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绘画对我而言也许是一种天性，因为我从小就喜欢它。那时只要有个纸头，就要画上点东西。小时候家里穷，哪有什么纸张供我画画呀！母亲为维持生计给服装厂做外加工活，盛扣子的小纸盒就成了我画画的宝贝疙瘩。虽然父亲总在家里写文章，有稿纸，但一张都不许我们用，因为那是公家的。

　　四五岁时，随母亲上街，回来总是把看到的东西画出来，什么马拉车、汽车、电车、桥梁……尽收笔底。有一次母亲说我画的电车不对，说人家电车的连杆是弓形的，而我却画了两个小辫子。我辩解道：有轨电车是弓子，无轨电车是两个小辫子。可见，我是很注意观察的。我家临街，常见有马车过往，我把马画得像模像样的，于是大人们都夸赞我。哥哥也跃跃欲试，画了个毛驴，结果把驴头画成了人脑袋，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这种画画的天性也许是有些遗传的，我的祖父就会画画。小时候我们家挂过他的画，至于好坏就无从判断了。他写得一手好字。我姐说，她写大仿（描红）都不用买字帖，而是由爷爷给写帖。不过因为爷爷在乡下老家，不和我们一起生活，对我画画也没有直接的影响和帮助，我想大概就是遗传基因在起作用。

　　1964年，在天津“石墙子一小”上小学时，班主任范老师家访时得知我爱画画，就送我参加了学校的美术班。我只上了一次剪纸课，就赶上“文革”来临而停了课。那位美术老师再也没见着过（记得他姓李，形象我还记得很清楚：不胖，高高的个子，两个大鼓眼儿）。在停课的日子里，我总帮着给街道上的大人们搞宣传、画漫画。复课以后，也帮着班里搞专栏、画板报。四五年级时还在学校宣传队干过一阵子，但我不是当演员的料，根本没有那个“范儿”，最后还是给同学化化妆、接个短什么的。

　　1970年，我到天津卫国道中学上学，又因有绘画特长而参加了学校的美术班。老师叫毕文金，可又只上了一次课，学的是象形文字，老师便走了，再没有了音讯。因为宣传的需要，学校政工组组织起几个同学来负责宣传工作，什么写标语、出专栏、写通知、画宣传画、刻蜡版、印小报、印试卷，都由我们干，就是学校文艺宣传队演话剧的布景也由我们搞，那真是一种锻炼呀！也许这就是命里注定了要成全我，在没有老师的状况下，一切问题都由我们自己想办法解决，锻炼了独立思考的能力。

　　我的组长是一位比我高两届的学兄叫门如山，他对我的帮助很大，他善于思考，思想活跃。我真正学画入门实际上是从他那儿开始的，在那时我才懂得了学素描、画速写的道理，也从他那儿见到了前苏联的《素描教学》一书，知道了黄胄，见到了黄胄作品的剪贴图片，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阿娜尔汗》招贴，那实在是太美了！从此，我的速写便从学习黄胄开始了。对我学素描帮助最大的还有那本《工农兵形象选》，里面有靳尚谊、朱乃正、伍启中、林镛等先生的素描头像。在那个很少有书看的年代，大师们的这些作品成了我学习绘画的唯一范本，它们让我始终全神贯注、如饥似渴。

　　我真诚地感谢门如山，是他把学画的师傅一一引荐给了我，其中有孙长康、尚鸿玉、李墨等老师。最初，我是从西画开始学画的，因为我的几位老师他们也都是学西画的，如我父亲同事杨金岭，我哥哥的同事崔俊臣，还有印染厂的设计师张学强，从他们那里我渐渐入了门道儿。师傅们也特别喜欢我，因为每次求教我都带去一大卷子画，而且进步非常快，老师们总是喜欢比较聪明和勤奋的学生。

　　与门如山在一起的日子令我难忘，我俩时常形影不离，总在一起搞宣传、一起画画，几乎每天画到半夜两三点，早晨预备铃响了才起床。后来我们一起参加过河东文化馆和二宫办的美术班，从此走上了正路。记得文化馆的孙项博老师上的第一课教的是用大直线起稿，这是素描的基本手法。他是中央美术学院毕业的，路子很正。在文化馆学习期间，还第一次看到了张德育、于复千老师表演水墨人像写生。那时我们不知天高地厚，胆子特别大，上中学时就开始搞创作了。

　　除了在学校搞宣传、画画外，我还要帮班里出板报，组织课外活动，如航模、木偶，都是由我和其他班干部一起组织的。现在想起来，中学丰富的课外生活造就了我独立思考的能力，为日后在事业上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何家英，1957年出生于天津；1977年考入天津美术学院绘画系学习中国画，1980年毕业后留校任教。曾任第九、第十、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中国美协副主席、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生导师、当代工笔画协会副会长、天津美术学院何家英工笔画研究所所长、天津画院名誉院长、天津美术馆名誉馆长。

    曾获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中国文联“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中宣部“四个一批”文艺人才等荣誉。擅长当代工笔人物画创作。代表作品有《山地》、《十九秋》、《米脂的婆姨》、《酸葡萄》、《魂系马嵬》、《秋冥》、《桑露》、《舞之憩》、《杨开慧》等。

来源:中国书画报责任编辑:易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