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戴泽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中国第一代的留学生。他回忆：“父亲年轻的时候很刻苦，也很爱国，在日本留学时主攻采矿与冶金工程专业。1922年，我在日本出生，同年，父亲就把我带回了祖国。”当时的中国正值军阀混战，也许理工科很优秀的父亲不会想到，这个在战乱中出生的孩子会和自己走上完全不同的道路，并用自己的绘画真实、形象地反映了祖国不同时代的人物变迁与历史。

　　“1942年，我参加了当时的‘高考’，和父亲不同，我的理科不太好，但是又希望考上一个好大学，后来，在师长与同学的建议下考取了当时位于重庆的中央大学(现南京大学的前身)艺术系。”戴泽坦言。继承了父亲骨子里的踏实与刻苦，考上艺术系的戴泽并没有选择当时最流行的中国画，而是苦练西洋画，也就是油画。“我喜欢研究，而且从来不觉得画画枯燥，只有油画可以练很多基本功。”年轻时的戴泽想法很朴实。

　　恩师徐悲鸿影响他一生

　　“没进大学之前根本不知道现代书画大家徐悲鸿是谁，更没想过能成为徐悲鸿的弟子。”戴泽说。但是，也就是大一那年，徐悲鸿的一场演讲深深地吸引并影响了他。“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认真地学画画。”他说。

　　1942年，戴泽读大一，那时中国的绘画艺术创作正处于中国古代(以清代为代表)与外国思潮的相互搏击中，徐悲鸿从新加坡回国，来到中央大学，举办了一场演讲，演讲中徐悲鸿提出了面对现实的写实主义观点，从此，这种艺术观念深植于戴泽的心里。大四时，戴泽正式受教于徐悲鸿，并认真地钻研油画人体课中的色彩调配与光线运用。

　　1946年，戴泽受徐悲鸿的特别邀请，北上到北平艺专(现中央美院前身)任助教。戴泽除了帮助教授们进行教学，还做着琐碎繁杂的工作，如教具保管、服装保管、布置展览等事务。“戴泽是我一直十分敬重的好人，他为人诚实憨厚，数十年年如一日地苦干。对于艺术同样是如此的执着，尊师重道，矢志不移。”这是戴泽担任助教时，一位当时的学生对他的评价，“他一直是和我们一起不停地画，没见他运动却有一身敦实的体格。”

　　正是由于这份勤奋与质朴，戴泽的油画处女作《马车》在1947年参加北平艺专大型画展时受到了观众注目。北平解放后，1950年，戴泽还参加了京郊土改，深入了解了农民之后，他创作了油画《农民小组会》，质朴生动地描写了参加土改时农民小组会的场景，作品中可以见到直接写生的痕迹，使人们看到了当年的农民形象，感受到时代的特征。这幅作品当时被《人民画报》刊登，至此，戴泽的作品在业界受到广泛好评。“年轻的时候感觉不错，每创作一幅画都得到认可与表扬。我的老师徐悲鸿总在教学的过程中，告诉我们不要盲目地学习古人、不要盲目崇拜与效仿，艺术创作要更加注重现实主义，写实地表达当时人民的状态与生活。”戴泽说。

　　带着中国艺术走出国门

　　曾有书画界专业人士评价戴泽先生在艺术上的创作时认为，戴泽先生是多面手，人物、风景、静物俱佳，油画、水彩、彩墨技巧均能。早年描写农村生活的油画《农民小组会》、《牧民会》和《马车》等，人物形象质朴、真实；大型历史画创作如《淝水之战》、《义和团》、《南昌起义》等，表现出他有很强的处理大幅构图的本领；肖像画如《画家徐悲鸿》、《植物学家蔡希陶》、《陈碧茵像》、《雕塑家曾竹韶》、《老汉》、《毛泽东与廖承志》等，人物的瞬间动作和人物的性格形神兼备。业内人士认为，他的作品充满着乐观的情绪，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

　　的确如此，尤其是戴泽20世纪50年代左右的画作，作品多为人物众多、朴实生动、热情饱满的风格。其中，《和平签名》与《马车》还被选录参加中国艺术博览会，作品赴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现俄罗斯圣彼得堡市)展出，1951年这两幅作品又随中国艺术博览会巡回展至当时民主德国的柏林展出，并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

　　“我会把握每一次出国交流的机会，像我的老师徐悲鸿一样。徐悲鸿非常热爱中国的艺术，如泥人张、面人汤，他都很欣赏，他每次到国外几乎都会带着有中国特色的书画作品，并把我们的文化介绍出去。”戴泽感慨道，“而我也会这样做。中国的观音雕像色彩饱满栩栩如生，国人经常见可能会觉得无所谓，可是一到了外国，他们会觉得好看得不得了，感慨中国的艺术水平与成就。”

　　已经到了鲐背之年的戴泽依然康健，虽然老人表示，因为手部旧患可能无法再作画了，但是还是坚持每天看书、看画，每天出门至少散步半小时，亲近一下他用一生记录的自然。在交谈中，戴泽不时地夸赞他近期关注的绘画流派。“现在年轻人画的印象派、抽象派作品我都很感兴趣，我一直都有看年轻人的作品，觉得中国需要百花齐放、不同流派争鸣的活泼艺术氛围。”（记者王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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