为，对于《石渠宝笈》的研究，有两方面值得注意，一方面，观众需要了解书画作品的著录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有着悠远历史传统的客观事实。“如果把一件书画作品看成一个活的生命体，那么，《石渠宝笈》之前宫廷内外的著录加上《石渠宝笈》以及《石渠宝笈》之后的著录，合力完成了著录体例中一件相同作品流转递藏的完整‘自传’的书写。”另一方面，《石渠宝笈》作为著录著作的重要性，也表现在它的著录方式上打破了以往的著录传统，而有新的创造。尤其是它反映出来的对一些宫廷中小型书斋所藏作品的著录。这些书斋是具有陈列展示的性质，但这个展示只是为皇帝，或极少数亲近之人所做的精致而私密的“常设展览”，由此或可说，通过对《石渠宝笈》的分析，也可看到它内在呈现出的中国古代书画陈列馆的雏形。“从这两个方面，将《石渠宝笈》放到中国久远的著录长河里观看时，就会发现它的独特之处。”张弘星说。

　　故宫博物院书画部副研究馆员张震也指出，今天对于《石渠宝笈》的研究，首先需要弄清楚《石渠宝笈》得以编纂的前提。“现在的研究一般会根据著录去谈《石渠宝笈》是如何编纂，往往把一个重要前提给忽略掉了。”他认为《石渠宝笈》中著录的作品是把皇室日常生活与绘画品赏活动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产物。所以，一定需要厘清的是，在这样一个书画作品使用功能的前提之下，《石渠宝笈》才根据所藏地进行了著录。著录的前提是藏品，而藏品的前提是皇家文人化品赏文化观念的支撑。

　　《清明上河图》当做“一扇门”

　　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全长528厘米，此次全卷铺开陈列。10年前，为了庆祝故宫博物院80年院庆，这幅作品曾经展出，之后只分别在香港和日本展出，但都未曾全卷展开。为一睹国宝真容，很多观众一大早就在午门口排队。据记者观察，此次特展，很多观众是冲着《清明上河图》而来。该展品所在的武英殿展区一直排长队，展柜前人满为患，观展队伍移动缓慢。武英殿的清场时间由正常的17点延长至晚20点，仍然不能满足观展需求。

　　“这次故宫特展已经成了老百姓的‘嘉年华’！”知名收藏家包铭山对此感慨道，“这些展出的大部分我以前看过，上海博物馆展过一次宋元明清展，《清明上河图》也在苏州博物馆展过。打个不恰当的比方，‘石渠宝笈’有点像那张百万英镑一样，到了当今这个社会，其实那张真正的百万英镑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只是一个真迹、一个效果了。你要看《清明上河图》，还不如实实在在看印刷品算了，可以在手上看个仔细。在武英殿人挤人怎么看？只能停留几十秒，后面推着前面，前面又有人催着，只能是看个热闹，根本没法谈欣赏。”

　　据悉，故宫博物院已紧急加印展览相关出版物，如特展图录、《紫禁城》杂志9月刊（“石渠宝笈”专刊）。在武英门故宫商店，已补充《故宫藏画的故事》、《清明上河图的故事》等书籍，方便观众翻阅和购买。故宫博物院官方网站、微信也推出了网上展览，方便无法到现场的观众身临其境。

　　遗憾的是，很多观众在目睹了《清明上河图》真容之后，对同期亮相、同样艺术造诣高超的隋代展子虔（传）《游春图》、唐代韩滉《五牛图》以及首次亮相的东晋王珣《伯远帖》等，只是匆匆一瞥，有的甚至没有时间再去东西配殿欣赏，更别说延禧宫内“编纂篇”包括顾恺之（传）《洛神赋图》卷在内的许多珍品，它们默默地成为了配角。

　　对此，单霁翔表示，由于之前的媒体报道、社会公众的注意力大多都集中于国宝书画《清明上河图》，导致很多观众盲目排队，只为此作品而来，而忽视了其他那些同样难得一见的书画珍品。他希望媒体能够加以引导，更加全面地宣传“石渠宝笈特展”的广度与深度，让公众对此展览有一个全面、整体、客观的认识。

　　从建院80周年到90周年，《清明上河图》十年一见，让观赏变成了“朝觐”，民众的文化诉求与供给之间矛盾正在凸显。虽然，自2008年4月21日起在武英殿常设的、每年两期的“故宫藏历代书画展”，已经将众多曾深藏“宫中”的书画国宝展示给广大观众，但展出的仅是少数经典之作。

　　而对于很多观众看了场热闹却不懂门道的现状，娄玮、张弘星均表示，艺术欣赏能力的提高需要一个过程。广大公众对《清明上河图》、对《石渠宝笈》著录的作品开始有兴趣了，这是一个好的开始，尽管展览呈现出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但这种探讨一定会催生正能量。

　　张震说：“通过原生态的珍宝，例如此次的《清明上河图》，慢慢引导观众进入美术史的观看中去。就像小孩子吃饭，遇到没吃过的东西，不爱吃，但放点他想要吃的东西，他可能就愿意去吃。”或如张弘星所言，当下环境中，大众还是更多地接受到“明星文化”的信息，下一步博物馆、学者需要进一步去探索如何以公众耳熟能详的“明星文化”为契机，打开更多扇门，让公众能够进入中国艺术的庞大殿堂中。只有各方合力，为公众提供更多了解与接触文化精品的机会，传递欣赏的多元方式，让越来越多的观众常常走进博物馆、美术馆的时候，“文化盛宴”的意义才会真正显示。

来源:和讯网责任编辑:易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