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其中，第一座南宋官窑历史文物陈列馆最受游客青睐。陈列的青瓷尽显那八百多年前的青风雅韵，单看一件南宋官窑遗址出土的簋式炉，就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南宋皇家的审美追求以及绝妙精湛的烧瓷艺术。第一眼是被那通体青色所吸引，宋代时它有个漂亮的名字叫“雨过天青”——这种青色，正好和眼睛对色光敏感的平均峰值一致，以至于每个人见到它都舍不得移开视线。瓷片上浑然天成的开片纹饰，有如冰裂，流溢出一种奇特而古朴的美。要说这开片，最初并非刻意烧制，而是一种工艺上的缺陷——在瓷器烧制过程中，坯、釉膨胀系数不同，焙烧后冷却时釉层收缩率大，因而釉层出现开裂。这就好比一个胖子非要穿件小衣服就撑破了，工匠们创造性地将之作为釉装饰的纹路。有的瓷器出窑很长时间仍在开片，随时生发，很是神奇，颇受收藏家的追崇。至于有些瓷器的口沿微微泛紫，足部无釉处呈现铁褐的现象则被称为“紫口铁足”，给人以稳重、朴雅之感。而这只是由碎瓷片拼接而成的修复品。遥想其当年完好时的风采，该是何等精妙绝伦!

　　溯流而上，穿过一道山墙，游客渐渐减少，直至山麓，便可以看到南宋郊坛下官窑遗址。它于20世纪80年代中叶经考古发掘重见天日，如今被一座钢结构的建筑保护着。馆方在遗址上还原了当年的练泥、晾胚、修补的场景。至于碎瓷片的出土处，则要跋涉更远，一直到凤凰山麓的南宋官窑老虎洞遗址。那碎瓷坑里一堆堆的碎片，相互叠堆，而又杂乱无序，那层层的裂口犹如断壁残垣，带着我们走进历史，更清晰地看清那片星空。

　　在宋以前，皇室所用瓷器多为“官监民烧”，即利用民窑烧制、朝廷派官监造，直到北宋第八位皇帝宋徽宗即位。显然，文物鉴赏家的身份比皇帝更适合他。沉湎金石的他深感全国各地进贡的瓷器都还不够完美，便以天子之力自建窑场，遍寻能工巧匠，大大推动了制瓷技艺的发展与繁荣。南宋顾文荐《负睻杂录》上记载：“宋宣政间(宣和、政和即公元1111——1125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只可惜，再华美的瓷器也是易碎品，丝毫不能抵挡大漠的铁骑。公元1125年，金兵入侵，北宋灭亡。盛极一时的北宋官窑只存在了18年，就被掩埋在硝烟之中，至今难寻其踪。

　　徽宗之子赵构一路南逃，仓皇北顾，却只看到了旧日皇宫的美女如云、金玉满堂。当他驻跸临安城，倚仗长江天险而觉国事无忧之时，便重新过上了奢华无度的生活。不过，作为一国之君的他仍然记得“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军事上，宋金议和之后不会有什么大动作了，赵构就想着在祭祀上如何才能不那么丢人。只可惜，逃亡过程中无数的宫廷礼器都已毁于战火或者被金人运到东北去了。而礼器材质多为青铜和玉，这在国力贫弱的小朝廷一时难以征集。烦闷中他翻开了父皇的典籍，灵光一闪：类冰似玉的瓷器或许可以暂代其职。

　　于是，凤凰山下再次燃起窑火，开创了官窑生产礼器的历史，也直接导致南宋青瓷更加追求温润如玉的境界。

　　也许冥冥之中自有注定。其实，早在大约公元200年，浙江上虞就曾烧制出了地球上的第一炉青瓷，这块土地上自然云集了大批能工巧匠。让我们猜测一下：也许宋室南迁之后，浙地的窑工被皇室征召，与南迁的北方工匠实现了北艺南技的结合，既继承了北方汝窑的技艺特征，又吸收了南方青瓷窑口工艺，最终促使青瓷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作为御用窑场，生产上自然精益求精，每件作品须经72道工序方能完成，稍有瑕疵，立马就地砸碎掩埋，成品合格率极低。同时为体现官窑的专断性，严禁流通，除了御赐之外，民间不得擅自使用。但凡是被皇室淘汰的产品，即便是完好的瓷器也只能打碎深埋。因此，官窑瓷器一旦出场便举世无双，却也注定了它孤独的宿命，留给后人更多的是满地瓷片。

　　随着蒙古大军的铁蹄再次踏破南宋官窑，工匠流散，技艺失传。这份孤独和破碎便定格在了历史上的那一年。

　　翻拨、粘合这些碎片，我们可以看到赵构第一次祭祀时大约都用了哪些上古礼器;我们也可以体会时人叶寘对于馆瓷的评价“澄泥为范，极其精致，油色莹彻，为世所珍”是何等的褒扬;我们还会感慨或许作为君王的赵佶父子是失败的，但他俩却给世界留下了无与伦比的文化瑰宝，也为杭州种下了瓷文化基因。

　　上有所好，下必从焉。官瓷虽不为民间所用，但青瓷之好却风靡临安城。宋人安逸闲适的生活里，处处离不开青瓷的妆点。翻开宋词，对于瓷器的描写俯拾皆是，“小窗水冰青琉璃，梅花横斜三四枝”写的是小窗瓶梅、横枝欹斜的意境，“倒不尽玉壶春露，醉到无人处”中的玉壶将酒之成色呈现得越加分明诱人，“玉枕纱厨，半夜凉初透”透出的如玉清凉让人惬意入眠。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站在遗址面前不禁感叹，历史自有它储存记忆的方式。若不然，何来这座遗址博物馆，而我们这些后来人又何以能够这般直面历史，进而寻着文化的脉络。

来源:雅昌艺术网责任编辑:简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