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梅村

    如果说中国有什么遗址最应该入选世界文化遗产，那就是江西景德镇官窑遗址。如果说当代中国有什么古陶瓷学者对国际学术界产生过重要影响，那就是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前所长刘新园。天不假年，2013年11月4日晚，刘新园因病在上海瑞金医院去世，享年76岁。

    刘新园，湖南澧县人，1962年毕业于江西大学中文系。虽楚有材，晋实用之。大学毕业后，刘新园分配到景德镇陶瓷学院美术系讲授文艺理论。1965年调到景德镇陶瓷馆，开始从事陶瓷考古工作。1987年任景德镇陶瓷历史博物馆副馆长，1989-2011年任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一直工作在田野考古第一线，成绩斐然。

    吾生也晚，与刘新园在上世纪80年代初相识于沙滩红楼。当时改革开放刚刚起步，而刘新园已在国际学术界崭露头角，经常应邀出访海外。他每次出国都要到沙滩红楼国家文物局办手续，往往在北京等一两周。闲来无事，就到红楼各个办公室找朋友聊天，有时也来找我闲聊。有一次是询问元明官窑青花瓷上的梵文款识。他怀疑明宣德蟋蟀罐的底款可能用了沈度的字或明宣德帝的御笔，到我们的图书室查找相关资料。我俩一见如故，很快成为了无话不谈的挚友。聊天的具体内容如今大都不记得了，但有一件事至今记忆犹新。

    1982年春节前夕，景德镇市政部门在珠山铺设地下电缆线，推土机挖出了许多古代瓷片，刘新园恰好路过。他发现这不是窑业垃圾，也不是景德镇随处可见的渣饼堆，而是明代官窑瓷片。于是，他向施工队怒吼：“不准推！要推就从我身上推过去！”这个国宝级遗址就这样幸免一劫。刘新园和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的同事们在此发掘出大批宣德窑瓷片和叠压在下面的永乐窑瓷片，后来又在中华路口市政府南围墙前发现一座宣德窑炉遗址，首次揭示了明代御窑厂的“庐山真面目”。

    刘新园在江西大学读书时，师从范祥雍教授学过《说文解字》，酷爱古书版本之学。他的名作《蒋祈〈陶记〉著作时代考辨》，从版本上论证，《陶记》被定为元代著作始于乾隆七年。继而从胎釉制备、装烧与装饰特征、内销市场、并存竞争的瓷窑、瓷窑税制、职官等方面，把蒋祈的记述与宋元两代有关文献、考古资料进行比较，发现蒋祈所述与元代不符，反而与南宋史实吻合，尤其是文中出现的“统制”与“经总”等职官，只在南宋设置过，因而论证了我国历史上第一篇记述瓷器生产的专著不是元人著作，而是南宋嘉定七年至端平元年（1214-1234）之间的作品。这项研究充分展示了刘新园研究整理古文献的深厚功力。

    与皓首穷经的儒生不一样，刘新园注重现场第一手资料的考察，尤其擅长从景德镇传统制瓷工艺的传承出发，从出土遗物中汲取通常不为人所注意的信息，相继发表《宋元芒口瓷器与覆烧工艺初步研究》、《景德镇湖田窑各期典型碗类的造型特征及其成因考》、《高岭土史考》等论文。《高岭土史考》考证元代始将高岭土引入瓷胎，确立了瓷石加高岭土的“二元配方法”，提高了瓷胎的耐火度，减少制品变形，降低了瓷器的成本，改善了瓷器的物理性能，景德镇瓷器在这时才有了质的飞跃——由软质瓷逐步过渡到硬质瓷。该文还考证元代文献中的“御土”和明代文献中的“麻仓土”就是高岭土。而国际通用的Kaolin的命名地——高岭山的高岭土则开采于明万历年间。1712年法国神甫殷弘绪（Père Francois Xavier d'Entrecolles）著文把它的名称、形态与用途介绍到西欧，乾隆后期在国内始成为专门术语。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刘新园的名作《蒋祈〈陶记〉著作时代考辨》不为国内老一辈学者认可。他曾经对我说，某位学界泰斗对此文强烈不满，只是未撰文公开批评。在中国陶瓷史界，不断有学者撰文指责这项研究，不过，河北大学漆侠教授支持刘新园提出的《陶记》著于南宋的看法。他在《宋代经济史》下册称：“《文史》第一八、一九辑刊载的刘新园同志《蒋祈〈陶记〉著作时代考辨》一文，根据《陶记》内容进行辨析，认为这部著作系南宋人手笔，甚为精确。本文赞同这一说法。”一向治学严谨的日本学者，最早发现这篇论文的科学价值。日本契丹史、元史专家爱宕松男博士发表了《读刘新园的新著——〈蒋祈“陶记”著作时代考辨〉》，将刘新园的研究评述为中国陶瓷史的划时代著作。1983年，日本《陶说》杂志连续8期登载刘新园论文，并加编者按语说：“刘氏论文以众多的资料为基础来研究陶瓷史，又远远超过陶瓷史，它的广度就像读社会科学史。”

