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国源：今年是天津美院成立110周年。当年由北洋政府委托傅增湘先生创建的北洋女子师范学堂，是中国第一所女子大学，开设有美术、音乐等课程，天美从那时开始发展，后经历了河北女子师范学院、天津艺术学院，直到1980年定名为天津美术学院。悠长的办学历史，以及天津作为最早的对外通商口岸等因素，对天美的影响很大，天津美院的艺术家在这样的历史和地域传承下创作出的作品有一种说不出的“洋气”。

尽管我们有好多老师都是中央美院毕业，但天美第一代的老先生李骆公、王之江、穆家麒、康明瑶等，全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等于间接受到了法国后期印像派的影响，所以天美的绘画特点其实一直是处于表现派和抽象派之间。比如看天美教师展览的作品，即便是写实画法，或者跟写实的方法很接近，但是他的画面总会有很多唯美的因素；天美的中国画不仅注意色彩，也更雅致，更富有韵味，这些都是地域以及天美的历史潜移默化所造成的影响。

刻有美院历史的公共艺术作品

中国美术报：近几年，天美发生了教师流失的情况，外界会说天美是个留不住人的地方，大家尤其对天美的传统美术项目的教学发展充满担忧。

邓国源：关于天美教师问题，我在很多场合都谈过。因为天津美院地处天津、北京之间，紧邻北京，紧邻中央美院，其实在地缘上是个劣势，这样现实的文化氛围，我们没法回避。但是，我认为作为美术学院院长应该有这种胸怀，让我们的教师有更大的平台，不管到哪儿，包括何家英等先生仍然是天美的老师，也是天美培养的优秀人才，他们不会忘记母校的情怀，现在都仍然在天美继续带研究生。事实上，人才流失从表面上看确实对天美的本科教学有影响，但也有另外的意义，他们会将新单位的资源与观念意识带给天美。

毕业季

中国美术报：有人曾戏谑说天津是一个有“大家”缺“大师”的地方。您也说过，艺术一定要融入到社会，融入到自己所关注的问题，这样的作品才有生命力。对于创作，您更注重观念和意识，对传统美术创作，一直倡导顺应时代潮流而创新，但很多时候在倡导创新的同时势必会减弱对“功底”“技术”的要求。那么，在天美以传统绘画为基础而确立为中国八大美院之一的背景下，您如何解决这一矛盾？

邓国源：确实我们有“大家”没有“大师”，这也是我们考虑天美发展时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首先，相较于中央美院、中国美院，我们没有那样深厚的学术传承，目前为止天美的传承只有三代：第一代以李骆公、孙其峰为代表，第二代是张世范、张京生、杨德树、霍春阳等，第三代是何家英、李孝萱、祁海平等我们这一代。我们这三代和中央美院、中国美院有非常近的学缘关系和血缘传承，在传统专业方面我们没有话语权。但同时我们也有一点优势，与央美、国美不同的是，我们没有太大的传统压力，可以“避重就轻”，强调把打造经典的传统优势专业，与着力发展当代艺术教育和新媒体实验艺术作为天美的发展方向。

2004年天美在中国几大美院中率先成立了现代艺术学院，当时我们把多媒体设计、新媒体艺术、摄影、综合艺术、公共艺术这几个专业作为当代艺术教育的一个平台来呈现，按照当代国际美术学院的模式成立了一个学院，招了一千多学生，成为天津美院最大的一个学院。

天津美术学院天纬路校区正门

树立观念：不在大楼，而在大视野

中国美术报：发展传统美术与发展当代美术，是两条完全不同的路线，它们是作为天美的两架马车并驾齐驱吗？

邓国源：不是两驾马车，它们之间互相有很大的影响。传统专业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就是教学相长，当代艺术教育同样必须是互动的。在今天的大信息时代，学生掌握了大量的资讯，如果教师只跟过去一样教一些纯技术，可能就行不通了，应该更多的是理念上的交流。

