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宗祥沙孟海对敦煌遗书书学价值的认识

　　学术研究讲求“三新”，即新材料、新方法、新成果，书学研究岂能例外。20世纪初期，安阳殷商甲骨文、莫高窟敦煌遗书、西北秦汉简牍、清代内阁大库档案的陆续发现，成为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最轰动的“四大发现”，从而迎来了中国学术继乾嘉学术后的又一次飞跃发展。其中敦煌遗书的发现，对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产生较为深刻的影响，要稍稍滞后一些，主要原因在于：1900年敦煌遗书发现，当时正处晚清碑学思潮鼎盛之际，深受碑学洗礼的新派书家与坚守二王帖学的传统书家，对敦煌遗书中所蕴含的艺术资源及其书史价值，一时还无法充分认清。尽管陆续有人对敦煌写本中经生书的楷书、草书墨迹之于考察书体发展的作用，以及其中对王羲之书迹的若干临本之于认识东晋行草新体在西北地区的流播作用等有所重视，但仍然偏向于文字学、艺术史的功用，而书法艺术的借鉴除了少数先行者对其中章草书迹的利用，其他方面就显得较为沉寂。

附图1 东晋写本《十诵比丘尼波罗题木叉戒本》局部并张宗祥跋，浙江省博物馆藏

　　20世纪最后20年以来，书法界对敦煌遗书中艺术资源的借鉴与利用，逐渐开明，但也争议寖多。其实，在20世纪初期新学术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书家，在20世纪中后期已经曾对敦煌遗书进行了深具书法学术意义的探究。本文以张宗祥与沙孟海两位先生为例，围绕他们对敦煌遗书的书学认识作一简要论述。

　　需要说明的是，张宗祥、沙孟海两位先生的有关论述，多与浙藏敦煌文献有关。杭州是敦煌学研究的重要基地之一，不仅原杭州大学（现浙江大学）有中国大陆的三大敦煌学研究中心之一，而且浙江省博物馆（以下简称浙博）的敦煌文献藏品颇有特色。而浙博馆藏敦煌文献，与张宗祥、沙孟海两位先生皆有深厚渊源。张宗祥（1882-1965）自1950年3月起一直担任浙江图书馆馆长，浙博馆藏敦煌文献90%以上曾是张先生的旧藏；沙孟海（1900-1992）长期供职于浙博，先后任浙博历史部主任、名誉馆长，对馆藏敦煌文献多曾寓目。两位先生均是著名的文史学者和书法大师，深有交谊，且为前后担任西泠印社社长，因此，他们对于敦煌遗书书法艺术的认识是有很好的学术价值的。

　　毛昭晰主编《浙藏敦煌文献》前言有云：“如浙江图书馆前馆长张宗祥先生曾将其妥藏的敦煌写卷称为‘敦煌片羽’，并作过若干题跋，今浙江省博物馆的一百五十五件藏品即为张先生原藏。”全编共收藏品200余件，浙博馆藏占176件，其中155件为张宗祥先生的旧藏。因为编纂《浙藏敦煌文献》而调查浙博馆藏之品的时间，据该书序言可知为1998年至1999年下半年前。根据参与其事的敦煌文献研究专家黄征在其主编的《浙藏敦煌文献校录整理》一书的序言中回忆：“大家在浙江博物馆、浙江图书馆等公立机构进行普查，结果大有发现，例如浙江博物馆的纸质藏品登记册上查到‘唐人写经残片一大包’，打开一看，大家都惊呆了，原来是著名学者张宗祥先生整理的七十多个敦煌写经经袟、引首之类的残片，而且明确注明出自敦煌。原以为浙藏敦煌文献数量不多，经过查找，居然数量达到了200多个，而且内容丰富，名家收藏题跋，颇能引人入胜。”

　　张宗祥题跋文辞长短不一，其中较长者如跋《十诵比丘尼波罗题木叉戒本》，明确关注了该写本的书法艺术价值：“北魏写经。魏时书法随地有异同，河南、山东、陕西各成风气。此页拙而厚，盖陕宗也。白麻纸。”（见附图1）更多仅作“抄经账目”“诗”“诗中账本”等内容、文体的审定。《浙藏敦煌文献》卷首一帧彩图中有沙孟海《唐写妙法莲花经卷》《唐写妙法莲花经精品》题签，虽未署名，当令人一望可知确是沙先生手迹；而在浙藏《大般若波罗密多经卷第六十七·初分无所得品》后有另纸题跋一则（见附图2），集中论书，篇幅尤长，此跋后收录于《沙孟海论书文集》，注明时间为1975年。王宏理认为：“估计当年处境欠佳的沙氏在作藏品目录时有些感想，但只能另写一纸，且不敢署名。”

