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史如詺金石为开——“龚望三古传薪篆刻展”亮相龚望纪念馆

文章来源:天津美术网时间:2018-11-19 19:14

“龚望三古传薪篆刻展”在的龚望纪念馆开展。

天津美术网讯为纪念龚望先生逝世十七周年，“龚望三古传薪篆刻展”11月16日上午在位于西沽公园内的龚望纪念馆开展。“龚望三古传薪研讨会”同期举行。津门书画界知名人士、文化学者，龚望先生的亲属、弟子、再传弟子出席了本次研讨会。研讨会由龚望先生弟子、书法篆刻家张福义主持。天津市书协副主席曹柏崑题为展览题写贺词：“一代宗师，三津骄傲”。

龚望小像。（著名画家张佩钢作）

龚望（1914—2001），字作家，一字迂公，号薑盦，号沙曲散人、薑盦。斋室名曰“四宁草堂”。龚望先生通经史、精六艺、研佛学、善古乐。他家学渊源，幼承庭训，早年就读于天津国学研究社和崇化学会。龚望先生毕生倾心书法，以书法弘扬国学国粹，以书法结缘佛门善果，以书法抒写情意，以书法游目骋怀，以书法排遣郁闷，以书法自省自律，以书法感化后生，以书法俯仰一生。其高雅的国学内容、掷地作金石声般的韵律、深邃的佛学内涵与优美的书法格调达到了高度的和谐统一。龚望先生作为当今书法大师，尤以隶书享名，其“龚隶”有“当代隶书第一”之誉，蜚声国内书坛，在当代书坛产生了深远影响。隶书结体从来崇尚平直方正，唯以蚕头燕尾矫其板滞。但蚕头燕尾之变化，仅在一头一尾。为防其滥，更有燕不双飞之戒，为此历代书家纷呈奇技。龚望先生以隶书饮誉海内，独树一帜、不让前贤，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龚望先生一生从事教育事业。崇敬乡贤，重视乡邦文献的收藏和文脉的传承。“躬行实践仰儒释；驰豪申素汉晋风”是龚望人生的写照。生前为天津文史研究馆名誉馆员、中国书法家协会天津分会第一届副主席、天津海河印社顾问，近代天津十大书法家之一。

《龚望三古传薪》是一个以弘扬国学为内容，以古汉匋片为载体，以秦汉印为范式的篆刻展。展览主旨:“经史如铭，金石为开”。展览内容：一、印宗秦汉；二、大迂藏匋；三、铁笔传薪。“传薪”之意：传火于薪，前薪尽而火又传于后薪，火种传续不绝。语出《庄子》“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

此次展览的来历，通过采访龚绶先生，了解到了一段跨越数十年的故事。1957年在宁河后七里海北岸发现战国一汉代遗址古文化遗址，发现暴露的古代遗物有夹砂红陶和泥质陶两种。有瓦当、绳纹砖、缸、盆、壶、瓮甬等残片，同时还有冶炼作坊和墓葬地等。1972年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唐石父及龚望、马印泉等多位专家、学者到此考察研究。集书法、篆刻、国学、佛学于一身的龚望先生一生爱匋、藏匋、研究匋，教导学生“取法乎上”，从中华文化的文脉的源头进行书法、篆刻的教学。他把从宁河带来的古匋残片，除纹饰较为丰富的大片用于拓片研究外，其余匋片裁割成方形印材，指导弟子们篆文其上，引导弟子们直接通过古物感受古人气息。

前不久，龚绶先生在清理父亲故居时发现了当年剩余的残片，萌生了将这些残片充分利用的想法。经与龚望先生部分学生商量，得到大家的一致赞同。为了使这些有限的材料得到更多的利用，龚绶先生亲自操锯切割，数千年前的坚硬匋片显示出古人精湛的制匋技术。刻制什么内容呢？龚绶先生联想到父亲留下的一本汉代刻石集联小册子，并且书法家余明善先生还为这本集联册题签并作序，便决定刻制这些内容：汉匋仿汉。在这次刻制匋片过程中不仅有龚望先生的弟子参加，再传弟子也参加进来了，龚先生高兴地说：“这正体现了传承，显示出篆刻艺术源远流长，历千秋而弥鲜。”

刻印过程历时近半年，适逢龚望先生逝世十七周年向社会展出。先后共有十九名龚望弟子、再传弟子参加篆刻。他们是（以年龄为序）：彭汉英、姚利、邓云翔、张福义、赵光、张今声、王少杰、解新毅、郑万永、赵子玉、刘镪、马志群、贺国华、章仪来、高川、王赢、杨子沄、赵博、杨梦圆、贾儒。

中国文字随着时间的绵延、空间的拓展，生发出动人的多样风貌，在印面之内跌宕生姿，以一种有情有致的方式呈现出来，充盈着时空交错的大美、点画交织的奇变、朱白相间的华彩、文质相谐的妙趣，方寸之间，别有洞天，这正是篆刻艺术魅力之所在。（包仲川、刘俊苍）

“龚望三古传薪研讨会”摘编

龚望先生三古传薪研讨会现场。研讨会由龚望先生弟子、书法篆刻家张福义主持。

著名文化学者姜维群发言。

著名文化学者姜维群：“龚望三古传薪篆刻展”展示了古经文、古汉陶、古汉印之“三古”，以前所未有的新意在龚望纪念馆举行。不仅让人看到策划者的别出心裁，也让人读到“三古传薪”津沽古风的古道热肠和传播华夏传统文化的良苦用心。

一、“三古”（古经文、古汉陶、古汉印）传薪也传新

新世纪和新时代打造了时下的新文化、新艺术和新时尚，似乎一切都是新的。实际上，人们在接受新的同时，更加怀想和喜爱旧的、老的、古的。“三古传薪”以三代师承的参与，彰显了传火于薪，前薪尽而火又传于后薪的理念。

以龚望先生为第一代，其书法篆刻在四五十年间的跨度中，培养了一批书法家、篆刻家。从而，形成了“津派书法篆刻”的一个阵营，也是新世纪天津书法篆刻的中间力量。让人欣喜的是，第三代书法篆刻新人亦群起争雄之势，可见龚望先生多半生的心血依然开花结果，依然薪传有继。

传薪诚可贵，传新价更高。“三古”以新的创意使人眼前为之一亮。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据当时的亲历人，现年82岁的书法家王鸿章先生回忆，当时他是单位的司机，一天龚望先生谈想到七里海看看一个遗址，于是几人完成了这次考察之行，便有了今天的“古汉陶”。本来剩下的碎陶片已是弃物垃圾了，但是龚绶先生化腐朽为神奇，点陶成金，化陶为印，于是策划了由20位篆刻家组成的“古汉印”刻家，将龚望先生所篆的经文联刊刻在这陶片上，此“三古”乃三新也。

