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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申谈张大千的生平、创作与辨伪

天津美术网 www.022meishu.com 2018-07-23 16:39

傅申(蒋立冬绘)

  2010年11月,傅申先生来沪,在陆蓉之老师的引荐下,我得幸在几天里四次见到傅先生。多年来,每每与傅先生在一起时,不论是谈论古书画,还是闲聊,总离不开张大千这个话题。而这一篇专访,虽然发生在六年前,但依然可以作为这八年来,就张大千问题的总结。

  六年前某日,傅申先生来沪,我与内子陈含素陪伴多日,我就张大千等问题和傅先生促膝长谈了一次,然而一直未能整理成文。六年来诸多事情,今天看来都发生了变化,我曾两度去过摩耶精舍,拜祭张大千先生;张大千夫人徐雯波女士和儿子保罗先生也相继离世;张大千作品价格屡创新高;各类有关张大千的展览活动多了起来,各类有关张大千的话题也被重新谈论。种种迹象,都预示着新的艺坛发展方向。

  在即将到来的张大千诞辰一百二十周年之际,由田洪先生和我在浙江大学所策划的“五百年来一大千——张大千文献展”展览期间,特此将专访整理出来,以飨同好。

  与张大千见面

  您第一次和张大千见面是在1962年?

  傅申:好像是那一年。那次没有什么交谈,只是留了张照片。这一年,张大千访台,台湾艺术界欢宴大千先生,我正好在主持台湾电视公司每周书法教育节目,记者拉在一起,就随便拍了一张照片。

  我个人与张大千在1962年到1971年间,总共见过四次面,只有一次单独的交谈。

1964年,傅申(左)与丁翼(右)在台北拜会张大千

  您什么时候开始,和张大千有深度接触的?

  傅申:那是1970年或1971年。因为我得到方闻先生给我的奖学金,但是规定我学成一定要回台湾服务一年。所以我在1970年夏天到1971年的夏天回来台北故宫博物院一年,就不在书画处了,给我做了一个研究员,单独一个小办公室。

  张大千时常经过台湾,他的根据地是在香港,或者是印度,或者是巴西,到日本去看看老朋友之类的。那一次他经过台湾,来台北故宫博物院看藏品。台北故宫重要的人,包括叶公超先生、院长、副院长、书画处处长都在一条会议长桌旁坐成一排。桌边就是库房,推东西给他看。张大千旁边没有别人,陪客都坐在他对面,也不起来看画,就张大千自己拿画来看。我不晓得怎么就闯了进去,看到张大千在看画,就走到张大千旁边,跟他一起看,一直也不讲话。看到一张假手卷,五代赵幹的,他最有名的是《江行初雪》,但是台北故宫博物院还有赵幹的假画。张大千说这张连“照”着干(“幹”的同音)都不是,就是没有参照物的一张冒名赵幹的画,跟赵幹《江行初雪》真迹没关系的,跟赵幹的画风也没关系的,是后人造的一张假画。听他这么说,我在旁边就笑。那一张赵幹,水纹画法,皴法,苔点,跟波士顿美术馆藏的一张关仝山水很像——在1968年之前,我就已经知道那张关仝是张大千造的。我说这张画跟波士顿美术馆的关仝有关系——不能讲得太直接。他回头看了我一下,然后说那张画很旧。我说那是做旧的。他不吭气,接着再看。等到看完一批他想看的东西,张大千要走了,就从看画的那条会议长桌起来,一个一个地跟陪客握手。快到门口的时候,他回头看了我一眼,穿过房间到我面前,跟我握手,然后才离开。

  其实这两张都和张大千有关?

