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讨论康有为及其《万木草堂论画》与中国画变革问题时不可忽视几个方面：第一，康氏的身份首先是一位政治人物，维新变法确立了康氏在19世纪末中国思想界和文化界的地位。他认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必须变革，而这个变革的开始必须是从政治体制开始，在此基础之上才能深化各个层面的革新运动。无论是组织强学会还是创办《中外纪闻》、《强学报》，均是为其政治组织方式的革新服务。第二，康氏并不是一位中国画的实践者，虽有藏画活动，但美术确实只是其人生事业的末节。康氏主张绘画应当为政治和社会革新服务，实际上其将绘画当作个人政治事业的一个小的环节。第三，受康氏思潮影响的近代绘画大家有徐悲鸿、刘海粟，作为康有为的弟子，二者艺术成就皆高，且学生甚多，几乎囊括中国现下绘画界的各层面精英。康氏的画学思想得以延续。

　　19世纪的最后几年，清廷甲午战争惨败于日本，民族自信尽失，变法图强成为上至进步官僚、知识分子，下至普通学生的普遍要求。随之而来的百日维新虽然没有成功，但在20世纪初革新图变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变”所涉及的层面被无限放大，传统的教育和文化观念尤其被批驳得厉害。就在康氏发表《万木草堂论画》的同一年(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其聘请了陈独秀、胡适来北大任教。是年1月，胡适发表以改造旧文学、倡导新文学的白话文运动;此后，陈独秀发表文章响应。其后全国各地教育均实行“新学”，即引进西方的科学、思想，推广白话文教育。中国社会和民族命运危机重重，在新学和“启蒙思想”的引导下，中国社会涌现出一批新青年，在他们看来，那些阻碍社会变革的旧封建思想均应被打倒，应以西方科学、民主的思想和政治体制改造中国，北京遂有两年之后的“五四运动”。一场涉及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方式等各领域的革新运动潜在地发生和发展，趋于“现代”的主流思潮主张学以致用，中国文人画学“以禅入画”、“游艺”的思想在当时极不符合社会思想诉求。康氏关于近世中国画衰弊，要求学*西方写实的创作方法，以图为器改革工商等论说，其得以产生影响，也有着现实的生存环境。尤其是抗战爆发之后，民族生存大义直接否定了传统绘画的社会价值。及至新中国建立，毛思想美术对所谓封建文艺的否定，倡导新社会的新文艺，暗合和演绎着康氏的论说。康氏在新中国的历史教材中被塑造成为革新斗士的形象，其思想被冠以推崇性的论调，康氏思想获得先入性和普遍性的心理认同。

　　康氏《万木草堂论画》的提出有自我的时代感和责任感，亦仅是当时的画学观点之一，他要求中国绘画为革新的政治事业服务，这个角度致使他不可能考虑过多的审美意识和艺术本体性。康氏的论断是个人性的，但也带有社会性因素，也并不能说他个人的绘画观即为如此，一个人的思维极为丰富、复杂，而且多变。康氏判断和解决了一种问题，但他也回避了个人感受，回避了对传统的信心;也引起了这无穷无尽的话题。在中国文化自信逐渐恢复的今天，康氏所设立和回避的某些观念都在被打破，这也是时代所赋予的使命的结束。（作者魏祥奇）

来源:南方都市报责任编辑:简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