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光炯炯，亭亭而立，尾羽轻盈，俊采神驰。青年画家闫勇笔下的孔雀褪去一切繁杂雕饰，寥寥数笔，跃然纸上的便是一个生机勃勃的艺术形象。问及为何钟情于孔雀，闫勇解释道：“孔雀体型较大，要用相对放松的泼墨来完成，这让我能更深刻地体会笔墨的变化。”而说起他笔下的孔雀为何如此孤傲，甚至神态如鹰，他便笑着回答：“画如其人吧，很多人认为孔雀温顺柔和，但我仔细观察过，它身上总有点清倔的劲儿，像我。”
　　
这就是闫勇，若是论及绘画他便严肃认真、一丝不苟，若是聊起生活却又质朴豁达，童心未泯。正如他最钟情的小写意，既不拘泥于细节，也非过于激烈、大而化之。

闫勇作品：独立江鸟

文化基因不能破除

　　在闫勇看来，国画艺术中，师承关系是非常重要的。“文化因传承而有文脉，时间的作用不可忽视。文化基因亦是如此，中华民族5000年发展的文明史，有根有据，代代相传。虽然在中曾有变化，但文化的总体传承是稳定有序的。”的确，华夏民族兴起于农耕文明，“继承”历史浩荡前行的生存法门。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当代书画大家从师从艺，下笔有神，汲取的正是古人积淀的无穷财富。

　　闫勇看重师承，自然也非常敬重自己的恩师范曾先生、陈玉圃先生。为了追随范先生，他更是几经周折才考取南开大学东方艺术系，正式成为他的学生。“我的老师曾游历欧洲各国开阔眼界，也非常敬重罗丹、米开朗基罗等西方古典艺术大师，但却不赞赏西方现代派、后现代派过于追求花样和形式的做法。深刻的对比研究让他更坚定了发扬中国文化艺术的信心，因为，中国绘画艺术不逊于任何国家。”提起文化认同，闫勇对民族文化也有很强的自豪感。“五四运动之后，中国文化受到了强烈冲击，很多人认为中国文化不行了。事实上，我们的艺术在世界上是一流的，我们要有这个自信。”虽未亲身经历，但多年求学也让他深刻地意识到，西学东渐，影响我们最深刻的还是科学技术方面，我们根深蒂固的人文精神和思想意识都未曾动摇。

　　除了范先生的理论观点和艺术成就让闫勇由衷钦佩外，更让他珍视的还有范先生本人的师承关系。“我的老师有很好的师承关系，他的老师有蒋兆和、李苦禅、李可染，这几位先生对他的影响很大。他们于范先生，正如范先生于我，都是‘真正领进门’的老师。”闫勇认为，范先生、陈玉圃先生是影响他最深的、将文化基因灌输给他的重要老师。

　　重师承自然讲门派，我国的经典艺术戏曲、武术无一不讲究门派，国画也是如此。“门派的确立有很大的优势，能保持艺术的发展空间、纯正性和优良性。但也有缺陷，就是容易闭塞。对画家来讲，你入门跟的师父非常关键，而凡是有大成就的，总是除了自己门派的优良基因之外，还会博采众长。”闫勇对门派的理解并不狭隘，所以，他也饱览古今画作作为日课。

　　任伯年和吴昌硕这两位时代变革浪潮中的画家最令闫勇倾心。这两人都是清末海派画家，彼时的上海是最早一批因贸易往来而开放并接受西方文化的城市。任伯年以画为生，无论造型还是用笔都有非常深厚的传统功底，山水花鸟人物无一不通。此外他还将民间画艺和文人绘画审美观完美结合，雅俗共赏，实力非凡。吴昌硕虽从师于任伯年，但不以绘画为主业，他曾经为官，本身具有传统的文人生活习惯，立体的人生成就了他内涵丰富的绘画风格。也许，正是这二人画作中体现出的文化包容吸引了闫勇，这与他广涉博取的治学态度不谋而合。

　　所谓“兼容并包”，传承古人的同时也要接受新事物。闫勇并不反对创新，但认为创新应该有着严格的规范，传承不能守旧，创新不能忘本。“现今中国画坛，总以创新为口号。乍一听挺有道理，可若没有时间、经验的积累，不可能说变就变。在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孵小鸡照样需要21天，这是自然规律所致。”闫勇坚信，艺术也有自己的成长规律，想要质的飞越必经量的积累，有基础才能有突破。变化再大，也不可打破自然之道。

闫勇作品：《卧听林泉图》

艺术之路“慢慢走” 且勿急于求新、求成

　　墨非蒙养不灵，笔非生活不神。闫勇深谙艺术来源于生活的道理，所以多次上山采风写生，“国画对景写生万万不可单单追求画得像，画出来一定要有感染力，才能引起共鸣。中国绘画更讲究心理上的感悟，而不是视觉上的原样复制。”北宋画家荆浩《笔法记》中的“废物象而取其真”给了闫勇很大启发。“艺术是生活本质上的再升华，要给观者更大的想象空间。此间笔墨讲究节奏、结构和整体性。”

