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4月11日，由广州市融熙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广州新电视塔管理有限公司主办的2015年第一场艺术大讲堂在广州塔五楼珠江厅开讲。主讲人朱绍良是古代书画收藏家，曾于2010年被《收藏家》杂志评为全球华人收藏家榜首。在讲座中，他结合今年苏富比、佳士得等春拍所展现的新讯息，为听众分析当下收藏“新常态”。

王中军有没有买错？

这些年来，中国的大藏家不仅乐于到国际市场上回购中国古代书画、瓷器、玉器、青铜器等藏品，也渐渐将目光投向了西方艺术。2013年王健林以2800万美元在纽约佳士得购买毕加索《两个小孩》、2014年王中军以6200万美元在纽约苏富比购买梵高《雏菊与罂粟花》，都是这方面的代表性实践。但是，在朱绍良看来，“中国人现在有钱了，也愿意到国外购买艺术品了，可是人家还是觉得我们是‘土豪’。”

在讲座开始时，朱绍良就提出了问题——为什么英国人发财称之为绅士，美国人发财称之为托拉斯，日本人发财称之为财阀，唯独中国人发财后被叫做土豪？他认为，这与我们在选择艺术品时所持有的眼光有关。

朱绍良举《雏菊与罂粟花》为例说：“非常可惜，这并不是梵高作品中前十位的。王中军本身是学油画的，他在美国留学的时候最崇拜的就是梵高，在一个场合，我当面问他为什么要买这件作品，而不买同一场的马奈的代表作、在西方出版著录无数次的《春天》？他回答我说，‘我买回去马奈，问一百个人能有一个人知道他的名字就不错，我拿回去梵高，一百个人里面总有一半知道他’。马奈的《春天》无论是艺术造诣还是在美术史上的价值，都远远超过《雏菊与罂粟花》，王中军做出这样的选择，多少是出于担心拍回到中国后的无奈。”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今年3月的佳士得安思远专场拍卖上。朱绍良认为，虽然安思远是西方艺术界所公认的独具眼光和品位的收藏东方艺术的大藏家，但是在这些拍品中，仍然存在个别“高价成交却物非所值”的现象。例如3月17日晚间拍出的一套四张明代黄花梨圈椅，以968.5万美元成交，创造了黄花梨家具拍卖世界纪录，但朱绍良则表示：“我和马未都先生讨论过，它只不过是安思远把故宫博物院的修复专家请到美国，把它的皮壳包浆做得非常好，968万买它，真是‘土豪’了一把，这圈椅不过是实用器，不是观赏器、陈设器、祭器，更不是孤品。它根本不值这个价。随后在纽约苏富比上拍的那件明代郑和书法写经《发心愿》，同样是明代的东西，我想有文化的士绅一定会选择再大一口要写经。”

同样在安思远珍藏专场上，有三件铜器的成交也值得作一比较。首场拍卖第一件拍品“西汉鎏金铜坐熊摆件”被英国收藏家以285.3万美元的价格收入囊中；西藏11/12世纪的铜瑜伽士坐像以486.9万美元被上海藏家刘益谦拍入，创西藏雕塑拍卖的世界最高纪录；另一尊尼泊尔13世纪的鎏金铜观音立像，成交价822.9万美元，创尼泊尔雕塑拍卖的世界纪录，据称也为中国藏家买入。朱绍良分析说：“三件相比之下，英国人赢了，这件汉代金熊虽然小，但是它包含的文化价值是最高的。买鎏金铜观音的那位中国藏家输了，它是尼泊尔的，原因就在这里。”

“艺术品的价值是搁出来的”

在艺术市场上，作品价值与价格不对等的情况时有发生，在高价购得的藏品有可能并非物有所值的另一面，是“物超所值”的可能性，朱绍良观察到，今年春拍中表现出“天价成交也许是捡漏”、“艺术珍品可能低价成交”的现象，这说明藏家对一些艺术家和藏品的功课还没有做足，研究还没有到位，但同时也就为有准备的人提供了“原始股”。

朱绍良告诉大家，总体来看，今年纽约春拍显示“中国古代书画表现靓丽”，对于古代书画收藏，他认为一定要收宋元书画，因为在中国书画造诣方面，确实存在着“今不如昔”的遗憾。“宋代是我们中国绘画最顶峰的时期，后来的画家难以企及”。

在讲座中，朱绍良始终强调“艺术品价格的增长会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期”，因此不能像对待股票、基金等投资方式一样，看到涨价就立刻出售，而要沉得住气，“艺术品的价值是搁出来的”。另外，收藏应该求“精”而不求“多”，收藏十件一般作品还不如收藏一件精品。

来源:艺术中国责任编辑:易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