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适先生是江苏姜堰人，自号舒凫，据他的后人解释，就是要像翱翔于云天的一只飞鸟似的自在舒展。以这种心性，生在20世纪的中国，谈何容易。高二适先生早年在家乡教小学，孤诣奇才，使他得到主办《甲寅》杂志的章士钊先生和岭南画派书画大家陈树人先生赏识。章、陈二公都是辛亥革命元老，章士钊早年和章太炎、黄兴、蔡元培等人一起叱咤风云，也使得是非恩怨集于一身。陈树人官至国民政府秘书长、侨务委员会委员长，却在1945年国民政府胜利还都的热闹时刻，毅然退出官场，以翰墨丹青终老其身。抗战之前，高二适经陈树人介绍在侨务委员会做一名文职小官，嗣后，陈树人离职，又将高介绍给立法院院长孙科。入院之顷，高二适和执事者约法三章：不入党，不参加政治活动，不受训。二适先生此举，固出其独立自由之心性，其中也能看到章士钊的影响。章士钊自投身革命，民国建立前后的重大斗争，几乎无役不与，可是，这位孤桐（章士钊自号）先生却拒绝加入同盟会，理由是入会誓词中有效忠孙中山的言词，章士钊以为有悖于现代革命社会平等人格自由的精神。最近读到《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其中也有相类的几个“不”。经历了几十年的世故惊涛，独立人格之于文化品质的构成乃至民族精神的培养，渐为学界推重，几成讨论热点。所谓复兴“国学”，倘不汲汲于经籍章句，而是从学术的阐发影响至社会人群的心性品性，其来即有自焉。

　　高二适先生在学术和人格上最能表现其独立精神的当数“兰亭论辩”中之亢论直言。1965年6月《文物》杂志发表了郭沫若《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一文。郭沫若认为王羲之的时代还是隶书时代，不可能有《兰亭序》帖那样的行楷书法。《兰亭序》帖是否王羲之所书，历来聚诉莫解，高二适抗言于郭沫若，各持一家之言，亦如毛泽东致郭沫若信中所云：“笔墨官司，有比无好。”从“兰亭论辩”之初，还看不出来多少“时代背景”。可是到了“文革”中期的1972年，郭沫若发表“新疆新出土的晋人写本《三国志》残卷”，其中提到“坎曼尔诗稿笺”，并说：“曾根据它们驳斥了苏修的官僚和所谓的学者们的谰言。”他对《兰亭序》真伪的判断，也变得十分想当然了。郭文说：“我最近翻阅到章士钊先生的《柳文指要》，他却十分坚持《兰亭序》帖非伪，《兰亭序》文为真，而斥反对说者：‘以一定万，以偶冒常。’其实我们的证据已不是‘一’，已不是‘偶’，而是相反的‘万’与‘常’了。”郭沫若所依据的“坎曼尔诗笺”以后被中国社会科学院杨镰等学者调查出竟是新疆几位文物工作者利用出土残纸制造的伪文物。郭沫若和章士钊、高二适都没有看到“坎曼尔”闹剧之揭穿。“兰亭论辩”到现在也不能说已有定论，倒是高二适在《〈兰亭序〉的真伪驳议》一文中因郭沫若提到康生支持他的意见，而康生并没有公开属文，遂反驳：“鄙意郭先生的友人，震慑于补填文字之说，接着便认‘兰亭是由于依托’，此其文过饰非，不肯明辨是非，此在今日对人对事，均非所宜出矣。”又谓，“文人见异思迁，是非无准，岂不痛哉！”身居江湖之远的高二适，当然不知道魏阙中人出语立言都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见异思迁，是非无准”的文风世风竟被高二适不幸而言中。作为“文革”前夕发生的这场有始无终的论辩，其实在的意义，是预示并在以后被证实了高二适先生所代表的质直文风于学术规范、学人品格确立之贵。

　　“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高二适称得上是一位狂狷之士。70年代开始，由于中日关系的改善，书法艺术作为国际交往工具骤然“吃香”起来。金陵胜地，书风本来很盛，当时以高二适、林散之、胡小石、萧娴为领袖，使得南京书法领全国风气之先。那时虽然书法作品还不能立致厚酬，但壮大声名、谋取方便还是颇具用场的。当此际，高二适的书法活动，充分表现了其人狷介之性。高二适的学生、现在南京十竹斋书画社为专业书法家的桑作楷先生亲口对我说，他在70年代初期经林散之先生介绍向高二适先生执弟子礼，那时他在江苏省新华印刷厂当工人，某次因工伤手，高二适先生走很远的路去看他，就在职工宿舍里即兴挥毫，为他书定巨幅；而当时有位省委领导托人求高书，二适先生回答：“他既喜欢我的字，为什么不上门来求？”

　　在和高二适先生及其后人和弟子的接触中，这类轶事听得很多：某次高先生到燕子矶中学看他的女婿尹树人，交谈之间，学校的校长搬来一张凳子给高先生坐。事后，高即主动要给那校长写字，说：“他知道敬老，并不知我是书家。我的字就要送这种人。”高先生某次住医院，一位青年女护士为他服务得很好，出院后，高先生要为这位护士写字，正待铺纸挥毫，身边有人说那女护士是市委书记的女儿，高即驻手说不写了。听到这则轶事时，我是觉得高二适先生是有些过分了。难道那位优秀的护士就因为是市委书记的女儿就应该在高先生眼中入另册？但我又理解高先生，他作为一介寒儒，所余唯一身硬骨，为了保持心性的高洁，他的取舍原则在“随意”之中有很严格的讲究。（冯其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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