  傅申:对。张大千临过好几次《湖山清夏》,就是根据那个风格,他造了波士顿美术馆藏的那张关仝,而且有假的赵孟頫题字,很像赵孟頫。他学赵孟頫也学得不错的,我好像当时也对张大千说了,关仝那张画上的赵孟頫题字是假的。

  张大千造假的还有很多。还有两张是捐给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说是敦煌发现的绢画,因为看他的笔墨看多了,我就知道是张大千画的。敦煌发现的绢画我在大英博物馆看过不少,在巴黎也看过一些,感觉不一样的。张大千仿敦煌壁画,要还原颜色没变时的样子,颜色就会比较鲜艳,但是那两张古画颜色比较暗旧,是调出来的,在模仿变色,而不是古画变色。上面还有几个字,是他专门写的、很笨拙的一种字体,我有资料可以比对。后来在他的八德园画室里,我偶然找到几张纸条,上面是别人替他写的古画的名字,也有题类似假关仝的很笨拙的字体。我后来也听说,他在日本的时候看到一个日本女人写的字很古拙,很特别,他就让那个人写了一些字。我不晓得是不是要他太太写字,特别要写的古拙的样子。

  就像没练过书法一样。

  傅申:对,让人家看不出来是张大千写的字,我看多了就知道,张大千是怎么弄出来的。因为有些画不能借来展览,为了做研究,我就在《张大千回顾展》这本书的附录说,张大千除了大英博物馆的这张画以外,波士顿美术馆、佛利尔美术馆等等都有。其他的假画,还包括梁楷的《睡猿图》。

  您总共列了多少?

  傅申:不是很多,这张梁楷曾拿到美国展览。《睡猿图》题款那几个字写得也很古拙,就是张大千仿《张黑女墓志》之类的写法。那张画是他借鉴日本藏的牧溪的画,用他自己的笔法画成的,画得像梁楷。吴湖帆收藏以后,盖了吴大澂的印。

  更加欲盖弥彰了。

  傅申:是。好像就是因为我在《张大千回顾展》的附录中提到张大千造假画,张大千的某些学生怂恿他的家属——当时徐雯波还在——告我。当时在美国办的张大千回顾展,开幕是很盛大的,我的中文说明就是张大千回顾展,没有说“血战古人”。英文名字的意思是,向过去、向历史挑战。

傅申《血战古人——张大千回顾展》,1991年

  其实,张大千一生就是血战古人。

  傅申:对。那个开幕很盛大,《庐山图》原作也借来了。日本的李海天在横滨盖了一个大旅馆,他按照楼下的大墙面量的尺寸,要求张大千画一张。张大千说你给我找一块大的画绢,李海天特别在日本定做了一匹绢。等到将画完还没画完时,张大千题了一首诗,落了款,可是没有落李海天的上款。李海天出了一部分钱,听说是十万块台币,那时候十万块也不少了,又张罗定做了画绢,但是名字都没有落上去。

  归属问题怎么办?

  傅申:张大千的好友张群是蒋介石身边的要人,他说这张画你们不要争了,将来捐给台北故宫博物院。听说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正在筹备展览,赶快向有关单位写信,说这张画进台北故宫博物院之前,能不能让我在美国展览一次。这幅画现在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出不来了。

张大千与张群在摩耶精舍庭院赏梅

  最后一次对外展览,就是您策划的?

  傅申:对,就是在华盛顿展览。那幅画高六尺,长大概三十尺,很重,而且不能折,我特制了一面墙,一排人同时把那张画挂起来。而且是用特别的方法钉在墙上,搭了架子,那个地方看的时候隔着一定空间,根本就摸不到原画。家属徐雯波、保罗及几个兄弟姊妹,能来的都来参加开幕了。

  当时这个展览总共展了多少张画?

  傅申:差不多九十张吧。从早年的作品,一直到晚年的《庐山图》,恐怕是国外最大的张大千展览。我选的不一定都是大的精品,而是用画串联起他的一生。造假的古画就两张,一张是梁楷的《睡猿图》,一张是巨然的《茂林叠嶂》。另外,就是他临的《江堤晚景》,这张画他临过至少四五本,他很用功,其中有一张临得最像,是最好的,好像捐给台北故宫博物院了。

  您为什么想办这个大展呢?

