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在码头上吃了美味的鱼生粥。这儿没有澳门那样的检查站，也没见到一个日本兵，从容上了船。这一水程，是珠江三角洲的一道小河，向北直通西江大河，江门是这一水程中的重要码头，梁启超新会县老家就在江门镇上。水程途中，见到一艘敌人运粮船，船后艄的舵篷下，几个日本兵围着一个船娘饮酒调笑，那样子叫人气破肚皮，我们不由问自己，在沦陷区做敌人的顺民行吗？

　　到江门，住在一家沿河的旅店。旅店老板为我们每人买到一张“良民证”，准备第二天一早由一位乡长送我们过敌军岗哨。送人过境是本乡的一个好差使，“良民证”卖钱，送过境也要钱。我们八人全是农民或平民打扮，自挑行李，来到西江边上一座山的脚下，老远就看见敌军数人在蹦蹦跳跳作欢迎状，使人纳闷。好在事先乡长已嘱咐我们，过关时要受搜查，如有贵重东西要藏得严密些，别让抄走，这才明白过来，原来在日本兵眼中，我们是一群送礼的人来了，哪得不乐！我身上唯一贵重的东西是那只防水防震的手表，我早已高高戴在胳肢窝下，日本兵搜查时，我两手低低举起，不让敌人摸到，算是逃脱了劫运。但日本兵贪婪，什么值钱的都要，我离香港时从地摊上买来的一套西装就被抢走了；另外，派克牌钢笔他们也要，皮鞋也要，女的首饰当然更要。这一搜刮，每人行李都减少了不少。到鹤山还有一段路要走，对我们来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能平安走出沦陷区，哪怕搜得精光，也觉得痛快。搜刮完毕，一声令下，放“送礼者”过关。乡长向我们挥手告别，我们当然向这位好心的同胞由衷感谢。

　　快步离开岗哨，前行几十步后，我们才喘了一口气，停下来交换意见。大家都说目的地离此十来里，在这两不管地区，一怕遇盗，二怕敌人进攻，万一出事怎么办？有人说，遇盗不怕，把剩下物资全部奉送，两手空空，落得轻松。至于敌人进攻，一想刚才敌人岗哨那种抢劫行为，绝不预示敌人还想冒生命危险再扩大什么“战果”。这么一说，心情突然开朗起来，步子迈大了，嘴上唱起来。一小时以后我们来到了鹤山镇。

　　进了镇，住进了旅店。人们打听到我们从香港来，便问香港情况。我们如实回答。我们的话很快传到了镇上的政权机关，他们派人来查问，叫我们自报身份，还问我们和重庆的关系。我们照实说，他们不信，怀疑我们是日本人派来的奸细，命令把我们看管起来，不准自由行动。这个意外的打击，使我们的一颗爱国心立刻凉了下来。罗寄梅比较冷静，宣称他是中央通讯社摄影部主任，不信可以向重庆打长途电话询问。他们一看来头不小，果真打电话向上面请示。重庆证实我们是刚从香港逃出来的文化人，于是，我们从阶下囚变为座上宾，去肇庆的关系也搭上了。

　　鹤山到肇庆的公路已被破坏，去肇庆必须步行。爱莲新病初愈，我怕她走不动，可她体质好，表示挺得住，大家便决定步子放慢，行程拉长。好在敌人已被我们甩得老远，肇庆的关系也已搭上，可以松松劲，慢慢行。一路走了两天，早走早投宿，平平安安到达肇庆。

　　肇庆是广东省的—个专区，坐落在西江南岸，是出端砚的地方，据说端石矿已经开采到西江江底那么深。逃难途中，无此闲情询问端砚的出处，倒是肇庆专员颇有雅兴，招待我们游了一次位于对岸的七星岩，还请我们吃了顿丰盛的广东宴席。托他的福，我们八人搭上了去梧州的大拖渡，由梧州转桂平，由桂平转柳州，走的全是水路。在柳州搭上火车，直奔桂林。

　　我在1938年从长沙撤退时，第一次到桂林；1940年夏季经广州湾去重庆，又途经桂林，住了几天：这次逃出香港，第三次来到桂林，住了一年多。我对桂林颇有好感，第一是山水之美，第二是人物之秀。

　　我们八人，罗寄梅和徐迟一家在柳州和我们分手，赶赴重庆，我们夫妇和盛舜夫妇来到桂林，准备住一段时间再作打算。我在丽泽门里一家老宅中租到二楼一间卧室，与艺术馆的钢琴家石嗣芬为邻。不久之后，爱泼司坦和爱尔赛巧茉莱一对患难夫妻从香港的日本集中营逃出，也来到桂林，我招待他们住到堂屋后面一间小房里。我们三家合请了一个厨娘，小日子过得不错。

　　这期间，从香港走出来的朋友陆续来到。两月以后，香港和广州湾通航，张光宇、张正宇兄弟两家也来到桂林暂住。桂林的人愈聚愈多，不到半年，形成了南方的经济文化中心。桂林的面貌也日新月异，漓江上的浮桥改建为走汽车的钢骨水泥大桥；大街上建起了大剧场和电影院……原在上海做地皮建筑生意的工程师纷纷聚到桂林，为繁荣经济大展鸿图。这里面还有一个极重要的政治军事因素，就是蒋介石的军事委员会在桂林设立了行营机关，统一指挥南方战场。行营主任——桂系元老李济深，身份虽是军人，实际上却是国民党内代表南方利益的政治派系首脑，李宗仁、白崇禧都曾经是他的部下。李济深有时也干预国共摩擦中发生的问题，例如蒋介石下令要逮捕什么人，李老可以装聋作哑阳奉阴违，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蒋介石无可奈何。人们在暗地议论：桂林在李老的治下，犹如上海的租界，老蒋管不着。

　　桂林这城市因战争而暴发起来，特别是香港沦于敌手之后，其膨胀速度简直惊人。在一次建筑承包商人的宴会上，桂林市长感慨地说“政治赶不上经济”，向商人表示他的歉意。这是实情，连我这个一头钻在艺术里的书呆子也连连点头。

　　我1941年春到1942年秋在桂林住了一年半，画了一套《逃出香港》的组画，共二十多幅，连同那套《战时重庆》，在桂林开了个画展。戴爱莲在这里向桂戏名演员小飞燕学会了一个折子戏《哑子背疯》，开始了向民间民族舞蹈学习的创作道路。1942年夏天，她接受重庆歌剧学校王泊生的聘请，担任该校的舞蹈教师。这一年秋季，我们离开桂林，走向重庆。

来源:中国书画报责任编辑:易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