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浒：历史真实与异域想象 汉代胡人图像札记

    天津美术网讯 汉代画像流传下来很多，主要是因为画像砖、画像石、壁画等载体可以长久保存，这些图像给后人了解汉代历史提供了直观而重要的资料。本文作者注意到这些汉画中有大量的胡人形象，既有征战场面，也有贸易往来，以及胡人的容貌、服饰、器物等等，其中不乏实际描绘，但也有很多想象、夸张的因素。考察、分析汉画中存在于真实与想象之间的胡人图像，别有意趣。

   历史真实与异域想象

    汉 代 胡 人 图 像 札 记

    一

    两汉时期的汉画像石、画像砖、壁画乃至汉俑等汉画资料中，存在大量的胡人图像，而胡人图像与早期中外文化交流、佛教东传以及汉代多元文化的形成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汉帝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大帝国，与西方的罗马帝国、中亚的贵霜帝国、西亚的安息帝国并称世界四大帝国。汉代，中国人第一次打开了西边的大门，发现了一个崭新的异域世界。就美术而言，汉代美术从域外吸收养分，拿来我用，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汉美术一扫先秦美术的多重地域性差异，呈现出一种强势的、海纳百川的精神，为后世美术之发展定下了基调。汉代虽然距今已经两千余年，但汉人“事死如生”的厚葬制度，使得我们在今日仍然可以在大量的汉墓遗物中一睹汉代美术的真容，并成为学术研究的绝佳素材。相比汉墓壁画，以汉画像石、画像砖为代表的汉画像是一个存世数更大、内容更丰富、思想更深邃的汉代艺术形式。巫鸿指出：“中国墓葬传统不但锻造出了一套独特的视觉词汇和形象思维方式，同时也发展出一套与本土宗教、伦理，特别是和中国人生死观和孝道思想息息相关的概念系统。”（《黄泉下的美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〇一〇年版）这些墓葬美术成为揭示汉代文化、宗教以及观念上诸多悬疑的钥匙。

东平汉墓壁画（山东博物馆藏）

    汉代是汉民族意识开始形成的时代。先秦典籍有“内诸夏而外夷狄”（《公羊传·成公十五年》）之说，这里“诸夏”和“夷狄”代表了先人对民族问题的看法。华夏族从黄河流域滥觞，经过数千年之疆域拓展、战争、怀柔、同化、兼并与融合，逐渐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和中华民族。在美术史中，民族问题同样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美术间的交流和融合作为文化交融的一部分，与科学技术、物质文化一样，伴随着古代交通的发展遍及欧亚大陆的诸多角落，并被不同的民族加以选择、吸收和改造，各自绽放出美丽的花朵。因此，对古代艺术史的研究，离不开对历史，对民族，对文化交流的深入剖析和理解。

东汉胡汉交战、戏蛇画像（山东省石刻艺术博物馆藏）

    在汉代史籍为我们描绘的世界中，活跃在中国北方与西北边境的胡人是十分特殊而重要的。对汉人而言，胡人是汉人接触最多的域外人，改变了汉人生活的诸多方面，进而成为一种文化现象。从早年的胡汉战争，到后来丝路开通之后胡汉之间大量的贸易，汉帝国在与胡人的斗争和交往中明确了本民族的疆域范围和文化特征。同时，汉代艺术中的新鲜血液，也来源于往返丝绸之路的汉人探险家和胡人承载的文化因子。孙机在论及域外相关的图案纹饰时说：“很难想象，一种古代纹饰会脱离开所装饰的器物，天马行空式地在各大洲之间迁徙。”（《中国圣火》，辽宁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版）同样，脱离了胡人在汉地的生活、繁衍，在丝路上的穿梭往来，很难想象，是否存在一个纯粹而孤立的汉代艺术，在独立的汉民族中流传；脱离了这些异域人的艰辛弘法，佛教也不可能在中国落地生根。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人携带来的外来文化因子是构成汉文化兼容并包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汉人对异域文化的吸收和改造。

    二

    根据汉代史书的记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历史情境中，胡人的身份并不相同。

    有时，他们是威胁帝国安全的外族——匈奴，时时南下掠夺财富和人口，是汉朝边境上不稳定的因素，是汉帝国所面临的最大劲敌。这种带有浓郁政治寓意的题材构成了著名的“胡汉战争图”。从研究的难度和研究成果的数量来看，这一题材不啻为汉画像胡人图像之冠。山东沂南北寨村汉墓墓门横额上的胡汉战争图是经典案例。战斗在一座桥上展开，桥立柱的右侧，大队汉步兵、汉骑、汉马车浩浩荡荡驶来。占据整个画面三分之二的位置，桥上汉军步兵多达二十六人。立柱右侧，汉步兵最前方的一人正在一手按住跪地胡人的尖帽，一手用环首刀割下胡人的首级，另一名汉步兵左手执刀，右手执盾正在拼杀。而这一侧的五名胡人，一名已经倒地身亡，一名正在被割下首级，其余三名双手抱住面颊，做惊恐状，完全失去了抵抗的能力，地上还散落着四个首级。此石采用减地凸面加线刻的手法，刻画细致入微。然而在立柱的左侧，情形完全不同。汉军尚未到位，这一空间布满了胡兵，除紧靠立柱内侧的一人身首异处外，其余胡兵分作步弓手、骑弓手和骑刀盾兵三个兵种，分别为六人、三人、三人，正向右侧袭来。骑兵奔跑在崇山峻岭之间，战马嘶鸣，气势撼人。这些凝固在石上的胡汉交战场面，让我们直观地看到汉人与胡人之间的那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的惨烈。战斗往往以汉人的胜利告终，很多胡人或身首异处，或跪地求饶，或逃匿山林，向胡王哭诉战况。其精彩程度堪比幕幕史诗，成为汉代画像艺术中的一朵奇葩。