  傅申:我比较早的一篇论文是研究南宋江参的,他是南宋时少有的学董巨画风的。第二篇论文写了《存世巨然作品比较研究》。研究巨然作品,就碰到张大千造假的问题,大英博物馆所藏的巨然就是张大千伪造的。还不只是巨然,后来还碰到刘道士。

  后来到了美国,方闻先生要我继续研究。张大千有一箱石涛的册页、小手卷之类的,摆在普林斯顿大学美术馆,想让方闻先生卖给某个海外收藏家,但是没卖出去。我有钥匙可以进库房,就时常去看那箱石涛。后来,其中有套假石涛卖给了赛克勒。赛克勒藏了一批东西,里面有石涛等其他的藏品。赛克勒是一位犹太医生,他很想出名,说要办一个巡回展,让我写一本书,就是我1973年出的《沙可乐藏画研究》(沙可乐即赛克勒),在当时算是很大的书。书出了以后,我在普林斯顿美术馆亲自布置,真假石涛一起展览,很成功。

  那一套假的石涛,张大千在题跋中提及他的师叔——李瑞清的弟弟李均盦。我后来才知道,他造假的功夫很多是向李均盦学来的。李均盦抽鸦片,需要钱的时候,就造假画拿出去卖。张大千跟这个师叔学了这套技术。

  有的观者看了展览,还觉得仿的那一本比较好。我在《沙可乐藏画研究》里有对比的图,证明仿的其实是比较差的。

  这是您最早的一本书?

  傅申:嗯,1973年出的。这本书使我能够到耶鲁大学教书。研究石涛我发现有张大千,后来研究八大有张大千,研究石溪也有张大千,张大千实在是跟我的研究离不开了,所以,我决定要全面研究张大千。

  “把他造过的假画统统揪出来”

  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决定全面研究张大千的?

  傅申:从1987年起,我终于开始全面地研究张大千。他的画龄长达六十余年,作画既勤又快,又擅于营造良好的绘画环境,因此作品数量空前庞大。而且,他的游历也特别的广,作品颇为分散。研究张大千,成为我从事过的最耗时费神的一项研究工程。

  张大千在世的时候,您也不方便去惊动他。

  傅申:当然不方便去直截了当地问他,你造过什么假画,是怎么造的。他就是答了也不知道真假。这个没有办法,只有靠研究。所以我就尽量收集张大千的作品,去上海访问他过去的学生、家属,有糜耕云,还有谢稚柳。张善孖也曾经造过假画,画的是羊,上面有陈老莲的字。我问谢先生,这个字是您题的?他一笑了之。

  张大千不像古代仿古造假,一生专门造一两个人的。他是与时俱进,往上推。我要用一个人的力量,把他造过的假画呈现给大家。我有这个能力,但是后来弄到很不愉快,现在这个计划也就搁置了。张大千的资料我还有一大堆,没有整个做完。

  到今天为止,张大千研究还有哪些方面您想继续做下去?

  傅申:我是想把张大千造过的假画,不只是石涛、八大,统统揪出来,比如陈老莲。还有其他的画家,有些是无名的,有些是国内跟张大千一个时代的人。他说有些小名家的字也是他造的,他有时候不造大名家的,造小名家的东西查无对证,没有办法找资料来比对。张大千实在是太厉害了,单是他自己的作品,每一次拍卖都有新的出来。他造的假画更要慢慢找,很费时的。

  您收藏张大千的资料量很大?