传薪是传承，这是一棵大树的根脉，由此才能赓延生命岁月，但是仅一息尚存还不行，要老树发新枝，枝头生新叶，这才是生命力的彰显，是活力的迸发。“三古传薪”的重要理念就在这一点。

二、“三古”传薪传师道

沽上有古风，沽上存古风，沽上传古风。天津看重尊师重道的古风。不说诸多的乡贤，只讲龚望先生，他对他的老师的感情从他的言谈中可以说至老不渝，恭敬有加，在其文字上多有美辞嘉联。龚望先生不仅尊师，自己做到为人师表身体力行，以孔孟的儒家之道省身修己，用自己毕生的精力为学生传道授业解惑。正因为师风正，学风自然也正，在龚望先生诸多弟子中，有“三少”，一是不尊传统的少；写字刻印狂怪丑的少，还有就是不读书不斯文的少。

传薪传师道，这是“三古传薪”的另一重要理念。龚望先生的弟子，一些人已经是天津乃至全国的知名书家篆刻家，在界内都颇有影响力，可喜的是他们已经开始收徒，一些高学历的年轻人开始加入其间。而且他们以自己的老师为楷范，以传统的、功力的，而又不乏创新的思维教授学生，这是其正的传薪传师道。

沽上存古风，这是一种积淀，更是一种涵养，这是天津三百年来书画文风形成的重要因素，“三古传薪”发扬光大了他。

三、“三古”古上筑新巢

当下，书法篆刻之声甚嚣尘上，但是不能不说一些人不是在古意古法传统上再入堂实再上层楼，而是“另起炉灶”，任意胡为，留下笑柄不说还贻害无穷。“三古传薪”给迷茫加混乱的书法篆刻界吹来季节的正风。他不仅告诉人们遵古法、通古法，更要在古法之上创别人之未做未能。

古经文，中华文化的鼎，是重器。以龚望先生的终生而儒之心性功力，以四书五经为基的联语尤见济世经世之心，还有佛家的理念，又见诫人劝人之善；古陶，几千年的古物，以古文字刻于其上，敢说如此理念不新？

“三古传薪”传古道，传古法，是近年少见的一个创举，是值得提倡弘扬的创举。

武清中学教师、国家鉴定委员会委员、钱币专家唐石父先生的学生贾永辉发言。

武清区中学教师、国家鉴定委员会委员、钱币专家唐石父先生的学生贾永辉：这个展览的陶片主要来自于四十六年前的一次访古活动。这次活动的发起者是先师唐石父先生。我在唐先生门下执弟子礼是在先生的晚年，听先生多次提到那次活动，但都是零星的片断。下面我就把这些片断缀合起来，尽量完整的还原一下那次活动。

这个遗址位于宁河县境内潮白河下游的一个河床上，是1957年由宁河县文化局发现的，李世瑜先生在研究渤海西岸的海岸线变迁的时候曾经去过那里考察。1959年开始，市文化局文物处在那里做过多次的考古调查，韩嘉谷先生根据出土的陶器和建筑材料，推测那里可能是西汉的一个“邑城”，它的功能现在还不太清楚。1972年初春，马印泉先生经过那里时从遗址上采集了很多瓦当残片，分送给龚望先生和唐石父先生，引起了老先生们极大的兴趣，唐先生发起了访古的倡议，龚先生、李世瑜先生和王翁儒等先生积极响应，翁儒先生通过关系联系到一辆汽车，解决了交通工具问题。在一个惠风和畅的周末，老先生们来到大海北。用唐先生的话说是“但见遍地残陶，如行山阴道上”。一下河堤，唐先生就捡到一枚筒瓦残片，上面刻划有篆书“二千”二字，随后王翁儒先生又捡到一枚有残留的文字笔画的瓦当残片，通过研究，是“万岁”二字的左侧，与马印泉赠与龚先生的那个残片是同一类型瓦当的不同部分。在那里，先生们找到了夯土城墙的遗迹，确定了这个遗址的规模，采集了大量的有价值的标本，如有典型纹饰的筒瓦和板瓦、汉砖、画像砖等建筑材料和盆、釜、罐、陶篦等日常生活用具的陶器残片。回津后，先生们把这些标本作了拓片，进行了详细的考证，这些东西就是这次展览的基础。1975年5月1日，唐先生与张建设师兄骑自行车再访大海北，又采集了三块文字瓦当残片。唐先生把这五片集拓在一起，基本恢复了这个类型瓦当的原貌。“今春假得四宁斋所藏，见与王翁儒兄一片可接，唯第二字不知何字。五月一日再访其地，得此片，知乃秋字，适补前阙，遂合五残片拓得复原图，为吾津沽古瓦重复真面，为之欣喜不置。乙卯生日，唐石父识。”这是先生写在一张拓片上的题识，可见先生当时心情之佳。唐先生一共拓了十份，并写下了详尽的题记，做成了十本小册子，分送给朋友。顺便说一句，唐先生的传拓技术，特别是制作如甲骨、钟鼎、古钱、铜镜、瓦当小件器物拓片的技术，在国内是首屈一指的，先生也以此自矜，曾见先生在填写社会科学院的研究人员统计表时，在其它特长一栏，填的就是篆刻和传拓。得到这个小册子的，我知道的有龚先生、李世瑜先生、马印泉先生、郑天挺先生、陈邦怀先生和陈直先生。陈直先生收到拓片后，在答谢唐先生的信中，称此瓦“在河北地区极为稀见”，同意唐先生认为此瓦是“西汉遗制”的断代，认为“大致此四字瓦词在西汉中期以后即不复再引用”。对于大海北遗址，唐先生根据遗址的规模和建筑材料的规格，推测这里可能与汉武帝东巡有关，遂又多次去那里寻找线索。经常是骑自行车，凌晨出发，一百多里一天一个来回。晚年体力不能允许了，还念念于此，分别于1998年和2002年两次乘车踏上这个遗址。这两次考察，有张建设、夏禹和我随侍先生。1998年的那次考察，我在遗址上采集到一枚王莽时期的钱币“小泉直一”，为先生的断代提供了佐证。

