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常说死亡让每个人变得平等，并不代表着当死亡从我们的双眼中夺走爱人的尊严时是仁慈的。麦克卢汉说“报纸卖的都是坏消息”，大众媒体中扑天盖地的死亡信息已经让人对此麻木不仁了，战争、灾难、车祸、死刑、犯罪、恐怖袭击，死亡的图像永远占据着大众媒体的主要版面，塑造着人们对恐怖的认知和经验，无论是经济利益的驱动，还是统治术的诱导，死者的尊严就这样被媒体剥夺。

1976年7月16日，德国《斯特恩（stern）》杂志刊登了一张摄影，图像中死亡的女性是德国左翼恐怖分子乌尔丽克·玛丽 ·梅茵霍芙（Ulrike Marie Meinhof），她于1970年建立了左翼恐怖组织红军派；在1972年，梅茵霍芙被捕，并被以谋杀罪和与犯罪组织有关起诉。定罪前，梅茵霍芙在狱中上吊自杀。梅茵霍芙是主流社会的公敌，又是左派组织的偶像。马莱内·杜马斯(Marlene Dumas)在2004年摄影图片为原型创作了梅茵霍芙肖像，130x110厘米的尺幅远远大于摄影的原始尺寸。作品的标题用的是杂志的名字——《斯特恩》，没有任何政治立场的暗示，没有复仇的情绪，描绘的只是“睡着了”的人，只为提供给我们悲伤，只为恢复死者的美丽。纵然是全民公敌的肖像，这件作品中也没有“站在敌人尸首上欢歌”的不仁，只是对人类的悲剧的同情和深思。

这个作品属于杜马斯的“死亡系列”，在这个系列中，她描绘了一系列的非正常死亡的死者肖像，他们都来自媒体的死亡报道，有的是偷渡西班牙的非洲难民，有的是声名狼藉的罪犯，还有激进的恐怖分子和反恐士兵。展览中最为吸引人的那张刚刚死去的玛丽莲·梦露肖像，对杜马斯来说，那还是美国梦的死亡，还是作为自由和现代主义的代言模特的美国的死亡。那些死亡的形象也许我们都在媒体里见过，但当我们看到这些作品时，想到的是，她／他是一个妈妈，是一个爱侣、是一个父亲、一个朋友－－－媒体是政治的，从媒体中取材的杜马斯作品却消解了政治立场，没有提示” 3 “谁是侵略者？谁更值得同情？死于战争还是谋杀？”但是显而易见的是作者强大的悲悯和恳求，不带丝毫偏见，审视着长眠之人，他们不再是个抽象的“他者”，而是人类共同体中的同胞。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在参观纳粹办公室时留下的名言——“平庸之恶”。这句名言成了杜马斯1985年自画像的标题。她曾说：“有了一个南非的白人的身份，就没有什么更糟糕的事了”，带着白人的罪恶感，她研究了很多被掩盖的殖民史和政治史，特别是美国在刚果的掠夺，让她将政治、资源和罪恶关连起来，重新思考身份的意义。

这些思考在她的《人类肖像》系列完全体现了出来。这个史诗般的计划中的一部分就是北非和中东男性的肖像画，还有巴勒斯坦自杀式炸弹携带者的肖像画，杜马斯移去了模特们所有的文化、民族、地域方面的特征，面孔被简化的只剩最后的结构线——嘴唇、发际线、眼线；这些最简洁的肖像都直视观众，神秘而忧郁，让人只能从中识别出男性的面孔的基本特征；不能辨认谁，谈何敌友呢？要回答“为什么是北非和中东一代的男性肖像？”这个问题，我们就不得不转向当下欧洲的政治语境中，穆斯林的移民浪潮刺激出了欧洲新一轮的种族歧视，尤其是在911事件之后，对恐怖分子的警惕，被明显地移植到了穆斯林的移民认知中，甚至是文化领域的歧视和排斥中。2002年到2005年，《人类系列》的诞生，正是以杜马斯为代表的欧洲知识分子是对当下欧洲文化环境的回应——以跨文化、跨种族的“人类肖像” 和博爱的情怀对抗种族划分和地域政治。MoMA的策展人柯妮莉亚-巴特勒(Cornelia Butler)评价道：“这件作品伟大、勇敢、直截了当地对当代文化、政治问题做出了回应。从我的第一感觉到最后的思考，都聚焦在那一个又一个漂亮而强有力的面孔”。这么多的肖像密集地并置在一起，营造了一个‘匿名的大众’的语境，又提供了一个中立的立场去观察人和人的图像。而当人不由自主地试图从区分种族的角度去阅读图像时，你又开始意识到“种族划分”这个顽固的问题，从而产生了严重的不安感，这正是这件作品的魅力和力量。杜马斯的创作取材自媒体，抽出意识形态的成分，将死亡和政治的图像变成普世的药方，那就是超越意识形态争斗，思考人类悲剧。

所以杜马斯挑战的，是大众对图像的解读的方式，她说过：“如果我们不知道希特勒、尼克松象征着什么，那么我们看他们的图像的时候，能读出什么呢？”。（Louis Hothothot）

来源:艺术中国责任编辑:易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