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同大张”个展是2015年我看的最后一场展览，也是过去一年我所看的近百场展览中内心触动最大的一场展览。前几天，有媒体针对该展览中的一件作品《我看见了死亡》，就此借专家之口批评其为“无病呻吟，离经叛道”。本来一百个读者有一百个哈姆雷特，作为一家之言，无可厚非。然而，就这件作品，或者针对这个展览得出如此不切实际的结论，如果不能说是一种蓄意曲解，起码也是一种严重误读，或是戴上了深度的意识形态哈哈镜。

　　大同大张，本名张盛泉，生于1955年，山西大同人。由于他那一米九的身高，人们多呼之为“大张”。后来，他便索性以“大同大张”为名。2000年1月1日，当世人欢呼千禧年到来之际，他在家中自缢身亡，以放弃自己的生命完成了他一生最后的一个艺术行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一个艺术殉道者。

　　2015年，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联合温普林中国前卫艺术档案，通过对大同大张生平、作品、艺术思考的研究，梳理出大同大张的艺术图谱和精神世界，精心策划了“大同大张”个展，于同年12月29日开幕。这是国内首次完整展示大同大张生平创作的综合艺术展，囊括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那些他生前无法实现的手稿，以及大量艺术笔记和诗稿。

　　展览引起了艺术圈内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很多艺术家表示深受震撼，我的一位艺术家朋友是流着泪看完展览的。大同大张是中国当代艺术史非常孤绝的个案。在他短暂的生命历程中，借用艺术的方式追问世界的精神本质。他坚持独立思考，直抵自我思考的极限；他坚持永不掉头、永不妥协的前卫精神，真心诚意地将艺术与人生贯通。他的许多观点，像匕首一样尖锐，不仅戳痛了神经尚未完全被麻木的世人，更戳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痛处。

　　有人说，中国此前高歌猛进的三十年，是依靠激发人的物欲来驱动经济发展，但到了经济资源日益枯竭的当下，再采用“激发欲望”和“满足欲望”的凯恩斯经济逻辑驱动中国的发展显然已经走不通了。毕竟，不能把一个人的欲望当作一个人的信仰。那么，还有什么样的精神力量可以重新感召和动员中国的社会力量呢？这里就涉及到一个精神议题的讨论和精神秩序的重建。大张大同的艺术生涯并不算长，但他始终如一地关注精神议题，不断追问艺术本身和人类自身存在的问题。

　　比如，在越来越物质化的今天，艺术家成了品牌的生产商。而大张，反对精神被物化，反对艺术被消费。所以他的绘画，反装饰性；他的行为，反表演；他的装置，反虚伪的观念。他发明的“邮寄艺术”，就是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构思和创意交付给任何一个想要实施的人，反对艺术家为了点名利，像守财奴似的不愿公开自己的真实想法。所以大张其实是艺术家内部的敌人。他藐视物欲的精神境界，他坚守毫不退缩的立场姿态，赤祼裸地映照出借艺术捞取功名那些人内心的不堪与卑劣。正如此次展览的学术主持温普林所言的：“在成功学主导的当代艺术领域，这个展览主要的意义，就是提示人们，和我们共处在这一个时空当中，还有这样一种存在，纯粹性的精神存在。”

　　再比如此次引发争议的那件作品《我看见了死亡》。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死亡是一个禁忌的话题，中国人对死亡怀着一种莫名的惶惑和恐惧，于是就有了有关媒体所谓的“负面情绪”之说。而在西方文化中，死亡并不是生命最后的终结，只是另一种形式的存在。西方有着“向死而生”的文化传统，海德格尔就认为，人只要还没有亡故，就以向死存在的方式活着。另外，西方有忏悔和受难的传统，即直面痛苦，寻求救赎的精神，这些都是很重要的现代精神的源头。

　　受西方当代哲学思想的影响，大同大张不断追索生命的本质、意义、精神和灵魂。事实上，对于死亡的哲学思考一直伴随着大同大张整个关于现代主义的思考之中。“没有人的灵魂能活着走出他的躯壳”、“真正的行为艺术就是无条件地摧毁自己，任何做给别人看的东西实在是太可笑了。”就这样，一步步地，大张最终将肉身之躯看作是纯粹精神的屏障，于是主动选择死亡成为一种必然的结果。吊诡的是，随着大张躯体的消失，他的精神却由此得以凸显与不朽。

　　大同大张以生命实践着自己的艺术思考，同时提示我们，当代艺术既不是小清新，也不是流行时尚，它的核心是一种直面痛苦的现代性文化与批判意识。对于如何看待艺术批判现实的意义？大同大张的弟弟张小泉对此作了很好的注解：“因为他的很多作品在批判现实，出于某种社会责任，我是有压力的。但随着整理，我对他的作品有了新的认识，我感受到，只有批判和怀疑，我们才有信仰。”

　　大同大张的艺术通常以思想性见长，他对时代始终保持着深刻的认识和警惕。在1989年 “中国现代艺术展”上，他与同伴所实施的行为艺术“吊丧”，成了此后中国艺术发展的先验之见。回望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眼下中国当代艺术存在的许多问题都源于在没有完成现代性基本使命的前提下就匆匆进入了当代。并且随着商业时代的来临，很快被物质所左右，被资本所绑架。艺术一旦丢失了其精神的价值，那么它的意义何在？所以对于当下的中国当代艺术而言，重要的不是他的艺术图谱，不是他的艺术语言，而是艺术家关注时代、关注思想、关注人类精神议题的热情，以及用艺术方式进行精神思考的持续性。大张曾说：“哲学是笼子里抓鸡，艺术是放出来疯狗咬人”。

　　今天中国当代艺术的环境变得更加舒适和成熟，今天的当代艺术也变得更加的精致和悦目，它们主动拥抱消费时代，主动融入这个美丽的大千世界。有人说，今天的中国当代艺术已经变成了温驯的宠物。然而，“与其走向精致，不如直向野蛮”、“艺术家必须永远是极强大的逆流”…… 大同大张的这些警世恒言，让我们如芒在背，逼迫我们思考当代艺术应该坚守一种怎样的精神和表达。

　　在一个泛娱乐化的时代，在一个痛感逐渐消失的年代，我们突然发现，由于精神的萎缩与羸弱，虽然我们拥有了物质的基础，我们依然很难感到幸福。大同大张早就看到了人类出现的这些问题，如《猪算》这件作品中，他用猪头作为算盘的算珠，取了珠算的谐音。“猪算”，那一颗颗牵连在算盘上的猪头也许指的就是人类自身。人类异化成了一串串的数字，个体生命变得没有意义，都只是大数据时代下的一个棋子。大同大张一直把矛头对准人性的弱点和人类的问题，因此，他也是人类内部的敌人。诚如他自己所言的：“我要以人类为敌”。

　　综观大同大张的艺术人生，他一直在用批判性思维的方式在进行着理性的思考和艺术的创造，力图用比较尖锐的方式，来点醒还在浑浑噩噩度日的世人。只不过，在逻辑和常识都还欠缺、独立思考已然成为一种稀缺资源、精神的惰性变成惯性的国度里，又有多少人愿意被他点醒，并作出深刻的反省？（傅军）

来源:艺术中国责任编辑:简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