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逸事：大风堂与定远斋

 陈步一主编《张大千致张目寒信札》江西美术出版社2009年9月 16开平装一册


左第三行上两个字作了“模糊技术”处理


《定远斋藏书画》拍卖图录（台湾苏富比1994年4月）

　　张大千的信札

　　本书收入张大千致挚友兼义弟张目寒(号雪庵，1902—1980)约四十余封信札，其中有一封是张大千致谢稚柳的。书中附印有十四件实寄封。此批张目寒旧藏的信札，2007年时曾在北京某拍卖公司整体拍卖。信札中所涉及的名人有于右任(髯公)、张群(岳军)、王世杰(雪艇)、罗家伦(志希)、郭有守(子杰)、郎静山、谢稚柳、台静农、高岭梅、朱省斋、陈仁涛、庄严、王方宇、张孟休、曾绍杰等等。

　　信札先后写于上世纪四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写寄信有国内、香港、日本和南美等地。 张大千这批致张目寒的信札，与《张大千家书》(包立民编撰，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4月)有一较大的不同之处：在《家书》中，张大千“报喜不忧”，向他的三哥表示自己在海外优渥和自由的生活情况，并希望滞留在国内的亲人能够来香港探亲。而在致张目寒的信札中，张大千则真实地表露了自己在海外繁忙和稍显窘迫的生活状况。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反差？原因其实比较简单：张大千在《家书》中的真正用意，是为了设法将亲人们接出来并与他团聚，故稍有些“诱导”的成分。而在致张目寒的信札中，因为有需要朋友帮忙和“救急”的地方，所以只得如实相告。张大千是一个情商和智商均极高之人，所以他会对不同的对象说不同的话。这一点也完全可以理解，而绝非是世故伪情。

　　在张大千致张目寒的信札中，有许多值得研究的一手资料，比如他移居海外后以及直致晚年的“反共”立场问题。在一信札中张大千对张目寒写道：“高思谦神甫此番为港之数百人办理移居南美，完全为国家保存元气着想。不使流港人士人力、财力为共匪摧残与利用。他日还归大陆，不可谓无助于国也。”(见本书第76页)。但本书中将“共匪”二字做了“模糊技术”处理，在释文中以“□□”代之。国内几乎所有研究张大千的学者和专家，多对张大千1949年以后鲜明的政治立场“视而不见”。我在此想说：关于张大千的政治立场问题，一定要去读他晚年的口述回忆录，由谢家孝执笔的《张大千的世界》(台湾时报出版公司1981年1月)一书。如果读过此书，那就不会信口开河或胡说八道。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写过：“张大千是一个极具‘反共’立场之人！如果连这一都想‘顾左右而言他’或‘遮遮掩掩’，那还怎么能说是在真正研究张大千？岂非是自欺和欺人乎？”(见《东方早报·艺术评论》，2011年11月14日)这绝非是我的“独家发现”，也更非是为了“哗众取宠”，因为这是个非常清晰的历史事实。我只不过是说出了“皇帝没有穿衣服”而已——地球人都知道张大千晚年的“反共”立场，唯有中国(大陆)人一直佯装不知或不愿承认。 

　　张大千当年应何香凝之请而为“润之先生”画荷花图，以及“自愿”将《韩熙载夜宴图》和《潇湘图》低价售于大陆文物部门，他究竟是为了什么？他的这些所作所为其实只有一个目的：或是借此希望大陆有关部门能够“网开一面”，放那些滞留在国内的亲人们出境与他团聚。张大千当年之所以不急于定居台湾而后来远走南美和美国，一是出于自己作品的市场销路问题；二是考虑到如果自己一旦定居台湾，那么国内的亲人将永无出境的可能。你如果不能从此中窥知张大千当年的用心良苦，而刻意将他贴上所谓“爱国”的政治标签，那只能是臆想梦话。  

　　我曾经在《我眼里的张大千》一文里说：“在当代画家中，张大千可能是免费赠送画作最多之人。张大千似将自己的作品当成一张闯荡江湖‘通行证’或‘名片’，以此打通和建立自己的人脉网络，这也正是他为人‘精明’之处。那些当初看似‘豪爽’或‘侠义’之举，也为他以后带来了金钱所无法估算的‘回报’，所以每当他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总会有‘贵人’相助。”而在张大千致张目寒的许多信札中，也似乎证明了这一点。张大千的一生不仅留给后人无数的传世名画和传奇故事，他也传导给我们应该如何真心诚意地对待朋友。 最后，想简谈一下本书对张大千信札的文字释读方面的失误。主编陈步一先生是民办北京文博学院院长，也是薛永年教授的书画鉴定硕士研究生。但本书中有多处文字纯属误读或强释，在此仅举二例如下： 比如第51页有一札中云“弟讬人与雪艇、志希一看”，将王世杰字雪艇误释为“雷艇”。陈先生或许不知“雪艇”是何许人。作为一个古书画鉴定家，应该要知道王世杰字雪艇。因为号称“天下第三行书”的苏轼《寒食帖》，就是他重金从日本购归后捐赠给台北故宫博物院的。 又如第66页一札中有句应为：“稚柳恃才傲物，于髯公待之极优渥。”而将“待之极优渥”释读为“转之极优渥”；“转”字明显文句不通。其他则不一一详举。虽然张大千书迹中有些字的确潦草随意，但如果能够根据上下文语意，应该还是可以辨读而减少误释的。

