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来论书者，大都承认书如其人这么一个事实。这一点，可从两方面来看。一是形质如其人之貌，二是神采犹其人之性。但前者有相合也有不相合的，只要拿其人其书一对证，在外形上立判分明。所以前者只是偶合，俗人说书好持此端，现实中多的是，这里姑且不论。事情的关键在后者，说起来复杂得多，不过我却是深信不疑。这很有些愈是谜愈想揭开的好奇心理。

　　书法是抽象艺术，而非具象艺术，它是借了点画达性情、显心象的。要用最简单的点画（线是其延伸）表达最丰富的感情，当然很不容易，因此它便迷人，独具魅力，也构成了一个谜。德国古典美学家康德就说过，“线条比色彩更具审美性质”，中国书法独担此任，最为合适，别类的艺术须得让路三分。那么说到书如其人，主要是如其性的这一方面。

　　我认为，书法最能真实地反映一个人的内心世界。比之于别的艺术，文学不能完全达到，因为其载体文字本身易产生歧义性，探测功能非常有限，况且性情这个东西你根本就难以用文字来捕捉，“意”可会而难以言传，所以禅家就有“不立文字”的主张。甚至有些投机者干脆用文字来粉饰自己，乃至于出现大奸能做大忠之文的怪异现象。造形艺术也不行，因为其有具象的一面，越具象，越限制了艺术内涵的延伸。现在有人把书法也归于此类，正是藐视书法心性的原因。音乐较能接近书法的功效，但演奏家对作曲家的内心多多少少有所消解，再说其旋律稍纵即逝，总不如书法点线对感情的时空把握来得永久、准确、真实。

　　书法线条对感情的承载最有不可逆性。一笔落下，容不得半点迟疑，瞬间心性，即刻为柔毫所攫。纵使你俟后用同样的纸和笔墨写同一内容，也不是此前的你了。“人不能一次踏进两条河流”，书法具有这种哲学性。刘熙载在《艺概》中说：“书者，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所以书法最适宜表现真实的自己，从欣赏者来说，也最能看出真实的别人。我闲来无事，喜欢乱翻所藏碑帖，往往能从各家的线条中看到其人的心迹，乃至于遥想其风神韵致，实为平生一大乐事。苏东坡说：“古人论书者兼视其平生。苟非其人，虽工不贵也。”人是社会的人，在重伦理的中国古代社会，书法注入人格化、社会化的色彩，书以人贵，这是极重要的一条论书标准。所以我们平常欣赏书法，一是爱其人，二是爱其书，两者不全，皆不为世所重。当然后者或可谅之。

　　但是，由人及书，不免给人有先入为主的欣赏心理，对书迹而言，常常有偏颇之嫌。人品好书不佳者不论，书法好人品劣者如蔡京、秦桧、严嵩、张瑞图、王铎之流，或是奸佞之徒，或为人品颓丧，或是贰臣贼子，墨迹不让时贤，但最致命的一条是不合道德标准，所以遭世人唾弃。前三位社会上书迹已非常难见，后两位蒙封三百多年后，近些年才为时人看重。这是历史对他们应有的惩罚。那么，以其书对照其人，书如其人又做如何解释呢？实际上对此我也非常困惑，思之既久，只好做如下妄解。

　　根据荣格心理学“人格面具”之说，蔡京之类的人物往往戴着比别人多得多的面具，各种角色演罢了，卸了妆，总是要歇一口气的。所以，拿起毛笔聊遣闲，你不能不承认此时的他是个正常人，是一个对艺术有较高修养的艺术家。人的性格，鲁迅有“美丑并举”之说，凡大恶者，都是众丑掩美，但他在某时某刻某地，还毕竟能流露出一丁点美的东西来。以此观品劣者之书，或许还能察出几分他尚未泯灭的真性来。但是，品劣者断然写不出像颜鲁公那样气格超迈，具有正大气象的字。心中没有，强要写出，便是假的，为另一人格面具。笔墨认心不认人。更多的时候，他们的笔墨总带有几分扭曲的成分。所限我的眼力不佳，如蔡京的字，论者说超过蔡襄，但我看侧媚失态得厉害；张瑞图的字，匆忽茫然得很，总有欲说还休的心隐。至于王铎，书法中矛盾繁复，纠结重重，貌似腾掷不羁，实则更多了倾诉欲，是不是渴望别人来谅解他？

　　三国时魏国大书家钟繇说：“笔迹者界也，流美者人也，……见万象皆类之。”著名美学家宗白华的分析是：“笔蘸在纸帛上，留下了笔迹（笔画），突破了空白，创始了形象。……从这一画之笔迹，流出万象之美，也就是人心内之美。没有人，就感不到这美；没有人，也表不出这美。”可见人和书的关系是相感相应的。当然，这里的人，包括才、学、德、性诸多方面，而主要是对美的艺术感受这方面，这是综合素质的爆发点。也有人从西方笔迹学中窥伺人的内心，因“笔迹”并非书法艺术，不论。

　　书如其人之说，言简而意深，不愧为古人高度智慧的概括。与其说是一条书法标准，毋宁说是书法家的一条警世恒言。

　　笔墨当随时代，时下书法界提倡“德艺双馨”，假若做不好人，当要小心后人给你分出个三六九等来。

来源:中国书画报责任编辑:易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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