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宋时活跃着几位著名的收藏家，包括欧阳修、韩琦、刘敞、蔡襄等人。他们曾在嘉佑八年癸卯正月二十四日一同欣赏这批卷帙，可以看出他们都是博雅通识之士。而这些收藏家能够聚在一起也是与李玮的生平有关。李玮作为年轻的驸马，正当向学，司马光提出李玮出入交游必须审慎，所以在文酒之会之后，李玮的交友也都是这些饱学之士，他们常常雅聚，切磋考据，形成一个心气相投的收藏圈子。

　　北宋古器收藏圈

　　欧阳修虽对青铜器的纹饰、形制研究寥寥，但他倡导疑古学风，领导风气，使学风从宋初的保守走向自由平实，倡议君子至于学，在乎多见而博闻，对当时的影响很大。

　　庆历年间，欧阳修由于帮助范仲淹和韩琦辩护，而被诬陷、被贬，于是浸心于收集铜器上的铭文和碑帖，前后18年编为《集古录》，我国的金石学的研究从此展开。

　　刘敞是一位江西才子，博学多闻，上下古今，无不通贯。他是庆历六年的榜眼，但锋芒太露，受到朝中排挤，只有欧阳修能容得下他，后来他被下放长安。他也好古物，先后购买了数十件带铭文的铜器，后来他把重要收藏编为《先秦古器图》。

　　但欧阳修、刘敞、蔡襄等人收集这些古器，并不是为了玩好，更不是显得时尚，而是希望由此来振兴古史。

　　五代末宋代初，人们对于商周古器的知之不多，所有的祭祀器物都是根据《三礼图》来制作的。《三礼图》是聂崇义根据东汉郑玄所注的《礼图》设计得到的，并绘制在国子监太学讲堂上。所以《三礼图》的影响十分大，甚至传到了韩国。

　　李公麟是神宗到哲宗时期著名的收藏家，他的技法高超，他不仅将收藏的铜器准确地的绘制下来，并对文物做考订，追溯每一件文物的来历，最后编成图文并茂的《考古图》，其绘图往往展示出器物的正面和侧面。

　　李公麟对于古器的辨识、形制、款式有开创之功，例如，对于鬲型器的界定，他家里藏的这件钉腹鬲，就是根据尔雅中的“款足曰鬲”进行判断的。再如爵与觚都不是自名器，李公麟根据《礼仪》等礼书，分别定名，近年考古发掘也证实其所定名的无可替代性。此外、古器物上的兽面纹也是李公麟命名为饕餮纹的。

　　这一时期收藏成风，李公麟、陆佃、黄庭坚、米芾等人常聚在一起，交流收藏。这与李玮、刘敞、欧阳修等人的收藏圈相似。

　　吕大临的《考古图》纳入四十余家藏品，以李公麟的《考古图》为蓝本，扩大了皇家的收藏、搜罗名家古器的资料。吕大临凭借名气和人脉取得了这些成果，同时他也是一位有造诣的理学家。

　　虽然吕大临的《考古图》有着突出的进步，但他对青铜器的分类并不十分准确，例如罍和壶没有分清楚。

　　沈括也是英宗到哲宗时期的收藏名家，曾收藏古铜黄彝、玉器等器物，遗憾的是沈括与李公麟等人并没有交流。

　　北宋中晚期，元佑更化时，王安石变法的开展使得官僚间政治对立情绪日趋尖锐。哲宗初继位时，祖母高太皇太后垂帘听政，变法以王安石等人的流放为终。哲宗亲政后，舆论又请发司马光、吕公著的墓塚。在这一时期，政局较为动荡，但并没有影响到当时人们对于收藏的喜爱。又因“改元元符”事件，引发了新一轮的收藏之风。

　　赵九成是生活于哲宗到徽宗时期的收藏家。他好学博古，财力丰厚，将其所藏百件器编成《续考古图》。《续考古图》中也著录有赵仲忽、李公麟以及吕子防等人的许多藏品。

　　《宣和重修博古图》是宋代金石学著作。简称《博古图》。旧题为王黼等奉敕编纂，一说王楚纂。共30卷。大观(1107 ～ 1110)年间开始编纂，成书于宣和(1119 ～ 1125)年间。该书著录了宋代皇室在宣和殿收藏的自商代至唐代的青铜器839 件。全书共分20大类，各种器物均按时代编排。该书集中了宋代所藏青铜器的精华，包括一些著名的重器。每类器物都有总说，每件器物都有摹绘图、铭文拓本及释文，并记有器物尺寸、重量与容量。有些还附记出土地点、颜色和收藏家的姓名，对器名、铭文也有详尽的说明与精审的考证。但内容有失误，铭文考证疏漏较多。其中就对赵仲忽进献方鼎被罚俸一事作出新解，认为当时风气未开，朝中的腐儒觉得鼎是从墓穴中挖掘出来的，因不祥而不能进献，但这种解释也并不能让人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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