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费相当时间和经历，还有金钱，我才深切地认识到，画册和原作之间就好比美女照与美女之间，其实究其本质而言，相互之间并没有实质的关系。虽然，作为一个已经不年轻的美术爱好者，我和广大同侪及艺术家一样，曾有过一段对艺术画册狂热的追逐和渴求。至少在二三十年前，彩色印刷的精美画册还是非常珍稀的一种资源，它是接触外部世界的唯一窗口，因此这种资源甚至被许多人看作是一种足以炫耀的傲娇资本。

大约从千禧年前后开始，随着国力飞速上升，另外大大得力于电脑照排技术的突飞猛进，我们的印刷水平与以往不可同日而语。于是乎，各种精美巨大豪华的画册铺天盖地袭来。博物馆的重要展览，出了普通版的图录后还不甘心，非要搞一本豪华珍藏版，每部定价五六千元人民币，书的重量简直压得死人。上博的《周秦汉唐文明大展》，豪华版据说是附赠一辆手推车的，可见其之重。近几年，有名有姓的画家开个展，不出本像样的大开本画册似乎就没头没脸了。那北京人美出版著名的“大红袍”系列算是分量轻的，任微音、卢甫圣画集重量尚能承受。有一年何家英先生来上海美术馆开展览，笔者有幸获赠他题词的画册，每部足有二十斤重。何先生吩咐我再转送其他好友两部，那晚从国际饭店拎着沉重的60斤画册下来，绳子勒得我双手火辣辣疼痛。前些天画家何赛邦说起，有朋友也是参加画展开幕式，同样获赠一部重量级的画册，但实在画的质量不敢恭维，客气地说好画没几张，根本不值得如此铺张。那朋友拎着这个“包袱”，不好意思出门便扔，怕被人瞅见难堪，于是气喘吁吁跑到边上的公园里偷偷扔掉。这个故事至少说明，那些大而无当的豪华画册确实害人不浅。但是，画册越出越大，越出越重，如今已成为艺术界的一个风尚，好像不重不足以说明艺术家的价值。其实，展览出版画册，在互联网和数码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可能只对于参展艺术家和策展人存在一定的意义——展览的文本记录。对于到现场观看原作的各位，画作怎样，早已心知肚明，再豪华的画册拿回去，恐怕也是徒增烦恼，对阅读和研究可以说毫无用处。实际也是，以我个人的阅读经验来说，那些大画册或许真正看的次数实在不多，甚至说没有，往往束之高阁，成为书房漂亮的摆设。

说到底，画册即使再逼真再精美，毕竟与你是一种间接的媒介关系，并不代表你与原作之间发生了关系，就像你只看美女照一样，那只是一个美丽的误会而已。现今便捷的交通旅游条件，与其花费巨资购买画册，倒不如直接去博物馆、美术馆亲近原作，并用省下来的钱买一杯咖啡，静下心来体会或与人分享自己对艺术的真实感受。至于近几年出版的《宋画全集》、《元画全集》，那另当别论吧。

1980年代初，进口艺术画册则在当时承载了广大艺术爱好者更多的艺术求知欲望和青春记忆，相信每一位画家或爱好者与画册之间都有一段自己独特亲切的回忆。许多与画册有关的奇闻逸事由焉发生，图书馆和书店经常通过报纸谴责画册被偷、图片被撕裂、污损等种种不文明的行为。更不要提当年上海滩轰动一时的那场著名世界人体艺术摄影展，和那本破天荒的人体艺术摄影画册了，那种狂热场景本身就是一件有趣的艺术事件。当时很多画家，特别是西洋画家，临摹画册上的图片是其学习西画的一个重要手段。今天还能看到许多成名的画家，其作品里面仍然带有浓郁的印刷品气味。这都是因为在当年，我国的彩印技术实在落后，加上对资产阶级的西方艺术实行封锁，偶遇一本的进口画册，简直就是荒漠甘泉，初尝禁果，比现在的一张原作还要珍贵。前不久，读到版画家刘春杰先生的一篇回忆，描述他当年用自己的血汗钱买下一套世界名画集的曲折故事，读罢令人唏嘘动容。

记忆中我买的第一本进口画册，是三十年前在福州路外文书店买的《现代绘画简史》。它其实算不上一本画册，只是一本图文并茂的彩色印刷的美术史著作，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系其艺术世界丛书的一种。作者赫伯特·里德是英国响当当的美术史家，名头似乎比贡布里希还要响亮。买这部书的时候，外文书店的进口画册门市刚刚开张，记得是在今天大楼左侧底楼一间不大的门面，一帮艺术屌丝经常把店挤得满满的，对陈列的各种画册评头论足。对这些珍贵的画册，那是尚没有实行开架手书。大家只能隔着玻璃，或者隔着柜台仔细端详。偶尔有某“大户”出手点名要看某本画册，营业员带着白手套，小心翼翼地把画册拿出来，平铺在柜台上供顾客翻看定夺，这时大家赶紧挤过去近距离瞅两眼。

书到用时方恨少，不用的时候其实就嫌多了。我不是一个铁杆书迷，才敢斗胆说出这些让出版社、印刷厂以及真书迷讨厌无比的狂妄之语。（作者石建邦）

来源:东方早报责任编辑:简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