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故宫的离合》：两个故宫一张分裂的地图

    国民党和民进党的“故宫之争” 

    上世纪80年代末期，日本大学生野岛刚借着参加国际青年交流活动的机会，第一次进入台北故宫。馆内大厅灯光之昏暗令人吃惊，展览室的天花板偏低，有种莫名的压迫感……“台北故宫就像一个仓库。”这让他觉得不可思议。

    20年后，野岛刚已是《朝日新闻》在台湾的特派员。他中文流利，有过在吉林大学和厦门大学留学的经历。多年的情结加上记者的敏感，促使他记录故宫的过去和现在。

    此时，经过修整的台北故宫正处于风口浪尖。2008年3月，马英九在台湾“总统大选”中获胜，国民党时隔8年再次获得统治席位。

    台湾的两党轮替从2000年开始。民进党人陈水扁取得执政权后，提出对故宫进行改革，第一步就是去“政治化”。

    “台北故宫的政治性比世界上任何的博物馆都强。”杜正胜是陈水扁起用的第一任故宫院长。他就任后，首先就是除去与国民党政治体制相关的东西，包括各楼层展示的孙中山或蒋介石的铜像。同时，他还提出“多元化”“亚洲化”的目标，比如在嘉义设故宫南院。

    随着政权重回国民党手中，历史的钟摆回到另一端。

    2008年4月，新上任的院长周功鑫表示，“故宫不是亚洲的博物馆，而是中华文化单一主题的博物馆”。至于工期一拖再拖的“故宫南院”，将以“亚洲文化艺术博物馆”的面貌出现。

    文物背后的政治意义

    文化是用来证明政治权力的道具—在探究故宫命运的过程中，野岛刚不止一次感受到这点。

    台北故宫有68万件藏品，全都来自北京故宫。1948年末至1949年初，节节败退的国民党分三批将文物装船运到台湾。此前14年，为了躲避战乱，上万箱文物离开紫禁城，先后被运到上海、南京、湖南、贵州、四川等地。

    “在中国历史上，贵重的艺术品永远和皇帝共存亡。”故宫文物大搬迁的故事，让野岛刚震惊。他说，如果是日本人，大概就是挖个密道把文物藏起来，或丢掉文物先逃命，但当时的中华民国最高权力者希望将文物留在身边。

    文物背后隐含了超越艺术价值的政治意义，所以才会耗费巨资将它们南运—为了印证这个看法，野岛刚两次前往美国斯坦福大学，希望从蒋介石日记中发现与故宫有关的只字片语，可惜遍寻无果。

    蒋介石的心思难以揣摩，但不能否认，他的这一决定，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

    年过90的高仁俊是唯一一位和文物一起到台湾、现在还在世的故宫职员。老人来自四川，曾任职于中央博物院。就像当时大家所说，文物到台湾只是“暂时”，他也曾认为，“半年后应该会回去”。

    现实是，他跟着文物搬到台中，又在台北故宫做到退休。那些从1933年就开始四处“流浪”的文物，最终在台湾落了脚。

    两个故宫的彼此靠近

    作为一名外国记者，野岛刚在追溯故宫命运的过程中，基本都是在陈述事实，个人观点非常有限。他解释：“记者不是评论家，文章里面不可有太多自我。”

    但他同时又对两个故宫的未来命运表现出极大兴趣。在他看来，蒋介石把故宫运到台湾，正是中华民族分裂与胶着的体现。而随着近些年两岸关系改善，过去各行其道的两个故宫逐渐靠近。

    2009年10月，“雍正大展”实现了两岸故宫合作办展。两年后，“富春山居图”在台湾合璧展出，两岸的文化交流再次走在了政治前面。

    “两岸统一之前，两个故宫统一的日子是否会先到来？”野岛刚曾向北京故宫院长郑欣淼和台北故宫院长周功鑫抛出这个问题。郑欣淼回答，“让历史来决定”，周功鑫则表示，故宫的收藏品对台湾民众已是不可或缺的存在。

    两位院长的回答，让野岛刚嗅到了微妙差异。他推断，未来五到十年内，台北故宫不太可能被北京故宫兼并。未来大陆、台湾关系改善的新一波政治潮流中，故宫的存在更会被当作政治利用的绝妙工具。

    由此看来，两个故宫，与其说是外形相似的双胞胎，还不如说是一张分裂的地图。它们是历史的见证者，也是未来的风向标。

    对话

    故宫是理解中国政治的最佳“素材”