    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流寓汉地的胡人的另一种宿命。他们中的一批人成为俘虏，或聚族内附，或成为为汉朝官吏服务的奴仆。有些胡人被征召入伍，“胡骑”与“越骑”并称，成为“七校”之一，成为守卫帝国秩序和安全的一支力量。有些胡人因为擅长乐舞百戏，成为职业的乐师或舞者，见诸《汉书》的就有“巴俞、都卢、海中、砀极、漫衍、鱼龙”等多种。有些胡人则牵着骆驼，骑着大象，从远方而来。这些内容在汉画像中都有反映。

左图：朱雀、神荼、铺首衔环。右图：朱雀、郁垒、铺首衔环。神荼、郁垒善治恶鬼，是旧时汉人民间信奉的两位门神，此处从造型、装束来看是胡人形象（河南南阳方城县汉墓出土的汉画像石，现存南阳汉画馆）

    《后汉书·五行志》载：“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所谓上有所好，下有所效。可见，那些精彩的胡人画像石刻，反映了时代的风潮。

    三

    汉画像中的胡人形象问题，是解读汉代艺术中关于历史、种族和异域想象的核心问题，同时也是笔者思考许久的“汉代艺术与域外的关系”这个大命题中的一部分。

河南南阳汉画像石拓片（来源：中国国家图书馆）

    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基于对汉画中不同母题的分析。如美术史家滕固侧重分析汉画像中野兽的形象同西方域外之关联（《滕固艺术文集》，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二〇〇三年版）。缪哲指出了以画像石为中心的汉代艺术所受的外来影响的三个母题——正面车马、正面骑、一头双体（《汉代艺术中外来母题举例》，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二〇〇七年）。汉画像中的胡人形象问题，是除上述母题外，对汉画像和域外关系问题做出的新尝试，期望建立起一种开放性的艺术史观。

    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来自汉画像胡人图像的“历史真实”。所谓汉画像胡人图像的“历史细节”，应该包含每块汉画像石、汉画像砖的具体内容，以及汉代工匠、艺术家在汉画像中对胡人真实的艺术反映。需要在对汉画像进行细致的图像志和图像学分析的基础上，挖掘出背后的文化意涵。从“以图证史”的角度出发，从汉代胡人这一群体的历史沿革、形象变迁、汉地活动和宗教传播等角度出发，尽可能接近并还原历史真相。

    其次，汉人对胡人的“异域想象”，是汉代知识分子和庶民对汉画像胡人图像的“认知方式”的基础。

    在西方，对欧亚大陆北部游牧民族和中亚古文明的研究是一门显学，普林斯顿高研院教授狄宇宙（Nicola Di Cosmo）认为：“古代中国和草原游牧民族的对抗关系”，是“整个中国历史研究的最大课题之一”（《古代中国与其强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二〇一〇年版）。汉民族对抗异民族的过程，也是明确国家之疆域，文化之差异，增强心理和生理自卫能力的过程。通过对汉代图像遗存的分析和诠释，能够揭示汉民族对待异民族的态度。这种态度，往往是建立在汉人的“异域想象”基础之上的。

    汉民族在发展中形成了一种“五服”观念，即甸服、侯服、绥服、要服和荒服，正如崔瑞德、鲁惟一指出的那样，远古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是经过创造性的想象和在五行思想的影响下，使实际的中国世界秩序理想化”（《剑桥中国秦汉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版）。在汉人的心中，胡人所处的位置属于荒服，属化外之地。虽然张骞等人对西域地理人文的汇报十分细致，但从“安息长老传闻条支有弱水、西王母，亦未尝见”（《汉书·西域传》）这样含糊其辞的描绘中，我们完全可以体味到汉代百姓在形成西王母崇拜风潮之时，很难理解荒服之外的人文地理。“西有王母之山，壑山，海山。有沃之国，沃民是处，沃之野，凤鸟之卵是食，甘露是饮……鸾鸟自歌，凤鸟自舞。”（《山海经·大荒西经》）这些“沃民”，是否就是对胡人遥远故乡的追忆？

    因此，只有充分理解汉人对胡人“格套”化的异域想象，才能揭开存在于汉人灵魂深处中的遥远异邦。这同汉人对死后世界、对来生的理解休戚相关。在此基础上，我们方可厘清胡人是如何从世俗真实存在的“荒服”人物，实现身份的跃变，成为围绕在从西王母到佛陀身边的仙人侍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