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琼：艺术批评，赞歌还是揭短

    《读书》杂志封二开设了一个名叫“文墨家常”(前几年叫“画说”)的栏目，每期都会在“漫画”下面附一篇短小精悍的杂文。

　　陈四益、王蒙先生都曾为该栏目写过文字。“文墨家常”栏目文字虽短(四五筗)，却具有引导批评讲真话之作用，在轻松、幽默、诙谐的语言背后是作者充满问题意识的“质问”。

　　王蒙

　　在一个普遍讲假话、唱赞歌的大环境里，尽管这个声音有些虚弱，亦可以起到强身剂的作用。

　　近一些年来，文艺批评界普遍感慨敢说真话的人已经越来越少，即便说，有时候也是很委婉的，而少数曾经敢于说真话的人，如今也是金口难开，少问世事了。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讲求经济效益的多元化的时代，艺术适逢宽松的生存环境和千载难逢的发展契机，但在面对纷繁复杂的审美判断、价值判断，乃至道德取向时，艺术创作和批评也不可避免地被这个时代烙上了功利的印记。

　　正因为如此，艺术批评似乎失去了独立自主的品格，偏离了道义和操守的轨道，艺术批评已然患了严重的“失语”症似的。

　　鲁迅先生曾经无不愤慨地指出，时下的文学批评“不是举之上天，就是按之入地”，说明了文学批评的非正常性，要么是叫好声一片，褒奖、鼓吹，锦上添花，无所不能;要么是骂声一片，贬抑、指责，落井下石，一无是处。

　　鲁迅先生很愤慨：时下的文学批评“不是举之上天，就是按之入地”

　　时下艺术批评界，似乎就存在这两种批评方式，一是赞歌式的批评，一是揭短式的批评。

　　表面看来，似乎人人都反对唱赞歌，但是一旦关乎自身利益时又希望别人也为自己唱一次赞歌。事实上，唱赞歌也是要分对题和不对题的，古人对于批评的态度就多是采取“赞歌”的方式，但对这个“分寸”拿捏点很好，并非盲目鼓吹。

　　换句话说，古人在对前人或同时代人的作品进行评论时，多是分析议量其优点，而极少持批评态度，揭短的情况更是鲜见。

　　美国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曾说：“真正的文化以同情和赞美为生，而不是以憎厌和轻蔑为生。”

　　这句话或许能从另一种文化的角度诠释中国传统的批评方式并非一无是处。艺术家可以通过卖画来维持生活和创作，批评家为什么就不能通过卖文来养活自己呢?

　　在中国人的意识里，根深蒂固着这样的观念：似乎知识分子一旦与金钱沾上边就是低俗堕落了，难不成要让批评家为了坚持所谓的高洁而饿死不成。

　　有时候，朋友批评、圈子批评、甚至是“红包”批评，未必就是狼来了。

　　“红包”批评

　　任何事都有相对性，不必一棍子打倒一群人。唱“赞歌”并不可怕，清唱还是伴奏?真唱还是假唱?原唱还是加入失真效果?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批评家如果能坚持自己的良知、态度和立场，适当说几句赞美的话未尝不可，权当是对艺术家的激励，不能因为说了几句好话就认为是受了别人的好处，无端指责甚至围而攻之。

　　诚然，对那些毫无文学批评原则、惟孔方兄“说话”的批评家则另当别论。相对而言，揭短式的批评要比唱赞歌更不受人待见。

　　从心理接受的角度来看，实事求是地分析、议量作品的优劣，就事论事，不带偏见，这样的批评方式更受欢迎。

　　最近，微信朋友圈被名为“字画收藏”的微信公众号发的《历代大家怒骂今人书法，笑晕了!》的帖子刷屏了。

　　在这个帖子中，作者借古人——如王羲之、徐渭、八大等人——之口，以分身术一人扮演众多人之角色，使尽讥讽之能事，把一些当代书法大家批得体无完肤。

　　这是典型的揭短式批评，作者似乎不只是针对作品进行分析、议量，而是带着“憎厌和轻蔑”的态度来看待这些书法家及其作品的。

　　表面看来，这种“揭短”似乎够真实、够直接，甚至有些矫枉过正的意味，而且不乏鼓掌附和的读者，但并不值得推崇，至多也是餐饭之余的话题罢了。

　　王广义 《大批判》

　　从某种意义上说，作者借助了一种难以达到的文化和艺术标准，并采取一种极端的批判手法，企图对那些已经处于偶像地位的名人进行摧残，以此来引起读者的关注，从反向的角度来树立起自己的批评权威性。

　　前些年，文艺界“酷评”“谩骂”鲁迅、余秋雨、王蒙等现象就属于这类批评。

　　唱赞歌不推崇，揭伤疤亦不足取。正是因为这样，有人甚至提出，艺术创作不需要艺术批评来应和。尽管这可能是一句气话，但无不说明今日批评界已经病得不轻。

　　健康的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之间的关系应该类似于刀和磨刀石之间的关系，磨刀石虽然不能直接切割东西，却能让刀变得更加锋利——让艺术创作健康、理性地发展才是艺术批评存在的本质。

　　中国历来就不缺艺术家，艺术家多了，作品自然也就多了，各类展览、笔会、研讨会随之也会增多，艺术的繁荣同时也带动了艺术批评的发展。但食物多了，谁都想分一杯羹，在繁荣的背后不乏血和泪的控诉，代价实在太大。

　　其实，艺术批评的“迷失”由来已久，只是在大众传媒时代更加凸显罢了。

　　常玉 《八尾金鱼》

　　从外因来看，是大众传媒时代的快餐文化削弱了艺术批评的接受性，没有太多人愿意花时间、耗精力去读那些相对难啃的文字，而大众传媒的时效、简明、口味繁多的特点恰好及时填充了他们内心无聊的空白。

　　从内因上看，面对花花世界，在名利的诱引下，批评家自己开始耐不住寂寞了，铁板烧代替了冷板凳，艺术批评为适应某些口味而点名入座。

　　最可拍的是，批评家在批评别人时要么俯首称是，要么横眉冷对;但在接受别人批评时要么一脸不屑，要么恶语相攻，容不得批评、自以为是的个性愈来愈彰显。

　　在这样的大环境中，批评家能否坚持自己的精神立场和职业操守，艺术批评能否做到针砭时弊、拨乱反正，的确充满诸多不确定因素。（作者 杨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