　　张宗祥、沙孟海两位先生对敦煌遗书的书学价值的认识，并非仅限于这些题跋，而是较为广泛地贯彻于他们的书学论著中。

附图2 沙孟海另纸跋浙藏《大般若波罗密多经卷第六十七·初分无所得品》

　　张宗祥《论书绝句》有《唐人写经》一首，自注有云“所见唐人写经凡八千卷”，数量实在极为惊人，何以有此机缘？《〈冷僧自编年谱〉简编》“1919年38岁”条有记：“任京师图书馆主任。图书馆集外阁残遗、文津《四库》、敦煌经卷诸珍品及普通书籍而成，隶于教部。……而敦煌写经七千余卷字，传者尽属硬黄，又足证古人喜书素绢，实为爱用光纸之故。”京师图书馆（现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的来源，据《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前言》记：“敦煌遗书的发现没能得到中国有关人士的重视，一些外国探险家却闻风而来，以种种不光彩手段骗得大批敦煌遗书与其他文物，捆载以去。迨消息传到北京，在学者们的呼吁下，1910年，清政府学部咨甘肃学台，令将洞中残卷悉数解京，移藏部立京师图书馆，亦即今天的中国国家图书馆。”当时京师图书馆从中挑选较为完整者，编为8679号。

　　张宗祥先生的书学论著主要有《书法源流论》《论书绝句》《临池一得》等存世。虽不甚多，但书学主张已表露无遗。《论书绝句》中另有《康有为》一首：“广列碑名续《艺舟》，杂揉书体误时流。平生学艺皆庬乱，似听邹生说九州。”自注云：“南海《广艺舟双楫》一书罗列碑名，极少名论，几类碑目。其平生所书杂揉各体，意或欲兼综各法，窃其归，实一法不精。……予曰：‘一字之中，起笔为行，转笔或变为篆隶，此真一盘杂碎，无法评论。’”而康有为对自己“杂揉各体”的书法极为自得，晚年作《天青室白行书七言联》并长题云：“自宋后千年皆帖学，至近百年始讲北碑。然张廉卿集北碑之大成，邓完白写南碑汉隶而无帖，包慎伯全南帖而无碑。千年以来，未有集北碑南帖之成者，况兼汉分、秦篆、周籀而陶冶之哉！鄙人不敏，谬欲兼之。康有为。”再题曰：“鄙人创此千年未有之新体，沈布政子培望而识之，郑叔问识而夺之，移赠翰臣，得人哉！”康有为（南海）、沈曾植（子培）、郑文焯（叔问）等人清末民初书坛的影响极大，其时的碑学思潮极大丰富了书法取资的视野，导致用笔集大成式出现，试图突破传统二王帖学体系。沙孟海先生在《清代书法概说》中认为：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对当时书法界有“发蒙振聩”的作用，“这本书一百年来毁誉参半，今天我们实事求是，应该肯定他领先宣传启迪之功，至于他提出的有些论点，当然有时代的局限性，具体问题应该作具体分析。”沙先生一生的书学主张受《广艺舟双楫》影响深刻，虽在早年《近三百年的书学》及晚年行文中对康氏此书若干观点有所辩驳，而实旨在回应外界对此书之驳难。今天，我们应该要充分主要到敦煌遗书的发现之时，正是碑学大纛高举之际，舍此背景而论敦煌遗书在发现之初未能受到当时书坛的足够重视，无疑有失偏颇。

　　张宗祥先生书法一生致力李邕最多，所得亦深，而钱君匋《我和张阆声先生》整文中皆言学董其昌字，不及李北海，可谓独具只眼。张氏晚年自编年谱有云：“海内谈书法，除老友尹默外，恐不多矣！尹默功过予，资秉逊予。”自此张氏书学理路已很清楚，与沙孟海不走赵孟頫、董其昌“二王旧路”，直接上参钟繇、索靖者不同，即康有为《广艺舟双楫》所称“旧学”。

　　张宗祥先生对敦煌遗书的看法在晚年《论书韵语》开篇有云：“我欲师晋人，晋帖钩摹神已损；我欲师宋人，宋贤规范去晋远。平生自许有墨缘，真迹八千曾披看，虽为写经少名手，楷法端妍亦强半。其中六卷最名高，二为东晋四六朝。用墨之浓若点漆，运笔之快如挥刀，乃知魏晋诸名帖，自上石后存皮毛。”可知敦煌遗书对其之重要，而《论书绝句》中分《晋人写经》《六朝写经》《唐人写经》更有全面论述。（方爱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