  傅申:我收集了很多作品、照片,不一定是画册,反正尽量找。台北历史博物馆办张大千的展览最多,他们收藏了一批张大千,这是因为巴黎的中华民国驻联合国文教处的代表郭有守。

  这个人在张大千转战欧洲市场的十多年中作用很大。

  傅申:郭有守是张大千远亲,四川人,曾经做过四川的教育部长。张大千从敦煌回来以后,画了一张《水月观音》,很多人抢着要买。后来由郭有守出面,让四川的一个寺庙买了。我还特别到那个寺庙里去看,这张画在镜框里珍藏着。

  想请您谈一下郭有守。

  傅申:郭有守与张大千有蛮重要的关系。上个世纪五十年代,郭有守因为在巴黎生活很久了,觉得中国画没有前途,应该与西方接轨,这对大千画风转变起到一定作用。此时张大千去了巴黎,就住在郭有守家里,他游欧洲各国,比如去看瑞士名山,都是郭陪同的。

  1956年是张大千艺术生涯中极为重要的一年。他被邀请去巴黎办个展,同年在法国南部的尼斯造访毕加索。也是这一年,在郭有守的陪同下,开始了一段长达十年且极为重要的西方艺术之旅。此后他屡次赴欧洲,游览法国、比利时、德国、瑞士等地的风景,并举办画展,都是郭有守代为筹划且全程接待的。这一阶段,类似《幽谷图》这样的泼彩杰作被创作出来,得到了部分西方人士的认可。直至后来“郭有守事件”爆发,大千才终止和欧洲的联络,转战美国艺坛。

1956年欧洲画展成功后,张大千拜访毕加索,合影于庭园

  郭有守在欧洲替张大千办展览,把一些张大千的画捐给一个小的美术馆。我去看了,都是五十年代的精品。其中有一张,是溥心畬题张大千画的赵幹的一匹马。后来我才知道,他们交情很好,张大千对溥老非常好。有时候张大千寄一张纸条,让溥老写几个字,溥老根本没有看到那张画,他也题。

  张大千的居所和家人

  您去过张大千造的“八德园”吗?

  傅申:1989年,我去的时候,张大千已经离世了。他从1954年夏天开始造八德园,一直住到1970年左右。地点在巴西圣保罗市的郊外,占地面积约合中国的二百二十亩。为纪念王维,张大千起名叫“摩诘”,他有一方“摩诘山园”印。

  八德园是一个农场,周围有山,像个盆地,他说这很像成都,让他想起家乡,而且价钱不贵,他就买了下来,重新造园。他把两千多本各色玫瑰花尽数拔除,种他喜欢的梅花、芙蓉、秋海棠、牡丹、松树、竹子,完全是东方的物种,很多还是特别的种类,从日本等地运来,又加种了很多柿子树。柿子树有七德,大千再加一德,名叫“八德园”。八德园没有湖,他开了一个五亭湖,挖起来土,盖一个小山丘,小山丘上面又盖了亭子。因为巴西时常下阵雨,阵雨的时候跑就来不及了,所以沿湖盖了五个亭子,随时避雨。

  张大千买八德园的时候还不知道,这个地方是圣保罗市政府计划将来人口超过三百万的时候,用来筑水坝、建水库,供应城市用水的。后来八德园经营好了,圣保罗市人口也增加了,政府要把这块地征收回来。

张大千在海外寓所巴西八德园,王之一摄

  离开八德园之后,张大千就去了美国。

  傅申:1969年秋天,张大千又在美国加州卡米尔(Carmel)买了一处房子,离开了八德园。这也是为了治眼睛。为了造八德园,他搬来很多大石头,有一次,协同搬石头的时候,他眼睛微血管破裂了。之后又患了糖尿病,眼睛就坏了一只。从那以后,他戴的眼镜一边是黑色的,变成独眼龙了。

张大千作画中,眼镜一边是黑色的

  虽然眼疾严重,然而适应以后,张大千也能用一只眼来作画。他曾请朋友为他刻了“一目了然”(王壮为刻)、“独具只眼”(曾绍杰刻)这两方印,可以看出他的信心。

  张大千在卡米尔的房子只是普通住宅,院子不是很大,所以他起名为“可以居”,意思是勉强可以居住。卡米尔的气候温和,全区苍松古柏,风景宜人,他很喜欢。

  1971年6月,张大千在“可以居”附近的“十七哩海岸”小半岛的公园住宅区,重新购置了一处院子较大的新居,因为庭院周围松竹葱绿,就命名为“环荜庵”。大千将院子里的橡树拔了,造了一个大画室,挖土为池,累土为小丘,建了一个小亭叫“聊可亭”,种了很多日本、越南运来的梅花树。又从巴西运来“笔冢”碑石,树立在园中。因为他画画,经常有毛笔用坏或用秃了,就象征性地埋在一起,成了一个笔冢,表示他非常勤奋。

  1949年跟随张大千离开大陆的第四任夫人徐雯波女士的情况,您能谈谈吗?

