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书票：有故事的袖珍版画

中国最早的藏书票——“关祖章藏书票” 

中国藏书票研究第一人作家叶灵凤的“凤凰票”

美国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藏书票

世界上最古老的藏书票之一——1470年—1480年间德国人约翰内斯·克纳本斯贝格的藏书票

    爱书的人，大都喜欢在藏书上留下自己的印记。因此，中国自古以来便有藏书章，国外则有藏书票——一种印制精美的小幅版画，在欧洲已有500多年的历史。20世纪初，伴随着国人对艺术的热爱、对书的挚爱，小小的藏书票也逐渐在中国的大地上生根发芽。如今，不但国际上有国际藏书票联盟，每隔两年会举办一次藏书票大会，中国也有国际版画藏书票邀请展，以及各种规模的藏书票展览、票友活动。藏书票创作者和爱好者，得以在欣赏、交流、交换中，品味到不同国家、不同地区艺术创作者的独特创造、收藏者的独特心境。

    文化无疆 艺术无界

    藏书票具有同藏书章一样的实用功能。它通常贴在书的扉页，是书籍持有者的标志，亦是读书人求知求美、寄意寄情的信物，开卷相见，就油然平添几分爱书之情、求知之欲，故许多读书人都喜欢在自己的藏书上贴藏书票。

    藏书票最早流行于欧洲的皇室和贵族之间，因此早期藏书票的图案都是皇室纹章和贵族标志。目前，1470年—1480年间，由一位不知名的艺术家为喜爱刺猬的德国人约翰内斯·克纳本斯贝格设计制作的木刻书票《刺猬》，被视为现存最古老的藏书票之一。该作品刻画了一只口中衔花、脚踩落叶的刺猬，上方有一排古德语，表达着票主对书的珍爱之意。后来，藏书票传入英国、法国及美洲大陆。17世纪后，交换和收藏藏书票在西方已然成为一种时尚。至18世纪，随着教育的普及和社会的发展，藏书票逐渐平民化、个性化，从注重用纹章显示地位转向更加追求艺术性的表达。19世纪下半叶，欧洲的知识分子几乎都拥有自己动手或请人设计制作的藏书票。

    在中国，“关祖章藏书票”目前被视为中国最早的藏书票。这枚出现在1910年出版的《京张路工撮影》集中的书票，画面描绘了一位头戴方巾的书生在书房中翻箱倒箧、秉烛展卷的情景，极具中国古典神韵。在工致的画面上方，有“关祖章藏书”五字，秀逸刚劲。票主关祖章，据记载毕业于美国伦斯勒工艺学院，他虽然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但深爱中国传统文化和收藏，尤其是古镜收藏，也被推认为是中国最早制作和使用藏书票的人。

    藏书票在中国的兴起还离不开文坛的推助——作家叶灵凤是中国系统研究和收藏藏书票的第一人，鲁迅、郁达夫、施蛰存、唐弢等都是藏书票爱好者。上世纪30年代，时居上海的叶灵凤到处搜集有关藏书票的资料，甚至去信日本向研究藏书票的权威斋藤昌三寻求帮助，还亲手绘稿刻印了一枚“灵凤藏书”票。这枚藏书票被世人称为“凤凰票”，其设计采用了我国的传统图案——凤凰与缠枝纹，沉稳的黑色与套嵌红色的文字相映衬，既契合他的姓名，又具浓郁的民族色彩和创造精神。叶灵凤在1933年的上海《现代》杂志发表的《藏书票之话》，被认为是我国公开介绍和提倡藏书票艺术的第一篇专文，同之后发表的《现代日本藏书票》《藏书票与藏书印》等文章一起，对藏书票在中国的落地生根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新兴木刻运动的蓬勃发展，也带动了藏书票的创作。一批青年版画家李桦、赖少其、罗工柳等人的加入，提高了藏书票的创作水准，推动了藏书票的普及与发展。新兴木刻的倡导者鲁迅先生，早年留学日本时对藏书票艺术便有接触，生前通过上海内山书店等也购藏了相当数量的欧洲及日本的藏书票。他对于藏书票艺术并无任何论说，也没有对藏书票艺术作直接的倡导。或许在他看来，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可以作为战斗武器的版画是必须提倡的，而被他称为“藏书图记”的小巧而高雅的藏书票，却是与时代大环境不相合的。

    1980年，李桦的四帧藏书票在“北京、广州、山西版画联展”中展出，藏书票以创作的形式进入艺术家和大众的视野。80年代，乘着文艺的春风，藏书票开启了创作与收藏的新篇章。1984年，李桦、梁栋、莫测等版画家发起成立了“中国版画藏书票研究会”，于1986年举办了“首届全国藏书票展”，现在已经举办了15届，并于1988年加入了“国际藏书票联盟”，于2008年在北京举办了“第三十二届国际藏书票双年展”。藏书票创作、交流、收藏活动不断展开，收藏队伍不断扩大。

