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学校，每年都要送走一批毕业生。他们学业已成，踌躇满志。我时常在校园看到这样的情景：结伴而行的学子三五成群，昂首阔步热闹非凡;笑闹嬉戏的同学三两成行，意气风发激情满怀。年复一年，感受越来越深。我常被他们洋溢出来的气息所打动——那是一种勃勃向上的朝气，那是一种青春焕发的豪迈。但如何表现?从何画起?首先，我必须抓住这个“生活之景”，然后息止内心已有偏见，将这个有感的生活片段进行语言过滤，当然，重要的是语言的重建。即如何把生活印象以怎样的视觉图式转换成“绘画之境”。

　　上世纪90年代伊始，中国正处于社会与文化转型的历史巨变阶段。随着改革的深入及文化艺术的渐次开放，我们的艺术视野就一下子开阔起来，整个艺术创作处在新与旧、入时与过时的语言交替纠葛中。但渐渐地，人们的视线开始转向眼下的热门主题：变革时代的人的精神状态;新时期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差异;城市景观和环境保护，等等。应该说，关注现实、表现当下已成为大家不约而同的艺术意念。经过自我的“看”，把“此时此刻”的真切感受截取下来，然后在形象提炼中进行语言纯化，在更新图式中赋予形象以更强说服力。倘若能做到这一点，我们为之激动为之表现的那么一点想法才不至于因“循规蹈矩”而了无新意，或是因“陈词滥调”而苍白无力。

　　我喜欢把获得的“生活映像”置于开阔的自然中。我先用清一色三个女子的并列形式表现，能不能在意外中得到一定意味的形式感，或额外地获得某种象征性的指向?特别是针对人物动态的步履经营，我想起古埃及壁画浮雕那种整齐划一的步伐样式。当然，齐整的步态从“自然主义”的审美角度看，或许有点呆板，但我意识到，若是采取错落有致的脚部态势，其造型剪影与天空产生大小不一的负形所造成的琐碎感，多少会破坏画面人物一致向前的整体感。我自忖着：在画面的格局上，只要捕捉到直觉的单纯简洁形式，只要寻找到代表性的东西，形简意赅地表达对青春的感应就足够了。

　　我让衣裙楚楚、神情俊朗并充满个性的女青年均衡排开，自右至左呈“人”字造型，并大踏步向前。为了使人物姿态再活泼生动一些，我着意让前边的女青年面带笑容、眼睛微闭、头往后仰，背手拿着花束而自得融融。这时，一种充满朝气的精神意味似乎自然地流露出来。在这里，具体的场景是不重要的，只留下面积少寡的低矮地面和远处隐隐约约的海平线。我觉得只有简化背景，才更有效地突出人物的不同容貌和神情。如此一来，主体造型从另一个视觉层面看好像更稳健，也因稳健而厚重起来。假如采取那种“反映论式”的创作思路，诸如安排礼堂、校舍、操场等设施作为背景的话，虽能使人物的身份特征得以加强，也能使某个局部空间得到一定的延伸，但会因建筑物的庞杂而造成画面的挤逼，同时把青春锁定在校园里也会失去主题的社会性，与我的绘画初衷是相悖的。在我的构想中，我需要在人物的周围设立一个通透、流动变化的空间，好让表现的主旨在这个开敞、臆造的空间背景中得以铺陈。毕竟，“想象”的那一部分内容有时比恰似“生活的真实”重要得多。换句话说，画面在以“现实”作为依托的基础上，介入某些非现实的“想象”部分，或许能增加画面在完成视觉 “可看性”的同时也葆蓄一点视觉的“可读性”。

　　扼要地说，造型艺术的全部意义是在于作品表现了什么而不在于作品周全地说明了什么。艺术的过程就是一个怎样“取”和如何“舍”的表现过程。我的做法是减弱三个人物的前后深度关系，侧重人物围绕起来的大体块与天空大片背景的衬托所形成的意趣上。浮现出来的意趣就在于“实形”与“虚形”之间的如何整合上。显而易见，搞好人物的边缘线就显得至为重要了。这条边缘线，既要强调突出，又要平实沉着;既要概括灵动，又要布满光感;既要让动态的外轮廓顺应“语境”的表达，又要让塑造的形体契合主题的意旨——我只想致力于营造一种合乎现代节奏的动感以及体现跨越新世纪门槛的人们之心境。

　　由于视平线压低，加上背景没有为了幻觉的深度空间所设立的透视参照物，故画面的空间呈示将是左右开敞的，而不是纵深展示的。我尝试用一种不太确定的一团团糅合的色层、一片片涂抹堆积的肌理、一道道迅疾或缓慢的笔触痕迹所砌成的色彩氛围，并通过色块的虚实变化所产生出来的似是而非的云层以及微弱的光芒，天空在大色块的明暗比照与色泽渗透中浑然一体。我试图在这个疏朗广阔的空间中，借助背景的“虚无”，使观者的视线能朝着更远的地方伸展，给人带来更多的遐想空间。

　　以上写到的，是我在构思这幅作品时的一些感想，也是我在创作这幅画时追寻的目标和努力方向的表白。画画，归根结底，不都是在一开始为了一个“一厢情愿”的追求而起笔，到终末得到一个“自以为是”的满意而收笔么?就在《紫雾》这幅画上，我只想充分利用有意味的形加上有韵味的色去表达对青春岁月的感怀以及对蓬勃生命力的赞美。（蔡潮）

来源:南方日报责任编辑:简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