  傅申:张大千在成都的时候,徐雯波是他的房东的女儿,服侍张大千,也喜欢画画,要跟他学画,他不收。因为他喜欢这个女孩,大概想要将来娶她。他这方面很讲究,学生不能娶来做老婆。后来他们就结婚了,在巴西生了小孩。张大千在台湾的摩耶精舍,他逝世后就捐给台湾政府了,徐雯波就回了美国。好像是前两三年吧,她在美国的环荜庵过世了。

  张大千在美国环荜庵住了不到六年,因年老思乡,加上好友相邀,1976年便有定居台湾之意。1977年,他在台北市北方郊外一座山溪分叉的小岛上选址,两岸有小山,楼顶可以望见台北故宫博物院,造园一年有余,才落成迁入。张大千请台静农题了“摩耶精舍”,意为“大千世界”。

  张大千是怎么经营摩耶精舍的?

  傅申:摩耶精舍这个园子,是继他所造的八德园之后,完全由他自己在空地上设计的住屋、画室和园林。他按照他自己的理想,造了大画室、小画室、会客室、庭院,还有连在一起的双亭,一个高一点,一个低一点,后院有烤肉,还有自己做的泡菜,一进大门就有一个鱼池,还有松树。

  他生前就告诉儿子,说这个房子等他死后捐给政府,后来由台北故宫博物院接管,成立“张大千纪念馆”,定期开放。这真是非常聪明的决定。

  起初张大千在美国加州发现了一块大石头,有一点像台湾岛的形状,重达五吨。后来张大千把家搬回台湾,他不顾困难,通过董浩云的海运,把这块石头运回摩耶精舍,就立在后院里面,说将来的骨灰就埋在这个石头下面,等于他的墓碑一样,叫做“梅丘”。这是他落叶归根的地方——那个时候,大陆还没有办法回去。他的很多亲戚现在都住在加拿大的西岸。

  去年年底,张大千的儿子保罗和他的女儿们来台湾,问我他们父亲的事,我就讲起摩耶精舍,张大千考虑得很周到,把生前身后事都处理好了,后人可以不用管。政府安排工人在那里打扫,开放给后人参观。他养的鹤、猿猴都还在那里。

张大千、徐雯波夫妇与孙云生(左三)等友人摄于台北摩耶精舍

  那些动物现在还在吗?

  傅申:当然有的死了,有的换了,但是那个地方维持得很好。他儿子保罗说,要是交给他们的话,子女为了财产,可能就荒废了,没有办法像现在维持得这么好。张大千把自己的身后事都规划好了。很多收藏家死后,会出现子女为了财产纷争的情形。

  张大千的四百余方锌版印章

  您当时是出于什么原因去的八德园?

  傅申:我是准备研究他,同时要在1990年到1991年办张大千的展览。我去的时候,那个地方的水坝已经建好了,八德园正在砍树。他的大画室的玻璃窗都打破了,绝大部分重要的东西也已经搬走了。我捡到了一部手抄的敦煌研究手稿。

  和张大千一起去敦煌的谢稚柳出版过一本《敦煌艺术序录》。

  傅申:我捡到的这部手稿,应该是张大千自己有关敦煌的著作的一部手抄本,是那个在台湾出版的张大千系列名下的一部分,我也没有机会去核对。因为带我去的是张大千的学生孙家勤,他在圣保罗大学教书,一直留在那里。另外一个人住在八德园附近,他的女婿还在处理八德园的事情。