    刘新园的学识不为国人所认可，却受到欧美和日本学者的追捧。最初发现刘新园才华的洋伯乐，是英国古陶瓷专家、牛津大学教授约翰·艾惕思爵士（Sir John Mansfield Addis）。英国外交官往往由训练有素、学有专长的学者担任。1972年初，艾惕思就任英国驻华大使，因酷爱中国古陶瓷，经常到江西景德镇、福建德化等地考察。据刘新园回忆，1973年11月，艾惕思就中国陶瓷史上的若干问题与他交换意见，并延请刘新园帮助修改自己关于中国古代陶瓷工艺的论文。美国佛利尔美术馆的波普（John Alexander Pope）博士因研究元青花而名噪一时。刘新园撰写《元代窑事小考（一）》，详征博引，挑战这位西方元青花权威的某些论点。艾惕思爵士读后，在1982年2月25日写给刘新园的信中说：“波普博士关于六瓣花的定名（认为是射干），我向来不满意，现在你把它推翻了，并论证是山栀子，我完全赞同。”

   艾惕思到牛津大学执教后，利用各种机会向国际学术界宣传刘新园在陶瓷考古领域取得的学术成就，并帮助他收集海外学者研究中国古陶瓷的资料。据刘新园回忆，“英国布鲁艾特先生把他珍藏多年的已故著名学者哈里·加奈尔的重要遗书送给了我，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副馆长苏珊·华棱斯敦寄来了她编写的陶瓷手册，伦敦大学大卫德基金会主任研究员玛格丽特·梅德里女士寄来了她的《元代的瓷器与炻器》，美国化学家罗伯特·梯欠送来了他刚刚出版的《带蓝色的青瓷》……艾惕思则寄来了他的全部著作，并把日本学者三上次男教授送给他的一本研究伊朗、土耳其和埃及陶器的书郑重其事地转赠给我。这些优秀著作和精美的图录，向我展示了在中国以外的另一个有关中国陶瓷的世界。”两人的交往直至1983年7月艾惕思去世。

    刘新园的另一篇力作是《明宣德官窑蟋蟀罐》。斗蟋蟀是中国古代达官贵人的一大雅好。蒙古大军兵临杭州城下，而南宋宰相贾似道仍在和群妾斗蟋蟀，并有《促织经》一书流传于世。明宣德皇帝亦雅好“促织”，刘新园在景德镇明代御窑厂遗址意外发现了明宣德官窑蟋蟀罐，于是著书详加考证。此书基于刘新园1994年l0月14日在美国华盛顿国立佛利尔美术博物馆第八届“约翰·亚历山大·波普纪念会”上的演讲，1995年在台北正式出版。我还是2009年在台湾中研院史语所访问时，在台北一家书店买到此书。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尚刚教授对这本书作了如下评述：

    以此著为例，为深入、全面地解说这些蟋蟀罐，刘新园大量引用了文献等其他资料。其中，不仅有正史、笔记，还有实录、政书、韵书、类书、别集等等。实录里，不仅有中国的《明实录》，还有朝鲜的《李朝实录》。一般研究古代陶瓷，所用图录多仅限于陶瓷，而此著引用的却大多是绘画图录。至于前人、时贤的直接成果和相关研究，更被作者一再称引。借助它们，刘新园分别判定了坐盖、平盖两式的烧造时间；认为传世宣德官窑蟋蟀罐是赏赐臣工之物；指出了器物年款和若干装饰粉本可能的作者，解说了宣德官窑蟋蟀罐不见于清宫旧藏的缘由等等。以我的见闻，在一般的艺术史或鉴定学论著中，这类讨论绝对新颖、绝对独特。

    我在沙滩红楼与刘新园闲聊，主要聊名人逸事，字画法帖，不太了解他对中国陶瓷考古的贡献。1994年我回北大教书之后，因开设丝绸之路考古课程，需要介绍景德镇外销瓷，便认真拜读了中外学者许多陶瓷考古的著述。这才发现刘新园可谓我们这个时代陶瓷考古的佼佼者。1980年代以来，刘新园的研究成果陆续见诸海内外学术刊物。他的文章不多，甚至不懂任何外文，却极具国际影响力。许多论文是在香港和台湾发表的，并且被翻译成多种外文。他对中国古陶瓷的鉴赏能力名冠海内外，上海博物馆、香港收藏家徐展堂，乃至大名鼎鼎的苏富比拍卖公司竞相聘请他当学术顾问。

    2006年，应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亚洲部主任屈志仁（James C.Y.Watt）邀请，我到纽约策划文物展。尽管这个展览名为《忽必烈的世界》，但是也把元代中期以后才出现的元青花列入展览目录。为此，我向屈先生请教元青花的年代问题。他立即向我推荐刘新园的近作《元文宗——图帖睦尔时代之官窑瓷器考》，对刘新园赞不绝口。他评价说：波普博士之后，元青花研究一直没有太大进展。刘新园的论文石破天惊，将元青花的年代提前到了元文宗时代。

    在沙滩红楼聊天时，刘新园给我手抄过一张名片，请我有时间到品陶斋（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的雅号）做客，可惜一直没有机会去。2006年带北大学生到景德镇考察，我终于有机会造访这个中国陶瓷考古圣地。这时，刘新园已在上海长住。他听说我要来，立即从上海赶到景德镇，安排我们考察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藏历代陶瓷标本。以后我每次带学生到景德镇考察，他几乎都从上海回景德镇陪我们一同考察。

    2013年6月，我陪刘新园去蓝旗营小区拜见93岁高龄的宿白教授。这位中国考古界泰斗一直关注着刘新园的陶瓷考古研究，并给予高度评价。多年未见，两人交谈甚欢，临别时还合影留念。北京大学与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正打算联合发掘落马桥窑址。我和刘新园在北京相约，准备在落马桥发掘工作取得一定进展后一起去看看。想不到，这竟是我们的永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