先生们的访古活动不是简单的文人雅集，他们继承了乾嘉时期的朴学传统，通过古代遗留下来的金石碑版来“证经补史”，有明确的学术目的，有严格的自我约束，在整个过程中没有使用过任何工具，严格避免对遗址现状造成任何破坏。他们访古的时间一般选在春天，是因为农民春耕整理土地的时候把瓦砾清理出来堆弃在地头沟边，他们就在这种瓦砾堆中凭着自己的慧眼挑选出有用的信息，使之不致由于人为的破坏造成湮灭。当时“文革”还没有结束，“批林批孔”运动正如火如荼，破“四旧”之风依然盛行，先生们的考察实际是冒着一定的风险的。唐先生在访古过程中就遇到过麻烦。那次是在张建设师兄的陪同下去西郊一座寺庙遗址拓一块清代的碑，被当地公社干部发现，拓片和捶拓工具被没收，并受到了严厉的上纲上线的训斥。在这种环境中，老先生们利用靠边站的难得的闲暇时间，主要靠着一辆自行车，有条不紊的踏遍了周围方圆三百里的古代遗址。唐先生后来发表的《乡土文物访求散记》、《文物是地名资料的重要来源》，李世瑜先生的《古代渤海西部海岸遗迹及地下文物的初步调查研究》等重要学术论文，就是这段艰难岁月访古活动的结晶。

先生们对于学问的执着出于对传统文化发自内心的热爱，出于一种文化的自觉，他们达到了把生命献给学问，“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的”境界。他们的坚守和传承使天津的文脉薪火相传。今天八十岁的龚绶老师不辞辛苦的奔波，依然是这种精神的延续。谢谢龚老师，谢谢大家。

龚望先生弟子、著名书法篆刻家张福义发言。

龚望先生弟子、著名书法篆刻家张福义：今天有很多感怀。上世纪70年代初，我有幸拜在龚望先生门下。由此，我走上了研究书法、篆刻的正道。起初写字、刻印完全是自己的兴趣使然，对作品的审美是摸不着门路的。结识先生之后，龚先生给我指出了一条非常清晰、非常高古、非常文化的道路。记得那时候，龚望先生60多岁，正是作品的成熟期，最为高峰的阶段。

龚先生的隶书是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痕迹的。他的隶书造诣非常高。隶书看多了自然就会有一个品位。龚先生的隶书有宗教气、佛教气、庙堂气、学者气、文化的高古之气。我认为龚望先生的成就是不让古人的。

龚望先生弟子、著名书法篆刻家赵光发言。

龚望先生弟子、著名书法篆刻家赵光以《仰之弥高师道永继》为题怀念恩师龚望先生。

十七年前的今天龚望先生离开了我们。《龚望三古传薪》篆刻展在今天这个值得纪念的特殊日子开幕了。这个展览集经文、书法、汉匋、篆刻为一体，意义非凡。龚望先生生前对学生的指导教诲至今仍历历在目。龚望先生经常讲：学习篆刻须从篆书和秦汉印入手，好处有三：一是从一开始就接触正宗的篆法。二是把握稳健、浑厚、圆润的线条和相应的刀法。三是形成朴实、大气的审美取向。

现仅就龚望先生指导教诲学生习印的点点滴滴从三个方面做一介绍。

一、篆书因为已经远离了我们的生活实用面，所以，要认识篆书，就成了额外的学习任务，而既然学篆刻，认识篆书是必须的基本功，而写篆书，会让我们加快识篆的进程。加强识别篆书的能力，至少减少杂用不同文字在一方印里的简单错误，又能在适当的时候，巧妙地运用文字在一方印里进行有机的融合。还会搞清楚某个字的源流，加深对这个汉字的理解，实在是一举多得的事情。

习篆书能体会到篆书书写的笔意，在需要体现笔画书写意味的时候，才真正能够用刀表现出来，刀就是笔，笔就是刀。习篆熟练后，就会在篆刻时刻到笔画转折处知道如何圆转流畅跟随笔意，就会在笔画交叉处明白笔画的先后，进而明确“焊接点”如何保留，笔画伸长处应当如何走刀，是一刀纵横奔逸，还是垂露如珠的含蓄，笔画的弧度应当如何把握才好，该往那个方向用力，在什么地方停顿，什么时候提刀，什么时候加重等等这些，都是在写篆书熟练之后，才能体会。对称与匀称是篆书特有的书法特征，而篆刻又是衍生在篆书书法的基础上的，久习篆书，这种对称和匀称的中国原始审美特征会潜移默化到篆刻人的基本审美之中，从而使篆刻水平得到提升。

不习篆书，体会不到篆书书写的笔意，也就不可能在刻某个笔画时体现笔意。刻出来的作品“刀味”可能是精致的，但刻到极致，更多体现出来的也一定是工匠之美，而不是艺术之美，犹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是种舍本逐末的行为，开始兴趣很高，而且刻得看起来也有模有样，但刻到一定程度，就会觉得力不从心，无法突破，而且所刻印章“不耐看”，这其实和篆书基础不扎实有很大关系。真正想要使自己的作品“刀味”与“笔墨味”并存，仅刻是不够的。这是很重要的一点，这决定了文字的初生的原生态美，中华民族的原生态审美，从篆书发源。汉玉印中的优秀作品，笔画的粗细匀称其实也来源于这些作品在书写印稿时较高的篆书水平。仔细体会，玉印中的篆字最开始也是“写出来的”。

二、汉印垂范后世的典范意义，一是汉印总体风格的审美指导意义。二是它文字的规范和章法的程式。临习汉印要每一根线条都尽量地刻完整，处理好，尽可能地相似于原印，接近完成状态之后，细节的准确描摹，有时正是汉印精神的完整展现，决不可忽略。由于篆刻艺术最基本的一些审美习惯、创作原则和创作技法都包含于汉印之中，因此，从汉印入手更接近本源，取法更高，发展的路子更宽，并且可以避免沾染某一流派的积习。所以，从临摹汉印入手而后博涉各家各派，是学习篆刻艺术的最佳途径。临摹汉印，不单要学习汉印的经典技法，更要在临摹中潜移默化，陶冶性灵，这对于认真临摹过汉印的人，都会是终身受益的收获。在临摹汉印的过程中，接受汉印平和高雅气质的熏陶，提高审美的眼界，培养可以造就大家的品质和境界，抑制逞智弄巧的低级趣味和小家气息，对艺术欣赏和艺术创造都是大有益处的。多读汉印，深入品味，广泛浏览。读印和摹刻结合起来，心摹手追，可以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临摹汉印主要应当选择临摹那些平正工稳的作品，而对东晋以后那些变化花哨的作品，只要看懂就行，是不需要下功夫临摹的。