  孙家勤带我们进到大画室,东西丢得蛮零的,我捡了一些大风堂定制的天青釉瓷轴头,还有一些蛮大的纸,都交给孙家勤了。那部敦煌什么史事记的手稿,我也交给了他。后来孙家勤在台北的时候,好像送给了他的一个学生,这人是我师大的同学。后来我这个同学决定捐给台北故宫博物院。那个不是张大千抄的手稿,不是他的笔迹,不知道是谁的稿子,后来抄了几份,一份捐给故宫了。这是一件事情。但是更重要的是,我捡到一批零散的印章。

  有没有发表过?

  傅申:没有发表,我迟早要发表的。这一批印章是我研究张大千最大的发现。这些不是张大千的自用印,而是张大千收集的古画上的印章造的锌版复制品。那个锌版是一片薄薄的浮雕,钉在一块木头上。这块木头上,每一个印章下面是文字,在木头顶上,张大千亲笔写了释文,什么某某人的鉴赏,或者项元汴收藏之类的。

  比如有哪一些常用的?

  傅申:我稍微整理了一下,因为散乱了。我用盒子把它整理归类,整理了几个盒子,后来就留在佛利尔美术馆,我没有机会具体整理。

  大概有多少方?

  傅申:差不多四百方,都是古画上的收藏印。

  这是您第一次说出来吗?

  傅申:以前少数人听闻过,有的人听到以后去佛利尔美术馆看,也不知道怎么样。我每次碰到张大千家属,就说这一批印章最好还是让你们家属领回去,随便你们处理,把它销毁或者怎么样。跟保罗讲了四五次了,但是他说很麻烦。

  他也不知道怎么办?

  傅申:不是,这个手续很麻烦,保罗不是一家的主人,还有徐雯波这些人。他和徐雯波讲,政府要他们家属联合起来领回去,结果徐雯波不管。这套是假印,搬家的时候他们也没有带走,散了一地。我收起来,乱七八糟装在盒子里,带回佛利尔美术馆整理,现在就留在佛利尔美术馆。

  您有没有打一套印谱?

  傅申:就打了几个,没有时间。后来听说我以前的秘书安明远曾经打过一套,是张子宁还在佛利尔美术馆的时候。后来张子宁也走了,我根本就没有机会跟他谈这个事情。这一套里面的收藏印实在太多了,有些东西是关键性的,所以有一次上海博物馆的研讨会上,丁羲元说《溪岸图》上的鉴藏章时,我反驳他,不知道画上的印是从哪里来的呢!他没听懂我的意思。印是真的,因为是照相制版的。

  张大千还是摄影家,得过摄影奖。在1931年,张善孖和张大千兄弟二游黄山时,便带了一台三脚架座式相机,和一架折叠式手照机,相机很笨重,像个箱子一样的,得叫人搬上去,底片是玻璃底片。这次去黄山带回来三百多帧底片。他们有一段时间在嘉兴,有一个叫邹静生的专门为他冲洗,惊讶地说张张都好,张张取景、构图都很漂亮,盛赞张大千是摄影家。后来精选出十二帧精品,印成散页摄影集《黄山画景》。张大千有一帧《蓬莱仙景》,是黄山所摄的云海风景,获得比利时万国博览会的摄影金质奖。之后张大千游览华山后,还曾选印《华山画景》。这段时间,张大千对摄影颇为热衷。他还曾从摄影中参透些画理,并画成画作。

  刚造的锌版印章盖上去后,颜色怎样才能像古人当时盖上去的一样?

