芭莎艺术校园行川美站：丁乙解读抽象的力量

    导语：“我想塑造蕴含着的力量，而不是爆发式的力量，是还没打出却有力的拳头。”——丁乙

　　2015年10月12日晚，2015“常青藤计划·芭莎艺术校园行”第三站在川美小剧场如期举行。作为史上参与人数最多的一次校园行讲座，座无虚席的现场使所有人感受到了作为抽象艺术大师丁乙的吸引力，首先《芭莎艺术》主编孙国胜感谢同学们的热情，感慨川美为当代艺术培养贡献了一支强大的川军。常青藤计划的发起人姜大方先生认为川美是一个有魔力的地方，有着特别不一样的校园人文和作品。油画系主任李强代表学校做了发言，感叹今晚丁乙老师的讲座是演播厅第一次如此爆满，也非常感谢丁乙老师与大家分享艺术经验。为期2小时的讲座，丁乙以自己为艺术家个案，分享了抽象绘画语言的形成、提炼、发展的实践过程。

　　丁乙：“我希望大家能从我的发展历程中，感受到一个艺术家的坚持，长期创作的一种愿望。当我们面对现实世界的远景的时候，是一种空间的关系，是一种传统的绘画语言，延伸我们所有和城市空间有关的部分。绘画，包含着材料，结构，空间，动态的关系，也可以是某种景观。”

　　精彩回顾：

　　立场与概念

　　如何能够形成自己的艺术语言？对于我而言，需要的是重新起步和清理。从最简单的结构开始，从最简单的颜色红黄蓝和七色光谱开始，我需要的是重新起步。80年代这些抽象相关的创作，也都和现实有关。我认为中国的抽象艺术需有一种理性的声音而不只是表现性，“十示”是纵横的交叉，是跟我当时现实工作有关，在大学之前，我读的中专学的就是装潢设计，毕业后分配在玩具厂做包装设计，我们最常用的稿子就是亲手画的黑稿，与今天印刷方式有所不同，那就像十示型。后来我发展出了一套“混乱色彩”的创作理论，拿到什么颜料就进行某种色彩的创作，色彩是随机的，不考虑色彩的关联。这样的系统其实是在追求精确，而随着工作的持续，我希望不是表现绘画的精确，不一定是通过表面严谨的方式进行，更是领悟精神性的表现，从而到了第二阶段的口语化阶段。

　　口语化阶段

　　到了口语化的阶段时，绘画对于我而言越来越流畅和容易。到了1992年的第十张画，流畅性和口语化都达到了完美，所以我需要让绘画慢下来。1993年末我开始用粉笔和木炭在麻布上绘画，使创作连续性增强，包括在瓦楞纸上的创作都对绘画丰富性有所帮助。面对绘画的流畅，我希望找到一种阻碍使创作慢下来，使笔和画布的联系变得缓慢。

　　传统与反思

　　我从小生活在上海，我在大学期间学的是中国画。从十示开始，我一直强调我是当代的、国际化视野的艺术家，但是不可否认传统与我的联系。1997年创作的条幅与传统有一种表象上的联系，1999年的作品中瓦楞纸是我们家装修买的地板的包装盒，这样的创作形态经常会让人联系到中国传统文化，竹简、甲骨文等。由此可见，传统影响着我的创作，我在形似的基础上变形和创作，转变成新的符号，新的语言。

　　文化误读

　　在二十年前只画格子是非常奇怪的事情，当时邻居都以为我是花布设计师，经常被误读，但到了1997年这种误读对我已经不会造成任何打击了，我也就直接去布店买花布进行创作，后来人家又以为我是服装厂的，一直到今天文化的误读都会有。而艺术家应该学会从误读的关系中，找到可以利用的创作元素。

　　边缘性与材料性

　　1993年我的作品不断被国际艺术机构选中作展览，这些展览的简报都没有关于我的报道，使我意识到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抽象画都不是主流，做抽象不是能很快成功、很快成熟的，具有中国形象的语言更容易广泛传播，从这个角度上看做抽象是边缘的。关于材料性，在我的创作中无论是在格子布上面还是在纸上的作品，各种可能材料都被运用到创作中，牛皮纸，粉笔，木炭，金属质感，绘图纸都会尝试，这是可能性的实践，我在试图偏离原来的系统和轨迹，虽然突破是很难的。

　

　　时代与都市

　　我持续了十二年荧光颜色的“十示”创作，而到1998年我突然意识到强大的社会变革、时代的变迁对于中国艺术家似乎没有影响。创作如果只从形式角度出发，不具有社会性，于是我首先从颜色开始变革，开始运用荧光、反光、金属的颜色，这是关于城市空间的印象、对比的意象性，这些意象都是和霓虹灯、城市灯光工程这个时代相关的。

　　重回黑白

　　从1998年我对于城市化的向往到对于城市化的怀疑，回到黑白是我最近几年的转折。从黑白作品的描述，实际上城市的主题在远去，在宏观化和整体化中，有更理性的表述。

　　Q&A

　　Q：您这么多年艺术实验中“变”与“不变”是什么？

　　A：变的是社会，80年代这样的创作是有针对性的，“十示”并不直接对应现实，而是更加形式，80年代如何表现，今天如何用形式进行表述，今天意识形态本身也没有显得如此突兀，艺术的终极目标是什么？艺术的本真的问题，是艺术跟人内心深处的共鸣和碰撞，这样的东西才有生命。首先是要自己相信自己的创作状态是真实的、真诚的。

　　Q：对于你而言现在的挑战是什么？

　　A：每一个时期都有不同的挑战，都是没有终点的，年轻时需要形成某种风格是挑战，形成了某种风格又需要有所突破也是挑战，始终在追赶，在寻找自己的艺术的冲突和成功，人人都想成为毕加索，但毕加索想成为达芬奇，没有永远的成功。

　　Q：能否谈下您红黄蓝系列的创作与蒙德里安的关系？

　　A：蒙德里安在我的早期创作中给予了我灵感，但今天，他对于我没有任何作用，赵无极在蒙德里安之前也影响了我，80年代十分注重中西融合，赵无极的成功让我看到了一个范例。但有时候导师是你自己，你自己的能量是更加切身可行的，有时候需有拐杖，有时候需有扔掉，今天我更像做的是用自己的方法走向未来。

　　Q：您理性实践的目标是怎么产生的？

　　A：这是我工作的方法，我会进行并列性的创作，一张作品完成五分之四的时候下一张作品的灵感就产生了。我的灵感就来源于我的工作，我没有办法克服和表达的作品就会留到下一张作品中去解决。

　　Q：现今中国当代艺术怎样与国际接轨？

　　A：国际社会对中国概念的接受，是文化自信的问题，很多艺术家已经开始关注本身创作中的中国性问题，形成了某种新东方的文化表达。新东方不是翻译或者嫁接中国文化，而是运用现代的语言，文化的辐射面才能够宽泛，而不是仅仅依赖几个少数西方汉学家的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