　　“好事家”张汉卿

　　1994年4月10日的台北新光美术馆二楼，来自香港、台湾、东南亚和美国、日本等地的收藏家、古董商汇聚一堂，台湾苏富比拍卖公司在此举行《定远斋藏书画》拍卖会。他们为此已经等待了二个多月时间，不仅因为此次拍卖会是苏富比进入亚洲市场后，首次为一个收藏家的藏品举行的专场拍卖会，更因为定远斋主人就是鼎鼎大名的张学良先生。拍品中共有古代和近现代书画作品二百零七件(套)，其中古代书画作品一百六十余件，占总数的十分之六。当代书画部分是以张大千十八件作品(馈赠之物)最精佳。经过激烈的竞拍，定远斋所藏书画拍品竟然无一流标，而且拍卖总成交额达到一亿三千二百余万台币。此次专场拍卖会曾经轰动一时，至今犹为收藏家和拍卖业人士所津津乐道。后来被称为“世纪之拍”而载入艺术品拍卖史。

　　我曾在2009年4月，根据有关《定远斋藏书画》拍卖记录，以及张学良书画收藏资料写了《定远斋主张学良》一文，后来又发表于广州《收藏/拍卖》杂志(2009年第7期)。此次《定远斋藏书画》专场的古书画中，有一件宋人谢元的《折枝桃花图》卷(绢本设色)最引人关注。高居翰曾经在1980年出版的一本唐、宋、元绘画集中，定谢元为宋院画家(不知何依据？)。此图卷估价300万至500万台币，经过众多买家的多轮激烈竞争，最终被香港收藏家陈启斌先生以1655万元台币拍得。另外，古书画中还有许多吴门画派、晚明清初书画家等的作品，并且多是成套的册页、扇面、成扇、尺牍，又多为“集锦”。也就是说某个流派的诸多书画家作品，“集锦”在一部册页或一个手卷之中。

　　我当初在写《定远斋主张学良》时，看到过《定远斋藏书画》拍卖中的几件古画，以及张大千、徐悲鸿等人的拍品，均为真精之物。所以我想当然认为，凭借张学良当年的地位和财力，加之他早年在京津地区收藏古代书画时，好友胡若愚(后任青岛市市长)、结拜兄弟周大文(曾任张作霖密电处处长和北平市市长)两人帮他“掌眼”，故在明清书画收藏的真伪方面应该没有多大的问题。所以我在文章里写道：“胡、周两人虽然在当时的鉴定界名声不著，但眼光颇为精准，确实非同一般。他们根据张学良业余喜欢明史的特点，帮他逐步确定以明清书画和明清名人墨迹为主的收藏方向。一则当时此类作品相对宋元而言价格较为适中；二则可对研究明史有所帮助，并且易于成为独具特色的系列收藏。由于胡、周两人在北方有较广的人脉关系，再加之张学良的财力和名望，所以收藏的古代书画赝品伪作极少。”

　　当我在写了《定远斋主张学良》之后，心中一直有些忐忑。数年来，我一直想要购阅《定远斋藏书画》拍卖图录，因为鉴赏或鉴定应该要以眼见为实。但在无法见到原作的情况下，印制精良的图片也可以窥透几分真伪。近日台湾友人终于帮我购得《定远斋藏书画》拍卖图录(书价新台币550元)，书品如新，可惜图片太小。与现在苏富比的拍卖图录相比，真不可同日而语。 但令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定远斋藏书画》中的古书画，十之六七为可疑或明显伪赝之物。有些实在明显的“一望假”，图录中也只得标明“传”或“仿”。其中真迹则多为小名头或冷名头之作。我不禁掩卷长叹：“定远斋古书画收藏徒有虚名，张汉卿先生乃一‘好事家’也。”明人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尝云：“近世人或有赀力，元非酷好，意作标韵，至假耳目于人，此为之好事者。”定远斋藏书画当年之所以所有拍品全部“天价”成交，实与真伪无关，而是所谓“名人效应”也。（萬君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