　　笔墨与意境，相生相依，早已在书画历史的长河中缠绵出佳作无数。自唐宋文人画大肆兴盛以来，绘画更成为民族文化的表白。文人画极重“逸气”，甚至提出鄙工取意的形神观。由此，中国画独有的审美特性也逐渐明朗，画者的修养成了决定画作水平高低的关键所在。然而，闫勇并不主张盲目释放个性，他认为更重要的是扎实的基本功和厚重文化的积淀。他警觉到在文人画风渐渐向大写意发展的过程中，一部分贫学画家把鄙工取意的观点当成信手涂鸦的理论大旗，最终形神俱亡。所以，闫勇清醒地认识到“意境”并非用来卖弄，艺术之道，欲速则不达。

　　治学态度决定画作水平。闫勇的写意山水画大多连勾带皴一气呵成，不描述、不重复、不叠加，笔笔都透着直抒心意的自信和才情。比如表现山石、植被的肌理时，他并不依赖时兴的那些制作手段，而是将每一笔都真正写出来。画作中他灵活使用皴法，辅以勾勒渲染，娓娓道来，轻松适宜，看不出一丝技法的卖弄。“我作画和当下一些流行绘画风格不同，并不过分讲究程序。这也深受范先生影响，不喜涂涂改改，一遍墨稿、一遍着色，绝无二话。”

　　而在他钟情的写意花鸟中，他则致力于刻画神情意蕴。“花鸟画中最难的，就是将花鸟人格化。比如李可染画的牛如他一样强劲勤劳，李苦禅画的鹰如他一样豪放英武，那我画的孔雀自然也像我，有点倔。”

　　不论是一气呵成的山水画，还是带着自我符号的花鸟画，其难度都不可小觑。“凡是高的艺术，难度也高；凡是大的艺术，标准也大。”闫勇将“功夫”和“难度”看做区分真假画家的标准。所以，在当下写意画家极尽追求笔墨的同时，他也并未放松对设色的要求。笔墨可生佳作，而色彩若不妙便可前功尽弃。闫勇从不疏漏绘画的任何环节，用色舒缓而极具说服力。“这是戴着镣铐跳舞。如同写诗的格律，如果没有技术和难度，写诗就简单多了，正因为有了束缚，它才更完美，更要求工整。”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闫勇日积月累的研习中，除了对历代画家著作的痴迷，还涉及书法、古文诗集以及中外名著。在他缜密的治学态度里，真正的写意必定是先论功夫，再谈格调。显然，在对意境、笔墨和色彩的考量中，闫勇选择了最适中、最恰当的位置。

闫勇作品：《空山雨后》

画出大未来

　　闫勇现担任天津理工大学艺术学院绘画艺术系主任。提到当今的教育状况，闫勇认为中国目前的应试教育导致学生过于“现实”，上课太讲究实用性。“现在的学生需要补课，他们中小学没有学到的东西，我需要在大学课堂里给他们补上。”话语中透露着几分遗憾。一向崇尚民族文化的闫勇也承认，在教育方式上西方确实有我们需要学习的地方。“在西方，教育是由家庭、学校和社会共同完成的。不仅博物馆、美术馆对学生免费开放，就连好莱坞的诸多经典电影中也不乏脸谱化的人物和浓重的说教性，这都是全方位的输出。他们重视本民族的文化，素质教育已然深入整个社会。”

　　社会发展的每个阶段都会有所侧重，我们国家着力于经济发展的一段时间内，艺术领域确实面临着投入产出不成正比的现状。但当我们的当代艺术家开始醒悟的时候，艺术修养就应该真正回归生活。“其实一个人有了艺术细胞，一辈子都非常充实和快乐。”绘画于闫勇而言，是郑重严肃的，也是轻松欢快的。

　　闫勇的朋友圈非常广泛，并非“知我者，二三子”的孤僻艺术家。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一起更能激发他的创作灵感和对写意精神的领悟。与抽象油画画家为友，更能领悟抽象笔法；与环艺老师为友，观其画作，便可体味到返璞归真的美妙；与好青花瓷者为友，立即可将绘画伸展到其他领域。闫勇在小写意领域刻下自己名字的同时，也从其他艺术门类汲取到更多质朴的快乐。

　　当然，闫勇对艺术的追求远不止于生活品质的提高，重大的责任感也支撑他在艺术这条路上永不驻足。“画画并非为了获奖，也不是纯粹为了商业，而是一个画家的本能。但获奖会激发学习兴趣形成良性循环、传递正能量。”对于过去的成绩，闫勇更多看重的是它为社会而非个人带来的影响，他衷心期待着民族文化的再一次复兴。为此，他脚踏实地地做着不竭的努力。“我有责任将我的学生领进门，开阔他们的眼界，即使是设计专业的学生，我也要求他们的审美有高度，设计出富有民族内涵的东西。于我个人的艺术发展而言，要更多地通过对中国绘画的理解和把控提高自我的艺术修养，从绘画的角度来展现我的艺术才能。”享受绘画之美是动力，弘扬民族文化是压力。闫勇顺利地在艺术环境里找到了平衡点，不急于辩驳和求证，只是遵循着艺术本身的客观规律，不骄不躁、目标坚定地前行。（王若蛟）

闫勇作品：《云无心已出岫鸟倦飞而知还》

闫勇，天津理工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艺术学院绘画艺术系主任，中央美术学院2013年度青年骨干教师访问学者，天津市美术家协会会员，天津市青年美术家协会会员。自少时喜好书画，师蒙孙玉华、田瑞先生；2000年毕业于南开大学东方艺术系，受业于范曾、杜滋龄、陈玉圃诸先生；作品入选第十二届全国美展，在全国各级展览获奖并在多地举办个展，在学术期刊发表多篇专业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