汉代缪篆文字，是用于治印的专用字体。后世文人治印师法汉印，缪篆也就成了入印的最主要的字体。在临摹汉印的过程中，要注意学习缪篆的规范写法和变化规律，还要体味在不同的印面环境中选择和组合繁简不同的文字，培养篆刻创作的配篆能力。缪篆作为在形体上更接近篆刻所需的字体，或者说为了刻印而对字体做了相应增减曲绕的字体，研习缪篆可以从形体变化和章法布局上给篆刻者提供很好的启示和帮助。但缪篆的不足之处是形体呆板，过于方正，线条缺乏变化，学印者要从缪篆中汲取篆刻所需的字形变化的营养。

三、要临习传统，不要冒失的搞所谓的“创新”，而当代印人往往存有过多的功利心，过多地强调学以致用，还没有走进规矩，就想着要走出规矩；还没有弄懂汉印，便大言“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便想创新发明，超越古人。这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浮躁病。当代学习篆刻的青年，只怕进不了规矩，不怕出不了规矩。许多青年印人的作品，才气横溢，极富新意，有旺盛的创造精神，但由于传统功力的缺乏，显得气象浅薄。形式上的张狂掩饰不了内在气质的怯弱。对这些人来说，扎扎实实下功夫临摹汉印，不失为一剂良药。一些人坐不稳，站不直，便学着搔首弄姿，以为这就是好的神采。并且以为只要有了这种神采，形体再丑也可以不顾了。殊不知，这种做法只能哗众取宠一时，而最终失去的却是走向艺术高峰所必备的一些基本素质。

即便是成熟的印人，在创作中也还免不了要摹仿汉印。历史上的许多大篆刻家，都把自己的一些创作称之为“仿汉印”。例如丁敬，直到晚年，还在许多印作的边款上标明为“仿汉”。实际上，这些作品已经是成熟的浙派风格了。古人和今人，在观念上很不相同。今人崇尚创新，从古人那里抄袭一点皮毛，也能标榜为创新之作。古人重视学有渊源，所以创新之作也贴上“仿汉”的标签。当然，古人所说的“仿汉”更多的是对汉印风格的传承与借鉴，这与初学者对汉印形式的摹拟是有区别的。

龚望先生弟子、书法篆刻家刘镪发言。

龚望先生弟子、书法篆刻家刘镪以《器以载道陶然其间——龚望与陶》为题发言。

今年是龚望先生逝世十七周年。龚望先生故居在红桥区西沽桥口街24号，其后人在整理故居旧物时发现了一袋古陶残片及刻于加工过的古陶片上的四十余方印章。据龚望先生的哲嗣龚绶先生回忆，这些古陶残片出自宁河大海北村的战国——汉代文化遗址，而四十余方印章系龚望先生于上世纪70年代初指导弟子们所刻的习作，距今已近半个世纪。由此使人联想到龚望先生的古陶收藏，作为一代书法大家、收藏大家和文化大家，龚望先生在文化艺术领域有着多方面的学养和造诣，其爱陶、藏陶、读陶、用陶，与中华陶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对其在书法、篆刻艺术及艺术教育、文脉传承方面成就的取得产生了重要影响。

藏陶

陶为华夏先民最早的文明创造与载体之一，早在新石器时代，先民即以红陶、黑陶、白陶、灰陶、彩陶制作容器、乐器、劳动工具及单体雕塑。自先秦时代始，陶制砖瓦作为构件大量用于建筑，有着丰富遗存，尤以颇具审美价值的“秦砖汉瓦”为著。自此以下，尚有陶砚、陶俑、陶造像等品类。自古以来，中国文人对陶质器物情有独钟，乐于收藏和研究。

龚望先生藏陶包括整器和残陶，其中整器或整器拓本有汉瓦当、汉陶壶、晋陶罍、六朝砖像、唐善业泥造像、黄立谿手制澄泥砚、清杨法篆古陶砚、小绿天庵写经砚等。

龚望先生在古陶拓本上多有题跋，同时还抄录原藏者的题记或加按语，详细记载了器物的藏者、来源、收藏时间和过程等以及相关的历史文化信息。其在所藏汉陶壶拓本上题有“吴子苾先生藏器，船生流寓津门，善价鬻于定海方氏，后归四宁草堂”，记录了此器经由金石学家吴式芬、船生（未详待考）、收藏家方若直至龚望先生这一流传脉络，可谓流传有绪。

题黄立谿手制澄泥砚拓本：“沽上周月东先生故物，后归四宁草堂”，并于拓本上抄录了砚匣上的题记：“立谿先生手制澄泥砚，庚申（1680年）岁阑行弔城东，于冷肆得之，时囊中仅青蚨廿九，而售者偏索三十，缺一不可，幸邻肆翁代尝一文，始携归。汲水涤洁，置我七峰草堂，与诸名砚联几共龛，正所谓缺一不可，喜可知也”，记述了清代津门诗人周焯幸得黄宗炎手制澄泥砚的详细经过及喜悦之情。据梅成栋《津门诗钞》记载，周焯喜好收藏，“所藏多古帙、名书画、金石、彝鼐”，而关于周氏藏砚则只记载了周氏偶得宋代谢枋得桥亭卜卦砚（现藏天津博物馆）之事：“尝从野寺得砚污泥中，浴之，则宋谢文节公卖卜砚也。爱以为宝，遂名其集曰《卜砚山房集》。”《津门诗钞》又引金铨《黄竹山房集·破砚》：“周七峰有佳砚，忽堕为数片，粘好如一”，可见周氏藏砚不止卜卦砚一方。砚匣题记提到将澄泥砚“与诸名砚联几共龛”，足见周氏好藏名砚，这一点《津门诗钞》并未明确提出。题记中还有黄宗炎为得此砚而作铭文：“出城东，雪意浓。有神遇，立谿翁。弟石田，兄太冲。三贤萃，七峰缺一乌可从。磨我青鳞髓，奋笔写孤忠。”据此可以推测，周氏可能同时藏有黄氏兄弟三人（黄宗羲、黄宗炎、黄宗会）的砚台。其题小绿天庵写经砚拓本：“研本沽上王氏幼璋故物，后归李叔同。叔同先生薙染前，尽以所藏金石书画分贻友好，此砚不知谁属，今则沦落荒摊冷市间，于无意中得之，信因缘之胜，殆有不可思议者。癸巳（1953年）花朝后二日迂公识于四宁草堂灯下。”又抄录六舟和尚遗诗：“行脚秦中，于未央（宫）故址捡得残匋一片，归而斫为研，以小瓷钵嵌其上，古雅可爱，因题二十八字：一叶残匋出未央，山僧拾得压经箱，为写华严八千偈，墨香冉冉到方塘。”此诗与砚侧题刻“大云老衲六舟所制”印证此砚为六舟和尚以汉陶加工而成。其他标明原藏家的尚有题汉“马氏万年”瓦当拓本：“旧藏陈公寿卿，展转流于沽上”、题汉“长生无极”瓦当拓本：“旧为匋斋所藏”等。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在宁河发现多处战国至两汉时期古文化遗址。其文化遗存多为夹砂红陶、夹砂灰陶、泥质陶的器物以及建筑构件。1972年，正值文革期间，在极其特殊的历史年代和交通不便的条件下，龚望先生曾与友人乘坐机动三轮车前往宁河大海北村踏访，拾得数十片残陶，归后形成的一个重要成果便是一册《宁河仿古》，该册由龚望先生手拓、装订、题签，共收古陶拓片二十张，其中一部分以朱笔写有考证文字，涉及年代、形制、文字、纹饰等方面，钤有“大迂手拓残陶”、“道在瓦砾”、“稀有之物”等印。

