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说起文人画，自然会说到宋代的文人书画。说到宋代文人书画，我想起了“宋四家”之蔡襄的一个故事。宋仁宗非常喜欢蔡襄的字。某年，宋仁宗最宠爱的温成皇后去世，他请蔡襄抄写《温成皇后碑》，不料蔡襄推辞道：“此待诏职也。”这是你画院里专职画师“待诏”们的事儿。他并进一步解释道：“儒者之工书，所以自游息焉而已。”

　　不要小看“自游息焉”这四个字。它堪称人类艺术史上的一个重大进步。在此之前，艺术的生态链基本是依附于权贵的需要。同时代的欧洲，画家如果离开教会和贵族的豢养，是难以生存的。而在中国宋朝，特殊的文明环境造就了这样一批文士，他们将书画艺术从附庸地位中独立出来，书画创作不再看雇主的脸色行事，而是听凭自己的心性，成为自己情感抒发，个性张扬，心志寄托，哲思蕴藉的媒介。而西方要到400年后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艺术才逐渐赢得这种独立思考和生存的地位。

　　相当长时间里，中国文士阶层羞于鬻字卖画。今人来看，这种观念未免腐朽，但放在11世纪的人类文明环境来看，它却有着非凡的先锋性——为了赢得艺术的独立性。

　　除了独立的艺术人格，文人画还要有创造性的艺术主张。同样是“宋四家”之一的苏东坡，他在审美学中推出了“丑”的美学概念。他和米芾都是中国赏石文化的开拓者。他在米芾“瘦漏皱透”这四条观赏石审美标准上增添了一条“丑”。他自己的书画也在某种程度上实践着自己的“丑学”理念。老子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实质上是警醒世人思维的从众性。苏东坡也是通过建立赏石标准和自己的书画实践，来启迪人们以新的视角来看待事物。

　　这就是文人画的价值所在。

　　不是具有所谓文化身份的人画的画都称得上文人画。只有具有独创性的文化主张并个性化地落实到自己创作中的绘画，才称得上文人画。

　　即使没有所谓的“文人身份”，却符合以上要求的，也可以算作文人画。如元代的王冕，放牛娃出身，没有功名，耕读为生，但他的创作却完全符合文人画的要求。“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的诗句，即出自他的墨梅图。

　　以这样的标准看世界，我觉得梵高倒是文人画，抽象艺术鼻祖康定斯基也可以算是文人画。他们都以自己独立的思考，独特的视角，独创的形式，进行着艺术创作，并提出了具有开拓性的崭新艺术理想。

　　我忍不住遐想，苏东坡把一块憨厚的大石头，命名为“雪浪”，与800年后的杜尚将一个小便斗倒转过来，命名为“泉”，这两件作品，倒是可以同处一个“文人艺术展”的。（作者林明杰）

来源:新民晚报责任编辑:简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