  傅申:他们一定会有方法的。听说张大千有专门的摄影师,替他照画的照片,照印章的照片,印章都是照原大的,所以锌版印章是跟着照相版做的。我们现在出版的印谱,也是照相版做的。照相版做的是印刷品,但是用锌版拿下来,钉在一块木头上,蘸着印泥去打,跟印谱印出来的一样,印谱印出来的就是从原画上照出来的。上面是一块木头,下面就有张大千写的什么印文、某某收藏等等,如“项元汴珍藏”。

  您后来研究张大千造了很多假画。

  傅申:我并没有用这些印章去辨别。但是这一批印章让我知道了他的范围,他的企图心很大。

  每个人理解是不一样的,所以有些人在看到这些之后,会认为张大千人品有问题。

  傅申:是,你讲他人品有问题就是人品有问题,造假本来就是一个瑕疵。但是,他的造假也是为了追求画艺。他在绘画艺术上一直往上追求,他学陈老莲,后来学王蒙,学董巨。还不够,还要到敦煌学唐画,这是他的画艺。所以在每一个阶段他都要顺便造一些仿古的画。听说仿古的画他挂在家里,有专门的裱工把它做旧,做旧以后再画上来。有段时期日本人买了很多假的石涛,都是他卖的。我书上也讲过,因为那个时候,他的家庭经济条件已经不好,他哥哥经营轮船公司,走长江的,结果有一条船撞沉了,好像还出了人命,家里破产了,就靠他养着。

  他造的那些假字画,一方面是锻炼自己,一方面也为赚钱。他很喜欢古画收藏,自己讲这个叫“以画易画”,以自己的画来换古画。要不然,全靠他自己卖画,钱是不够的。因为他交友广泛,对人也很好,爱帮助朋友。那些达官贵人都是他的朋友,所以他一开画展,马上都会被贴红条。

  高居翰知道佛利尔美术馆藏有这套张大千的四百多方印吗?

  傅申:他不知道。那时我在研究张大千,在1990年,他已经在西部了,不晓得他知道不知道,可能有传闻过去。

  直接知道这件事情的有哪些?

  傅申:直接知道的有保罗,我,我的秘书安明远。究竟多少人曾经要求看过这套印,这个要问安明远了。

  这件事我也听到过,我想高居翰也肯定听说了。

  傅申:这可能,高居翰本来就知道张大千做各种假画,所以不管他知不知道这套印,他相信《溪岸图》是张大千造的假画,不一定跟这套印有关,他本来就知道张大千做过这些事情。

吴湖帆为张大千所藏董源《溪岸图》题跋,1946年

  我写过一篇《上昆仑寻河源》,讨论张大千和董源的关系,高居翰从我这篇论文引用了十九处,论证《溪岸图》是张大千伪造,好像我替他背书一样。其实,我不赞同这张画是张大千画的这个结论。这张画明明就是古画,至于是不是董源另说。

  除了《溪岸图》,高居翰还给上海博物馆写过一篇文章,提到李成《寒林骑驴图》也是张大千伪造的!

  傅申:他的理由是,这张画张大千收藏过,而且张大千还题了很多。其实,张大千很少在自己造的假画上题古画的名,也有例外,但是他平常不会笨到假画上还要题,让人家马上联想到是他造的。这张李成《寒林骑驴图》绝对是一张古画,就像《溪岸图》也是一张古画,是不是李成是另外一回事。今天我们再看这张李成,画的下角好像隐隐约约有字,左下角石头上面,不完全是角落上。

  高居翰这样的认知,表示他对张大千了解不够,不仅对张大千了解不够,而且对张大千笔墨的能力、笔性了解不够,只知道张大千很会造假,一看到有张大千的题字,他就联想起来了。

  另外,在佛利尔美术馆还有八大山人画的一套册页,是非常好的真迹,附了一件还没有裱的张大千的临本。那一册我在佛利尔美术馆的时候,就要裱画师裱起来,两本摆在一起看看真假,没有裱的八大山人,就是张大千造的。

  您觉得差别主要在哪些方面?

  傅申:张大千的笔性比较巧,比较薄,八大山人的比较浑厚,说浊倒也不一定浊,八大有特别的细微。张大千自己也说过,造八大的假画比石涛难。还有八大山人的题款也非常重要,他说万一画了一张很像八大的画,题款坏了就糟了。所以他是先题八大山人的款,题好了再画。

  您印象中,那四百多套伪印章里面有没有八大山人的?