读陶

龚望先生的读陶方式有两种：一曰赏读，一曰解读。赏读即以古陶为审美对象，晤对之时获得精神愉悦，如题汉陶壶拓本“花纹爽利，土锈斓斑，列之几案作汉画读，洵乐事也。”而龚望先生做得更多的是解读。作为学养深厚的书法大家、收藏大家和文化大家，龚望先生多以拓本题跋的方式对古陶进行了多方面的解读：

对于文字的考证和解读。龚望先生青年时代就读于崇化学会和国学研究社，打下了深厚的国学根基，精于文字、训诂、音韵之学，因而在字体、字义方面对器物文字多有分析。关于文字写法，指出汉代瓦当文字中的反写现象，如题汉“与天毋极”瓦当拓本：“文曰：‘与天毋极’，‘极’字反文。”又如题汉“婴桃转舍”瓦当拓本：“文曰：‘婴桃转舍’，‘桃’字反文。”再如题汉“万岁千秋”瓦当拓本：“多反文”。关于别字现象，如题汉“迁秋万岁”瓦当拓本：“文曰：‘迁秋万岁’，‘千’作‘迁’，别写始见。”又如题汉“万岁千秋”瓦当拓本：“‘万岁千秋’大瓦，‘岁’字谨见，（删）‘秋’字有‘山’头，且多反文，古人意趣真不可思议也。”关于文字释义，如题汉“长乐未央”瓦当拓本：“文曰：‘长乐未央’。未央者，未艾也，即无尽之义，汉言语之恒见者，名字印信亦多用此。可见两京风俗古朴，人多以大年长寿为乐也。”

判断器物的年代，如题汉“马氏万年”瓦当拓本：“此西京之物”，指出该器为西汉之物。又如题清杨法篆铭古陶砚拓本：“研首有弦文三，刀法快利，望而知为秦汉遗矩。”在《宁河仿古》册中，拓本题跋有“战国匋片”、“汉时匋片”、“西汉板瓦”、“东汉板瓦”等。

判断器物的材质、质地，如题三代残匋拓本：“红匋夹砂，质地极坚。”

判断器物的用途，如题汉“马氏万年”瓦当拓本：“马氏不知谁属，或系山陵建筑之瓦”，推断此器为帝陵建筑构件。又如题汉“长生无极”瓦当拓本：“瓦极大，当系正殿之物”。再如题汉“与天无极”瓦当拓本：“瓦亦大于寻常，当系正殿之物”。

判断器物的器型及残陶在原器的部位，如题三代残匋拓本：“器盖大型壶瓮之口，拓奉专家辨识之”，“器形甚巨，此殆其口部。”

描述器物的特点和纹饰图案。在《宁河仿古》册中，就详细描述了各种纹饰的形状、特点及其所在位置：“战国匋片，器形不能辨认，此凸面也，系三线划纹”，“汉五线划纹陶片”，“西汉板瓦，凸面绳纹较粗，凹面篮纹”，“东汉板瓦，凸面绳纹，凹面网纹”，“东汉版（板）瓦，壁厚，面部绳纹较直而细，里面布纹较粗”，“汉时匋片，绳纹剥食”。又如题汉“大吉”残陶拓本：“表绳纹，里布纹。”

从书法艺术的角度，对器上文字的艺术风格、结体、布局等进行解析。析艺术风格如题汉“与天无极”瓦当拓本：“字则工稳凝重”，又如题汉“与天毋极”瓦当拓本：“生动活脱，瓦当中别具一格”，再如题清代杨法篆铭古陶砚拓本：“谛视篆文，舂容遒健，宛如猎鼓秦权。草书字无多而渊停岳峙，一片神行，洵非学养兼到者不办”；析结体如题汉“樱桃转舍”瓦当拓本：“结体谨严茂密，瓦当文字上品”，又如题汉“迁秋万岁”瓦当拓本：“结体亦谨严茂密，极见风神”；析布局如题汉“马氏万年”瓦当拓本：“布置与汉镜相似，古雅之极。”

依据艺术风格进而判定书写者，如题唐善业泥造像拓本：“大唐开元年制，据云系颜平原（颜真卿）书，可信也。”

联系相关藏品和藏主，如题“与天毋极”瓦当拓本：“文曰： ‘与天毋极’……孙氏青芙蓉馆瓦拓中有‘与地无极’瓦，尤为仅见，十六金符斋亦有此器。”又如题“长生无极”瓦当拓本：“文曰：‘长生无极’，亚于匋斋所藏之器，完整有角所仅见也。据云昔藏八琼室陆氏。”再如题“樱桃转舍”瓦当拓本：“陈寿卿曾藏一器，极珍视之，或展转为他人所宝矣。”可见龚望先生眼界之宽。

读出人生的况味和哲理，如题“与天毋极”瓦当拓本：“汉瓦当语多吉祥，可见人之生活意识今古无殊。祸福无门，惟人自召，故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也。”

此外，有的拓本题跋中还保留了龚望先生与朋友同道探讨的信息，如题北魏砖像拓本：“昔惠文上人（惠文法师，曾为大悲禅院方丈）曾谓此像为文殊、普贤二尊宿，当有所据。”有的体现了龚望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如题三代残匋拓本：“字亦不可识，……学术探讨，后来居上，前人不识，今人或能有怡然涣然之乐也”，将不明问题提出以待来者。

用陶

龚望先生藏陶的主要目的是藏以致用，而且是多方面充分利用。

龚望先生曾题“长生无极”瓦当拓本：“两京文字无论金石匋木、庙堂民间，无不各有其独到之气韵风格，无怪乎前人手握一小器即可永日永年，寝馈其中，玩索有得，可与知者道也。”实际上龚望先生深爱两汉艺术，这种痴迷状态恐怕也是龚望先生经常有的状态。可以说，龚望先生藏陶滋养了其自身书法篆刻的创作。