    因书而生 与书同在

    藏书票有“纸上宝石”“书中蝴蝶”“版画珍珠”之誉，它之所以五百年经久不衰，并能成为当代人喜爱的艺术品，与其特有的人文内涵、书香气息，以及本身所具有的艺术、交友、收藏等特性分不开。

    在藏书票的发源地欧洲，几乎百分之八九十的藏书票，题材都来自于神话故事、圣经故事、世界名著。藏书票的票主群体除了普通的爱好者，也有相当一部分历史和文化名人，比如美国总统华盛顿、胡佛、罗斯福总统夫人，英王乔治五世、英国诗人艾略特、作家狄更斯等。我国藏书票的历史虽然短暂，邓小平同志及冰心、巴金、钱锺书、姚雪垠、杨绛、吴祖光等，都有藏书票存世。这些留存至今的版画藏书票，记录着中国藏书票的发展，也记录着诸多的文化往事，更渗透着票主和创作者的人文情怀，对研究当时的文化历史具有参考价值。试想一下，如果把文化名人的藏书票与藏书，与他们的文艺创作等组合成一个整体，观者岂不是能够随着“书中蝴蝶”独特的舞姿，穿越历史的、文化的信息，直抵票主的内心世界？

    藏书票虽小，却同版画一样，具有很强的艺术性。其图文并茂、色彩丰富，制作技法多变，精湛的刀法、流畅的线条，水味、木味、刀味足以让人流连忘返，也不失思想的深刻性。其创作技法，按照国际藏书票联盟的规定，分凹版、凸版、平版、漏版四大类，印制方法、刻制材料、刀功技法和表现风格又有所不同，单就木刻而言就有黑白木刻、套色木刻、彩绘木刻、水印木刻等，可谓五彩缤纷。在技法上，外国早期藏书票中钢、铜雕刻和木口木刻最多。现代藏书票对于技法的综合运用比较多见。需要强调的是，版画藏书票不是印刷品，它是由版画家借助工具、技法、材料等经过设计、制版、印刷等一系列创作过程，独立完成的艺术品，一般会限量印制，每一张都是原作。

    藏书票又不同于版画，因为它是为票主创作的，要表现票主的思想、兴趣、爱好等。这也是藏书票与其他艺术最不同之处——其他绘画都是艺术家一个人的创作，而藏书票往往是创作者和票主两个人思想的融合。如果仅仅是惜书、爱书之类的语句，那思想性、艺术性大概略有逊色吧。因此，藏书票在题材的选用和艺术形象的塑造上，常常有独到之处，艺术、人生、文学、知识等多方面的内涵闪现其中，追求画外求意的效果。比如，莫测曾为作家艾青制作过一枚藏书票《母鸡下鸭蛋》，就是根据艾青的经历概括创作的。画面中，慈祥的母鸡看着可爱的小鸭子破壳而出，是对原来学习艺术的艾青，走上文学创作之路并有所成就的创作历程的比喻，凝练而生动。

    藏书票还具有独特的交友功能。由于藏书票与书籍有密切的联系，而且与艺术息息相关，加之书票各有票主，因此，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画家、作家、藏书家、收藏家以及书籍爱好者、艺术爱好者、文学爱好者、收藏爱好者等各领域的人，常聚集在一起，互相交换藏书票，因而成为挚友。各国的藏书票爱好者在交流中所获得的友谊与快乐，丝毫不因语言的障碍而有所减弱，大家只要看到拉丁文EXLIBRIS（藏书票），便有心有灵犀的感觉。从私人走向开放，从开放走向分享，藏书票近年来在创作和收藏领域呈现出跨地域、跨文化、跨画种的交流态势。

    藏书票也有极少数是手绘的，还有大量印刷的可以随便签名的通用藏书票，但绝大多数采用的还是限量版画的形式，既具独特性，价格又相对便宜，特别是制作藏书票的艺术家，有很大一部分是知名版画家，如力群、杨可扬、赵延年等，他们的藏书票原作就更具收藏价值，这也是现如今藏书票收藏市场蓬勃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如今，小小的一张版画藏书票原作，市场价有些也已上千、过万元了，但与邮票相比价格还是偏低的。最近几年，市场上还接连推出了一些为各种活动而制作的商业藏书票，它们对于藏书票的普及和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助作用。 

    需要注意的一种倾向是，在现代社会，藏书票也正在同邮票一样，逐渐失去实用功能，成为单纯的收藏品。正如版画家李桦所说：“若把藏书票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品来欣赏，甚至有‘集艺’嗜好者来搜集它和收藏它，这是它的派生效果，不是它的本来意义。”脱离了书籍的藏书票，虽然还有收藏价值，但如果一味为收藏而制作藏书票，与藏书脱离了联系，藏书票也就失去了其原本的用途和意义，以及其独特的文化内涵，对于藏书票长远的发展而言，显然是不利的。因书香而生的藏书票，理应与书香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