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卫平：全国美展之后的地方美术创作

　　我对国展颇为关注，2014年度曾先后撰写过两篇相关的批评文章（‘85’思潮与主旋律的博弈——致全国美展的预备选手们、负进步——全国美展落幕评）两篇文章分别撰于展览征稿期与闭幕展后，时隔8个月。前文预测第十二届美展的评委们从年龄段落上经过“85”新潮的洗礼，在作品甄选和评奖上将突破“主旋律”创作的一统格局；后文通过对展览的观摩则否定了这一预测，因为我低估了庞大的体制力量及其利益共同体对艺术自由和自律的稀释效应。

　　但在全国美展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却有另一种声音一直“余音袅袅”，即各地对本省市全国美展的宣传、发酵、展望及政绩式的颂扬。

　　首先，对各地而言，入围数量和获奖能说明一组双向问题：一方面证明了当下美术创作力量的崛起和强大，另一方面反映出全国美展切蛋糕式的分配额度在其核心区域的逐渐压缩。这种原因既是展览多元化的良性生态，也是国展权力均衡的某种体现。随着双年展、三年展、独立展及国际展览的多元化发展，艺术家的阵营开始区分，全国美展一统天下的格局应逐渐被打破。

　　一直以来全国美展是体制内画家价值认定的核心标准，而自由艺术家的大规模出现仅是近十余年的现象，因而多数地方也很难营造艺术创作的自由格调，它同日益自由自我的市民生活及其认识不相匹配，所以，艺术家在社会生活中往往是“小圈子”化行为，缺乏与社会互动且相互渗透创作生态。在这种前提下，唯一能吸引和对现行艺术创作起到导向作用的，便是全国美展及其同类展事，因而它构成了唯一的艺术话语，这种单一化的艺术导向原本代表一种价值，但它凌驾于一切价值之上的地域生态所造成的排他性则等同于一剂“毒草”。

　　作为美术评判的基础事项，目前全国美展的多数作品仍凸显的是对艺术家在作品中所投入的时间和造型、色彩、形式、技法、主题的基本考量，尚未达到艺术创作所承载的人性、自由、格物及民族精神的高度，更无力企及艺术对社会、哲学、政治、历史的介入、批评和干预层面。全国美展所操持的评审标准因为不具有社会性和人文性，因而在视觉表象层面就变得纤弱和唯美，在创作过程中偏于制作和重复，在图像信息丰富和复制技术成熟的当下，除了被不懂艺术而滞后于时代的政客和收藏体系认可，其实际价值仅停留在中产阶层家庭的装饰功能上，无法构成对社会、民主、人权的干预和推进，自然无法推进城市的现代化。

　　全国美展巨大的吸引力，不是来自它的展览价值和艺术作品本身，而是来自其背后强大的体制力量及其认可共同体，这其中包含了部分市场的盲目追捧因素，通俗点说，就是入围全国美展，可以获得政府、单位、领导的认同，便于借助这个光环提升作品的市场价格。

　　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全国美展仅仅证明参与者们完成和跟进了一种相对传统的艺术基础标准，尚处刚刚“脱贫”的状态。在经济生活中，脱贫意味着脱离政府和亲友的周济，进入到自力更生的生活之中，脱贫固然可以庆祝，但一定不要忘记自力更生才是自己，各地的艺术创作者和有远见的决策者，应该认识到这种处境和趋向，从而接纳新的、不同于国展式的艺术路径，并积极拓展多元化的艺术格局，倡导自由、随心、跟进和反映现代社会价值的作品，促使艺术创作同现代化的发展相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