龚望先生以鸡毫作隶书，行笔迅捷，小敛大纵，在率意中把握分寸，在畅达中流露个性，在不假思索中蕴涵天然韵味，形成了柔中寓刚健、拙中见大巧的美学风格，而创成独步当代的“龚隶”书体。这不仅得益于龚望先生遍习汉碑代表作，还在于其旁涉两汉砖瓦文字，从总体的体貌、特质、气息乃至具体的结体、点画对汉代书法的全面汲取，涓流不弃而成江海。“字之飘逸流走，直与元氏《封龙》、汉中《石门颂》相若，真汉字之极轨也” （题“与天毋极”瓦当拓本）， “字极雄浑隽逸” （题“与天无极”瓦当拓本），“瓦缶，所画之字如锥画沙，峭劲生动，大类《石门》、《杨淮》，从可知汉器无论庙堂民间，皆有其独到处也”（题汉残匋拓本）， “文曰 ‘大吉也’云云，如锥画沙，峭劲异常，直与《石门》、《杨淮》相伯仲，即此可见两京艺事之精，不论庙堂人间皆有其独到之处，妙不可言，识者珍之” （题汉残匋拓本）——从这些跋语可知，龚望先生对于汉陶文字喜爱有加，推崇备至，视之为汉字极轨而多有领略，并指出汉陶文字与《石门颂》、《封龙山颂》、《杨淮表纪》等代表性汉碑“相若”、“大类”、“相伯仲”的内在联系，而飘逸流走、雄浑隽逸、如锥画沙、峭劲生动、精妙独到的汉陶文字对于龚望先生书法艺术产生了深刻影响。其题小绿天庵写经砚拓本评砚侧所刻“大云老衲六舟手制”数字：“匋坚如铁石，而字则如锥画沙，神采奕奕，非精熟两京分隶笔下具金刚杵者，那得梦见，宜阮文达以金石僧呼之也”，对于后人学习两汉艺术而得其真谛也是深加赞许。

龚望先生在篆刻艺术方面主张“取法乎上”，“必以秦汉为宗”，这个主张在其所治印章边款中多次提到：“书至两京，无论金玉石匋，民间庙堂各有其不可言喻之美。印虽小道，任后人如何精能，亦无从突其范围。”（“余明象”边款）“吾乡赵雪萝先生（赵野 1760--？天津北仓人）尝谓汉印有格律、有神韵、有字体，今人不师古法，以意为之，纵无讹字，亦篆刻耳，何印之足云？余深味乎其言，故虽酬应之作，亦必以秦汉为宗，此制虽未尽工，然揆诸雪之言，未卜尚有似处否？即希凤彩老兄指正。迂公作于沽上羊枣轩”（“刘凤彩”边款）。“余治印酷嗜两京，而索者时以破烂苍古为嘱，意谓不破烂不足以言苍古也。且曰吾所画者大写意，不如是，不足以镇纸，余笑谢之。光宇仁兄淹雅工缋事，独喜余仿汉白文印，而尤喜精美工整一派，其卓识如此，余欣然为治数印，尚冀高明有以教我。迂公。”（“吴光宇”边款）其题“长生无极”瓦当拓本亦云：“两京文字无论金石匋木、庙堂民间，无不各有其独到之气韵风格……即如此瓦，笔势之纵横、分间之匀称，随宽就窄，俯仰咸宜，各尽其妙。细心读之，则书法篆刻之三昧可以思过半矣。”龚望先生的篆刻放刀直取，以自然斑驳、极富质感的线条游刃于方寸天地，其字法、章法、刀法无一不妙，将虚实、疏密、聚散、方圆、曲直、粗细、长短、轻重、繁简等关系以及边角皆能处理得恰到好处，形成了朱文印虚和灵动、白文印平正朴茂而总体上气韵高古的艺术风格，这正是取资汉陶文字而悟得其三昧的结果。

龚望先生在拓本上题跋本身也是一种艺术创作，通常是以隶书书写器名，以行草书写跋语，钤盖多方大小不等的自治印章，生成为构图完整、变化丰富而极具形式感的精美艺术作品。如其题“汉千秋”瓦当拓本，拓居中上方，于左侧上端以隶书书“汉千秋”三个大字，在此三字左侧以行草长题两列，瓦拓右侧的宽边与左侧两列跋文达成平衡，使整幅构图匀称和谐。又如题黄立谿手制澄泥砚拓本，取横幅，最右端上方以较大字体的隶书书砚名，其下为小字行草双行款；往左为砚拓，包括砚池和砚侧（镌刻篆体“晦木手制”四字）两部分，砚池、砚侧为一宽、一窄的长方形；再往左为周焯的砚匣题记，题记中的叙述部分以小字行草书写，题记中的铭以较大字体的隶书书写；再往左为龚望先生的跋语，以小字行草书写——龚望先生的隶书、行草与器拓上的篆书形成书体的多样组合以及大小字体的丰富变化，砚拓的规整与书法的灵动相映衬，而钤盖的三方红色印章在与器拓、墨迹的红黑色彩对比中形成跳跃，令人百看不厌。龚望先生在陶器传拓方式上亦有巧妙构思，如拓汉陶壶，因需取正面角度，两侧兽面不能完全拓出，于是将兽面拓于壶腰处：“两侧兽面不能全拓，置于腰下别具一格” （题汉陶壶拓本），不仅使生动的兽面得以完整呈现，而且选取的位置也恰到好处。

龚望先生还在古陶整器拓本上进行艺术再创作，龚望先生题跋于拓本，请同窗好友、书画家冯谦谦先生结合器型补画花卉，曾于汉陶壶拓本绘牡丹，于晋陶罍拓本画梅花，于华堂手拓七陶器拓本绘梅花、桃花、茶花、牡丹、佛手、松枝等，自有一派古雅清新气息。