我觉得中国整体艺术教育其实面临一个转型，就是美院应该去思考、传承或建构自己的特点。首先，从形态上看，国内美术学院由八大美院领衔，但是这八大美院所有的专业设置、学科布局完全一样。美院之外的众多艺术学院以及综合院校的美术院系，它们整个拷贝了八大美院，这使得学生在选择美术院校时很盲目。比如英国圣马丁学院的服装设计专业最好，比利时的安特卫普学院首饰设计专业最好，它们都有自己的优势和特点。我们现在整个体系是拷贝了20世纪20年代法国和50年代苏联的模式，虽然目前各个学校都有很多新的专业出现，但是这个模式总体上无法适应今天智能制造、大数据、互联网带给专业的强烈冲击。

我们要学习国外艺术院校，找到自己院校的特点，其实跟现在“双一流”的提出是不谋而合的。我们提出了要加快国际合作的进程，加大国际合作的力度，提高我们学术视野、学术胸怀和学术理想。我常说天美在八大美院里最小，但相较世界知名艺术院校，我们有五千学生，有两个校区，我们也是最大的，杜塞尔多夫美术学院这么有名，也就一个楼而已。

天津美院美术馆外景

中国美术报：谈到天美的定位问题，您更多强调国际化视野，那么，天美在实现这种国际化过程中，有哪些具体的措施？

邓国源：天美历来有对外合作的传统，近年来更是加入了东盟高校美术院校联盟，与德国、法国、美国等国外高校建立了合作关系。我们有中外联合培养，这还仅仅是形式上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引进了很多国外的优秀教授。之前在“千人计划”里，我们引进了两个外国专家，油画专业引进了纽约肖像学院的文森特教授，他是新写实画派的一个代表。在美术批评上，引进了路德维希美术馆的馆长贝亚特·爱芬沙德，他们都在国际艺坛上非常有影响力。还有我们经常请一些国外各领域较为著名的教授来做workshop，我觉得有一点在美术学院里是非常重要，就是一旦有一个现象或一件作品出现，人们的视野就会立即打开。

我们还引进了很多国外的展览，比如，天津美院美术馆相继举办了国际当代首饰设计邀请展、纽约的新写实大师的绘画展等重要的学术展览，同时还计划把青年教师分批次送到欧洲艺术院校和艺术机构考察、交流，着力打造具有国际视野的教学团队。另外天美的院办学术杂志《北方美术》，也从过去的卖版面改成了买稿子，这些对我们的学术发展都有切实的影响。

今年6月，我受邀参加第10届夏季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我的装置作品《诺亚花园》有幸作为唯一的艺术项目亮相论坛主会场。用艺术对话第四次工业革命，这是一次新的尝试，也是我们艺术发展的新方向和契机。

邓国源作品《诺亚花园》局部

遵循规律：实验的是创作而不是教育

中国美术报：作为“最有实验精神的美院”院长，您自身创作者的身份在院校管理上有哪些影响？在“艺术家”与“院长”角色转化上，您是怎么做的？

邓国源：其实“最有实验精神”是指我的艺术创作。作为院长，在美院的教育教学中不能有实验，应该有所改革创新。因为大学的教育是有规律可循的，尽管有所变化，但也要在规律的基础上去变化，不能说拿教育教学去做实验。你可能有超前的想法，但要按规律一步一步地往前推进。

艺术创作要求艺术家有无限的遐想和创造力，要关注问题，然后想办法去改变。学生就是美院的主人、艺术的未来，在制定天津美院的章程时，我们提出的培养目标是艺术家、设计艺术家。在今天这样一个以网络多媒体为主要传播媒介的时代，如何使片段的思考和零散的兴趣点汇集成每个人独到的见识，并逐步发展成面貌各异的表达，这是我不断在思考的。在美术学院的整体布局中，院长和学科带头人的办学理念至关重要。我会以勤奋的工作状态带动美院整体具有学术理想工作热情，所谓身教胜于言教。

邓国源

当代艺术在我们国家的发展已经30 多年了，我们也逐渐摆脱了西方国家的束缚。作为艺术教育工作者，要自觉、自信地面对当代艺术的迅猛发展。作为教育机构，要把握艺术教育的规律才能有所创新，有所突破。天津美院要重点发展具有当代艺术特征的专业，要瞄准国际一流的美院，加快国际合作的进程，加大合作力度。在专业和学科上，重点关注世界上刚起步的专业，关注新艺术的发展，关注整体趋势，把实验的精神和活跃的思想吸收到教学当中来。在未来的当代美术教育中作出天美自己的贡献。

（刘晶崔晓蕾）

来源:中国美术报责任编辑:正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