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而中国的所有艺文学问，更注重的是“和合”与“会通”。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通”是“变”的前提，没有真正的“通”，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变”。个性融汇包孕于共性之中——人无个性，不必交流，人无共性，则无法交流。创造也必须根植于“道”、“理”，否则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更多的时候，“变”不是刻意“求”来的，而是在境迁、时易下“不得不然”的结果。

　　当然，中国传统的艺术家也并非不讲个性。清代“四僧”之一的石涛，就是一位个性强烈的人物。他有句画家们耳熟能详的话：“我之为我，自有我在。古之须眉，不能生在我之面目；古之肺腑，不能安入我之腹肠。我自发我之肺腑，揭我之须眉。纵有时触着某家，是某家就我也，非我故为某家也”。但石涛之所以能够提出著名的“一画论”，正是源于对传统的洞彻，乃至由画理上“通”于哲理。唯其能“通”，成其能“变”。至于他的笔下为什么有时会“触着某家”？无非各家各派早已烂熟于胸，打成一片，进而找到了各家之上的那个“源头活水”。

　　扬州八怪也是以面目独特著称。李方膺在一则题梅花诗中说，“画家门户终须立，不学元章与补之”。实际上，他的墨梅恰恰学的就是南宋的杨补之。他的“不学”，正是以“学”为筌蹄。

　　启功先生的说法更足以让人吃上一惊，“（学古人）学之不能及，乃各有自家设法了事处，于此遂成另一面目。名家之书，皆古人妙处与自家病处结合之产物耳”。

　　围绕“面目”，可以展开诸多话题，而这些话题处处牵涉到艺术领域的深层原理。

　　比如，面目有外露与“隐秀”、鲜明与含蓄之分，就像我们不能说一个长相耐看、不事铅华的女孩子没有“面目”。

　　以前读到苏东坡对隋代大书家智永的评价：“精能之至，反造疏淡”，“反复不已，乃识其奇趣”，总觉得是一句泛泛而谈的“漂亮话”——智永的字给人的感觉分明是“散”、“慢”、“熟”、“软”嘛！然而，近年来，也许是自己对书法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居然从智永的那种“散缓不收”里，看到了动心骇目的精当与遒劲。古人诚不余欺也！

　　作为一个热诚的书法爱好者，理解一位前贤的作品，前后花了20年时间，这无疑足以证明中国传统艺术的高深与伟大。但反过来看，智永的书法是不是过于渊深玄淡，面目不够鲜明呢？按照今天评价艺术的标准，是不是少了些“创新”呢？对此，坡翁仍然有他的解释：“永禅师欲存王氏典型，以为百家法祖，故举用旧法，非不能出新意求变态也。然其意已逸于绳墨之外矣”。

　　从事艺术的出发点，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对待面目的态度。书法之所以为书法，因有个“法”在。智永的用心，要为“二王”一系的书风进行法度上的梳理和完善。至于面目上的“创新”，非不能也，乃不为也。那么，他的书法究竟有没有面目呢？当然有的。他的面目是一种“内俏”，要在“逸于绳墨之外”的那种意态中去体会。而今天的人们，无论在创作还是欣赏上都已经“人心不古”，都在寻求“瞬间的感官刺激”，所以艺术家往往以吸引眼球、哗众取宠为当务之急，所以要挖空心思地“出新意”和“求变态”。

　　面目与风格不同。一个艺术家可以尝试不同的风格，但他不可能有两副真面目。因此，面目也可以理解为风格背后的“性格”。别林斯基说：“一个诗人的一切作品无论在内容和形式上怎样分歧，还是有着共同的面貌，标志着仅仅为这些作品所共有的特色，因为它们都发自一个个性，发自一个统一而不可分割的我。”诗圣杜甫既能写出“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也能写出“香雾云鬓湿，清辉玉臂寒”，既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阔大，又有“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的灵巧。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杜甫“面目”的认识。多样的风格仍然统一于不变的性格之下。反过来看，当不同的艺术家尝试同一风格时，恰好可以分别出他们的不同面目。所谓“韩文如江，苏文如海”，同为豪放一派，韩愈表现出了“浑灏流转”，苏轼则表现出了“雄旷恣肆”。

　　因此，风格样式好比一个“外壳”，选择怎样的外壳不是最重要的，关键在于如何将其完善提升到一个高级微妙的境界，而这个过程则需要精神内质的支撑。金农曰：“予之竹与诗，皆不求同于人也”，他的创新意识很强，标榜“同能不如独诣”，与智永是两种不同类型的艺术家。金农画竹一反传统，将叶子画得短阔而丰腴，画梅也特意将主干画得粗粗壮壮的。然而，“肥”和“粗”只是样式的选择，并非艺术的完成，支撑这种样式的，是他作为一个文人画家的才识、学力与情怀。“反常”的背后，是“合道”。“肥而能清”、“粗而不滞”才是他的真本领，“拙朴隽永”、“雅逸奇古”才是他的真面目。

　　说到金农，自然不能不提及他那有名的“漆书”。我们不妨设想一下，“漆书”这种样式是不是金农的唯一选择呢？假如金农未能“有幸”地“发明”出“漆书”，那么他的书法是不是一无所成呢？这是个蛮有意思的问题。

　　艺术的样式，的确是可以发明创造的。从理论上讲，一个艺术家只要资源足够，想象力足够，就可以创造出无数的样式。而艺术家的真面目却是伴随生命起变化的。神采气质，唯有“诚于中”，方能“形于外”。样式与面目两者间最重要的联系，在于如何通过一个最恰当的样式，最充分地承载和呈现你的真面目。

　　今天的众多艺术家们沉迷于追逐外在的样式，却忽视了皮肉之下那个“统一而不可分割的我”。

　　一个最大的误会是，他们把面具当作了自己的面目。（何光锐）

来源:美术报责任编辑:柏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