龚望先生基于传承津沽文脉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高度重视乡梓文献和乡贤事迹的搜集、整理和传播，在用陶方面亦是如此。其以器物为载体或以与器物相关联之做法保留传扬乡贤的嘉言懿行，以补文献之不足。像前文提及的黄立谿手制澄泥砚、小绿天庵写经砚就关涉周焯、李叔同、徐世章等乡贤的行止与文字。刘竺笙先生是龚望先生少年时代就读的直隶省立第一模范小学校（今天津中营小学）的校长，龚望先生有感于先师文字流传无多，至少两次书录刘竺笙先生的《甘林瓦砚歌》于扇面。19世纪末，李叔同于上海得藏纪晓岚原藏的一方甘林瓦砚，特为此砚向海内名士征集题辞，征得三十余人之作，于1899年编辑印行《汉甘林瓦硏题辞》二册，其中就有刘竺笙先生的《甘林瓦砚歌》。龚望先生书录刘诗第一次是在1943年，于扇面右半以朱砂摹画甘林瓦当一枚，录刘诗全文，并题“癸未初夏，先师竺笙公为李叔同题《甘林瓦砚歌》，薑厂录于四宁草堂雨窗。” 于扇面左半以朱砂摹画赵之谦所藏唐咸通十一年七月十五日邑子廿八人造像砖，并题“此砖为赵㧑叔所藏，喜其古朴，敬摹供养。癸未浴佛日，薑盫并志。”第二次是在1971年，以朱砂摹画甘林瓦当一枚，录刘诗全文，并题“右录先师刘筑笙先生为李叔同题所藏《甘林瓦砚歌》。先师文字流传无多，谨书此箑呈介眉学长存之，书之工拙非所计也。”关于李叔同的老师唐静岩的史料甚少，刊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的《津门纪略》在“书画门”唐氏名下仅记四字“山水、篆隶”，陆辛农先生《天津书画家小记》也只是转引此四字，《天津三百年书法选集》亦未收录其作品。龚望先生在《李叔同金石书画师承略述》（以下简称《略述》）中对唐的艺术有全面评价，提供了诸多信息。 1980年又在手拓唐静岩先生故物晋陶罍题记中写道：“在山居士藏器。先生名育厚，字静岩，一字载庭，又号在山居士。工篆隶，善山水，富收藏，尤精篆刻，刊有《颐寿堂印谱》行世。案：先生本浙人，以业医客津门甚久，吾津书家如华文宰、李叔同、王舆南皆从先生学。叔同曾辑有《唐静岩司马真迹》小册。”题记补充了《略述》所未提及的信息：唐静岩一字“载庭”、又号“在山居士”；《略述》中提到唐静岩的学生之一“王雨南”在这里写作“王舆南”，当为王雨南的别名或别字。另外，此陶罍器身上镌刻“丙申秋月，在山居士珍藏于两不厌吾庐”，据此可知唐氏的斋号为“两不厌吾庐”。

在艺术教育方面，龚望先生亦秉持“取法乎上”、“印宗秦汉”的鲜明艺术主张，以自身的深刻体认和艺术实践经验引领着弟子们的学艺路径，常手拓汉瓦当并加以长跋赠与弟子，跋语中屡屡称道两汉艺术的高度，指出其美之所在。

1972年，龚望先生将踏访宁河所得古陶残片，除纹饰较为丰富的大片用以拓片、研究外，将所余陶片裁割成方形印材，指导弟子们篆文其上，计得四十余方，实为引导弟子们直接通过古物感受古人气息、体认古代文化、实践“印宗秦汉”的佳法。日前，龚绶先生发议，邀请龚望先生的弟子及再传弟子近二十位，仍以龚望先生得自宁河的陶片为印材，刻印龚望先生经常书写的文字，已具百余方规模，拟合龚望先生所藏古陶和篆刻作品开展于沽上，因以古陶为材、以古篆为体刻印取自古代经史典籍的文辞，故名之为“龚望三古传薪”，值得期待。

龚望先生家藏宏富，古陶不过是其富藏中的极少部分，然而，龚望先生在当时的历史条件、物质条件下以一己之力尽己之所能，精心守藏、深入研究、充分利用这些古陶，成就了其自身的书法篆刻艺术的高度，并藉以陶育后昆，补阙文献，传递着民族文化基因，绵延着津沽文脉艺脉，贡献足多。在价值取向、艺术追求日益多元化的今天，重温龚望先生与古陶的往事，了解龚望先生游于艺的方式和历程，或许更能予人启迪、发人深思。

（按：1.本文所及古陶皆依据现存古陶拓本，主要参考文献为《薪尽火传（纪念龚望先生诞辰百年书画展）》、《四宁草堂学术杂丛》、《宁河仿古》。2.龚望先生所题拓本文字中，“匋”与“陶”通，“研”与“砚”通）

龚望先生再传弟子、书法篆刻家赵光的学生杨子沄发言。

龚望先生再传弟子、书法篆刻家赵光的学生杨子沄以《下学上达以心印心》为题，阐述自己的观点。

我们今天活动的主题是“三古传薪”，从题目就可以看出，这不是一个单纯展示艺术的展览，深层的意义还是要突出“传承”这两字。那么我们传承龚望，要传承什么？下面我简单谈谈自己的思考：

众所周知，龚望先生是著名的学者、书法家，他老人家以鸡毫所作的“龚隶”书法最为世人所称道。那么我们传承龚老，难道就是去买一管鸡毫笔来，也写几个“龚老面目”的隶书作品吗？我想，真正要传的是龚老的“心法”，这样的传承大概可以叫做“以心印心”。那么龚老的心法是什么？《中庸》云：“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在我看来，龚老的心法就对应着这三句话。

一、读书——好学近乎知

龚老对学生说：“写字只是末技，要紧的是读书。我不单纯教你们写字，首先要教你们念书。作品是次要的，写字就当玩。要重点放在念书、做人上。”我们再看看龚老给学生讲的书：《四书》、《五经》、《古文观止》等等。那么，读书是读什么？比如我们写字读读字帖、画画读读《芥子园画谱》、刻印读读《十钟山房印举》，乃至于读一些艺术史论，在我看来这都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读书。真正的“读书”是读“内典”。内者，心也。内典者，修心之学也，也就是传统文化中的各种经典，比如孔孟、老庄，乃至于出世间的学问。“千经万论，只为明心。”我认为龚老读了一辈子书，就是为了“明心”。

二、力行——力行近乎仁

在我看来，龚老的“力行”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写字，二是为善。

（一）写字

龚老曾治一印：“一文不值，千金难易”。我们再来看龚老的字——“有圣人心，无烟火气”。那么写字对于龚老来说，究竟是干什么用的呢？我想，一是内用，二是外用。

1、内用。我认为在龚老看来，写字不是用来展示自己艺术风格的凭借，更不是自己追名逐利的手段，而是养静观心悟道的法门。我们读《明儒学案》，其中陈白沙有这样的话，叫做“静中养出端倪”。龚老正是借助“写字”这一法门，来培养自己的定力，进而达到灵魂的升华。

2、外用。我们看龚老作品的内容，几乎看不到什么世俗之语，写的大都是“有益于世道人心”的良言，比如“德从宽处积，福向俭中求”、“自觉胸中生意满，须知世上苦人多”。再有就是龚老从经典中集出的对联，比如这次展览上我刻的这两对印“富家大吉，遇困而亨”、“有备无患，庶事乃康”，就是龚老分别从《周易》和《尚书》中集录的，这恐怕和弘一大师的《华严集联三百》有异曲同工之处。此外，即便也写时人常写的内容，龚老也是有自己的独到之处，比如用红纸写“福”字，一般人都是缀上一句“福如东海长流水”，而龚老却写“吃亏是福”，这才是“福”字的真谛。