    问：您是擅长政治和外交领域的媒体人，为什么把目光放在“故宫”上？ 

    答：因为故宫是理解中国政治、两岸关系和台湾问题的最佳“素材”。

    问：这本书写作花费5年，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答：没有特别困难的，也没有特别容易的。比较吃力的是在美国看蒋介石日记时要看懂蒋介石的那毛笔字。另外一个困难是时间。我一边忙于朝日新闻的工作，一边去各地采访、整理资料、执笔写书，这样一来就不得不消减休息和睡眠。

    问：您来自日本，这个身份很特殊。它给您的写作带来什么影响？

    答：故宫问题一般来说在中国大陆是以北京故宫为中心，而在台湾倾向于以台北故宫为中心。因为我是个日本人，对中国大陆和台湾都能保持同样距离，可以站在平衡的立场上写作。

    问：为了弄清蒋介石把文物运到台湾的想法，您曾去美国查阅他的日记，却没有找到答案。蒋介石只字不提文物搬迁这件事，您如何理解？

    答：蒋介石是军事家。在文化方面，虽然也好像懂得书法，但是他不写诗也不画画，不像毛泽东那样能在思想和哲学方面整理出书籍著作。

    蒋介石一定理解文化的政治意义，可是对于山水画中所描绘的文人的心理，他或许没能全面把握吧。虽然他对文物不关心，但对故宫还是比较关注的，决定将故宫的名称变为以孙文命名的“中山博物馆”的，就是蒋介石。

    问：书名叫“两个故宫”，写北京故宫的好像并不多。

    答：这是一本写政治、外交的书。台北故宫一直与两岸关系和台湾政治有密切关系。而1950年的北京故宫成立以后，基本上一直与政治相分离。所以能写的内容基本上是革命前的东西占了大半。

    问：书里有一章特别提到了“国宝回流”，对于蔡铭超先生的做法，您个人的观点是？

    答：故意以流拍为目标去竞拍，然后不付钱，这违反国际习惯，违反规则。这样的举动并不可取。

    在日本，文化与政治没有关系

    问：您曾经说过，“在中国，文化和政治的关系一直比较复杂，文化是政治的面子，这是中国历史的传统”，这种情况在日本是否明显？

    答：在日本，文化与政治没有关系。日本以武士为中心的政治持续到近代，武士很少理解文化上的事情，政治与文化相互分离。这与文人居于政治中心的中国有根本性的不同。

    问：两个故宫展开热烈交流，最后会否达成统一—您为什么这么看重这个问题？

    答：两岸可否统一，是中国人和台湾的人们所共同关心的事情。而且我认为，故宫问题经常是比两岸关系更先进一步，所以通过观察故宫也能够观察两岸关系。因此比较重视这个问题。

    问：我看到腰封上介绍，《朝日新闻》、《读卖新闻》一致推荐“这是2011年最好看的书”。一本写故宫的书，为什么在日本受到如此大关注？
 
    答：日本人非常喜欢中国文化和历史。尽管日中关系恶化，但是与中国文化相关的展览会上有很多人前来参观。中国历史故事的相关书籍也很畅销。我的书提供了一个日本过去所没有的视角，即从政治、外交和两岸关系方面来解读中国文化。高兴的是它受到了很高评价。

    问：能否这样理解，日本对中国，尤其是传统文化的关注，远远大于中国对日本的关注？

    答：这是当然吧。如果没有中国文化，那过去日本文化也无法发展。中国文化是日本文化之母。而另一方面，中国在历史上从日本文化中学习的东西几乎为零。顶多有诸如秦始皇派遣徐福东渡日本寻找长生不老药什么的，都是传说之类。

    问：日本出生于80后、90后一代也是如此吗？
 
    答：相比中国文化，他们似乎更关心中国的经济发展。所以日本的大学生中学习最多的是中文，这是因为他们理解到中国经济的发展吧。

    问：您的最近两部著作，《两个故宫的离合》和《谜一样的清明上河图》，都是把焦点放到了中国传统文化，下一部著作是否有计划？

    答：下一本书是《蒋介石与日本军人》，今年3月将在日本出版。

    北京有故宫，台北有故宫，沈阳有故宫，南京有个博物院，可以说又是一个“故宫”……

    对中国人而言，“故宫”有种特别的意味：一方面，它是民族文化的象征，令人骄傲，值得炫耀；另一方面，它又曾是权力的代表，高高在上，历史悠久，遥远又疏离。 

    故宫的魅力到底是什么？瑰丽的宝藏下，又隐藏着什么？日本《朝日新闻》中文网主编野岛刚，历时五年采访，完成《两个故宫的离合》。 

    这本书中，许多与故宫历史难分难解的重要人物出现。作者也以外国记者“第三方”的视野，领悟着中华民族与众不同的、政治与文化的深层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