  傅申:应该有。我整理的时候就有。宋元明清一路下来,我给他整理好,项元汴的印,统统放在一起。项元汴大概二三十方左右,还有历代的收藏印。孙家勤知道后,他让我盖印盖给他,我盖了一部分给他,现在不知道到哪儿去了。当时我好像盖了两份,一份给孙家勤,盖了几十方以后就没有再继续了。我等于发现藏经洞一样,自己很兴奋的,但是后来我研究张大千,这套印也没用,主要还是看笔墨。你对张大千熟悉以后,知道这张画是不是张大千画的,不是因为看到那些印对起来的。那个印可能是真的,因为它跟真印是一样的。

  张大千去美国没带走这些印?

  傅申:他后来不造假画了,后来眼睛也不好,泼墨泼彩了,细工夫不能做了。

  对张大千的评价

  您揭了张大千这么多“老底”,您怎么评价这件事呢?

  傅申:我还是从正面来讲张大千的。我讲张大千“血战古人”,一些伪作只是他的副产品,他不以这个为业。他后来画泼墨泼彩,在英国展览,在美国西海岸展览,在纽约展览,又去看毕加索。这些表现了他的雄心壮志,要走向世界。其他任何一个中国画家都没有他这样的胸襟,这样的胆魄。

  在敦煌一待就是两年多的时间,他的胆魄和胸襟确实是厉害的。

  傅申:张大千这样的人是很难得的。他画那些大荷花,在庙里建场地,画一丈二,展览都不好展览,很多都要拖到地上转弯才能画。他画墨荷为什么画得那么大,那个墨荷中间一根杆子不能断的。他有一个绝技,就是从荷花下面先画一笔,等墨干了,另一头再接过去,两头对接起来,天衣无缝。另外一种就是长的,他蘸好笔一直拉,一路小跑,把笔拖过去。还有一种屏风,在裱之前可以拖到地上,画上面的时候把纸拖过来再画。但是有一种本身就是装好的日本屏风,中间有木头木条贴在上面,木条是格子,没有格子的地方就是空的,两边是纸张,不能踩上去。所以他要画的时候,在屏风上面做一个特别的架子,趴在架子上画。

1943年,张大千与藏传佛教寺院僧人等摄于敦煌莫高窟

张大千所绘荷花

  他就是一生为书画。

  傅申:是啊,一生为书画。北京的叶浅予从印度回来,特别花三个月陪张大千,亲眼看他画那些大画。他人不高,很矮。后来叶浅予画了一套漫画,有一张是好大的桌子,张大千在一边,个子很小,很生动形象。过去中国人说“矮子鬼多”,就是说不要小看矮子。

  您给张大千做一个总结吧。

  傅申:在所有的当代和近代中国画家当中,并不一定每一位史学家都公认张大千为最重要的画家,但无人能否认他的确是对传统钻研得最深、最广的画家。在我看来,张大千是画家中的画家,也是画家中的史家。他画中有画,画中有史。

  张大千先用三十多年岁月,达到摹古派集大成的目标,再用二十多年光阴,由传统中转换、蜕变、突破,开创了最具现代感的折衷型中国绘画风格,成为中国画史上至为稀有的、在 “借故”“开今”两个方面都登峰造极的画家。所以我在《血战古人的张大千》一文中曾说:“张大千在绘画上,范围之广、幅度之宽、功力之深、天赋之高、精进之勤、超越之速、自期之远、自负之高、成就之大、不论你喜不喜欢他,不得不承认,他不但是近代大家之一,也是整个绘画史上的大家之一。”

  正因为此,不懂得中国绘画史,是不足以真正了解张大千的。所以,我向有志钻研中国绘画史的朋友郑重推荐,从张大千入手。因为,当你真正了解了张大千一生画作的时候,你也已经复习了大半部中国绘画史了。(作者 王叔重)

来源:雅昌艺术网 责任编辑:简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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