（二）为善

龚老说：“人行善，有阳善和阴功。你去帮助亲戚朋友，大家都看得见，这是阳善；你私下帮助不认识的人，谁也不知道，这是阴功，这更紧要。”在龚老看来，“帮助”是相互的，帮助别人的同时，自己的精神也得到了慰藉，生了欢喜心，这正是别人在帮助我们。

三、改过——知耻近乎勇

龚老说：“凡错事不可做，应咬定牙关，站稳脚跟，挺起脊梁。人格如能完善，气质自然改变。”还说：“要去掉社会气，保持个性之纯真，升华人品。”“名利是身外之物，不必多求。烦恼、痛苦很多都是自找的，都是贪心所致，痴迷不悟的结果。”龚老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心迹双清”这四个字就是龚老最后证道境界的最好概括。我们也不妨效法先贤，比如《了凡四训》里所提到的“功过格”，每天自省并记录，督促自己改过。这样，对于我们的艺术会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搞艺术常讲“去俗气”，真正的“去俗气”其实就是“改习气”。

曾经读过这样一副对联：“一做人，二读书，三艺术；轻名利，淡俗事，守天真。”龚望先生的一生做到了，真正的做到了“下学上达”。作为龚老的再传弟子，我也将好好跟随我的老师赵光先生、紧赶龚老修身治学的脚步，把功夫做到深处，做到实处。虽然我现在从事的是政府法制工作，但我的内心和龚老当年在履历表志向栏上填写的个人志向一样，那就是“颇愿终身从事教育事业”。我想这种教育不一定是在三尺讲台，而是把龚老的精神真正地行出来，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这样才不辜负师长们的期望，这样龚老的在天之灵也会欣慰。

龚望先生再传弟子、书法篆刻家解新毅的学生高川发言。

龚望先生再传弟子、书法篆刻家解新毅的学生高川：首先感谢二爷龚绶先生，已近八十高龄了，为这次篆刻展劳心费力，疾苦奔波；也要感谢龚绶先生给我们后辈们难得的一次学习交流机会！这次师门三代人的传承印展，让我深深体会到了太师龚望先生治印取法的秦汉精髓，也让我看到了这么多师辈们精湛的艺术水平。与其说是我们的一次学习机会，更不如说是对我们后生的一次警策，取法乎上，青出于蓝，应当是我们要牢记的先人教诲。

我有遗憾就是未曾与太师龚望先生谋面，当受二爷之托完成这四方印时，就感慨万千，权就当与太师夫子隔空神会吧。前些天，我去了一趟七里海，就是为了重走一下当年太师龚望先生的寻瓦之路。四十多年前，也正是深秋之季，龚先生听闻宁河有发现汉瓦残砾，便托王鸿章先生（王先生当年在天津运输六厂工作）借来一辆上海“三马”（既三轮货车），一行四人，由王鸿章先生开车，后载龚望，郑恩泽，刘子中三位老先生，出城直奔河北省（当时宝坻宁河不属于天津）而去，过闸口，在远离村庄偏僻之荒地，拾到汉瓦残片，以布袋盛装而归。前些日，问及郑恩泽先生长子郑新先生回忆到，当年郑恩泽先生冻得很，回家后还受其爱人责怪。而今天，重走寻瓦之路，路变了，人也变了。我成了司机，当年的司机成了乘车的老人。

之前，好多位师辈们都曾对我说过，当年龚先生在世时经常说道：“治印学书，要取法乎上！”。我虽知其意，却欠领其会。此次宁河之行愈发地让我明白了印宗秦汉的大道之法！太师龚望先生用他对汉瓦残砾的珍视态度，用他治印取法的身体力行，给我们后辈们指明了学书治印的康庄大道！

印宗秦汉，真正地认知这一点，不容易；要做到更不容易！当下燥世，连盛行一时的“丑书”、“丑印”也都喊着宗秦仿汉，这些标榜式的艺术形态更加的扭曲了中华文化的艺术传承。我觉得这次三古传薪篆刻展，既展示了书法家龚望先生高湛古朴的治印风格，又充分地体现了师门技艺的薪火赓延，更向世人宣示了中华文明道法传承的本来面目！

天津大悲院住持智如法师致辞。

天津大悲院住持智如法师：龚望先生与天津大悲禅院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于经史、诗文、训诂、金石和书法等造诣颇深。笃信佛教，深研佛学。一生从事教育事业。崇敬乡贤，重视乡邦文献的收藏和文脉的传承。他是一位明因果、知无常的老人，是一位修福慧行慈悲的大德、是一位惜福的大德、有智慧的大德，是高山峻岭、大泽深潭，具布衣本色、圣贤气象，一生徳艺双馨、心迹双清。祝愿展览圆满成功。

龚绶致答谢词。

龚望先生的儿子、学者龚绶：龚望三古传薪篆刻展和研讨会，今天在龚望纪念馆隆重举办。我代表龚望先生的后人，首先郑重感谢龚望先生的学生们心中有大爱，为传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为了回报先师的教育和关爱，20位先生用恩师给我们留下的汉代残匋片，精心刻制了120方仿秦汉古印，用这种形式缅怀恩师，这20位治印者中有9位是再传学生，这就是身体力行地“传承”。我代表龚先生的后人向大家致以谢意。

先哲曾云：“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这里所说的“孝”，就是要继承先人的遗志，完成先人未竟的事业，传播先人的嘉言懿行，使之弘扬光大。换言之就是后人要为先人做什么？学生要为先生做什么？今天举办的龚望三古传薪篆刻展和研讨会，可以回答了这个问题。

著名画家张佩钢先生赠送力作《龚望先生肖像画》。

研讨会上，著名画家张佩钢先生向龚望先生后人赠送力作《龚望先生肖像画》，以表示对津沽先贤的崇敬之意。张佩钢说：“龚望先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大书法家、教育家和收藏家。他通经史、精六艺、研佛学、善古乐，是津沽大地上一位博学的‘大儒’，更是我辈敬仰的对象。现将《龚望先生肖像画》赠送给龚望先生的后人，是这幅作品最好的归属。”龚绶先生说：“张佩钢先生笔墨精到，方寸之间把父亲画的惟妙惟肖，神形兼备，更重要的是将父亲的精神气质表现的淋漓尽致，我非常感动。”

龚望先生三古传薪研讨会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