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涛从事中国书法史、书法技法的教学和研究多年。最近结集的《古今同观》一书，所记大体是书坛的古人今事。这些杂写有古有今，且是读书阅世的观感，故名《古今同观》。从书迹中理解古人今事，非数十年沉浸书法的历史与现实世界不可。刘涛自序：“说书迹，无论古人今人，不管如何变，书体不出篆隶正草行，技法不外用笔结字。放到书写者生活的时代里比观，看其来龙去脉，大体可以把握他是如何写，又写得如何。做到米芾说的‘所论要在入人，不为溢辞’，不容易。”

　　比如他深入地分析：苏轼盛赞欧阳修书法，与颜字有关。欧阳修学颜字，而苏轼对颜字推崇有加，说王羲之以后的大家当数颜真卿。苏轼说欧阳修写字“纵手而成，初不加意”，苏轼也是这一路，自称“点画信手烦推求”。知道欧、苏是这样的相通，苏轼对欧阳修书法的认同也就容易理解了。但是，无论怎么说，欧阳修的字也够不上苏轼标举的“有自然而绝人之姿，信天下奇迹”的水准。历史上，也没有人附和苏轼的这种拔高欧公的说法。是曲高和寡，还是别有玄机?在书法里很难找出答案，恐怕还须了解苏轼与欧阳修的关系。原来，欧阳修爱惜才俊之士，以举贤为乐，他在与焦千之的信中说：“苏轼昆仲，连名并中，盛事!盛事!”(《与焦殿丞千之》)又在与梅圣俞的信中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与梅圣俞》)那高兴的劲头可感可知。欧阳修格外赞叹苏轼，一时传为美谈，更使文学青年苏轼名声大振。苏轼在诗文中多次提到欧公的“放他出一头地”，引以为自豪。苏轼礼赞欧阳修的书法，仅看字面，恐难明白何以如此。当我们了解他们的交集，才能知道苏轼的评语含着感恩之情。

　　刘涛透过现象看本质，使读者明了书法背后的实情。他观察过黄山谷与“苏字”的即和离：“黄山谷曾经学过‘苏字’，而且写得很相似。这一点，宋朝以后的书家都忽略了。”黄山谷是“苏门四学士”之一，他的诗歌创作并不看齐苏东坡。东坡是李太白之流，黄山谷却走向杜甫，而且是最早学杜甫诗法的。他写字却受了苏东坡的影响，40余岁的几年间步趋苏字。但是，“黄山谷写字最终要走自己的路，一如他写诗不蹈袭东坡的风格，才能显示自己的价值。”黄山谷的书法，开始称得起自家笔墨的作品，不论行书草书，大字小字，出现在谪居黔州之后到迁居戎州的三年间。“这时的黄字，与苏字大不一样了，以行书为例，东坡善作小字，山谷以大字见胜;苏字扁阔，黄字紧峭;苏字丰润，黄字清瘦。此是外观模样。其字的自家特点所在，是字势团聚，辅之以纵展的长笔画，今人多名之曰‘放射状’。”山谷的“自成一家”的经验是：离开时人，走近古人。

　　书法史上颇多成见，导致陈陈相因。刘涛在研究书法史时，常常拔开浮云。他论八大山人的草书时说：“前朝‘一朝覆亡’，改朝换代可以在短期实现，但书法风尚的变迁较为缓慢，不会因为前朝灭亡而自动消失，需要几代人的渐次蜕变才能完成。比如晚明董其昌的书法，后人论及清初几十年间的书风，常说康熙酷爱董字，故天下流行董字。但是具体分析起来，董字在明末已经风靡，清初依然如此，与康熙的爱不爱没有一点关系。八大一生主要生活在清朝，早年就写得一手董其昌的行书，比康熙好董字早了好多年。八大的书法延续晚明风尚，比如好奇字，用异体，结字怪伟。他的书法，早年师承欧阳询、黄庭坚、董其昌，后来临《阁帖》。60岁以后，作品一概署名‘八大山人’，近70岁，他才确立了自己的风格，见于楷书、行书、草书中，人称‘八大体’。由晚年的‘八大体’观察，八大擅长删繁就简。因为简，他的草书透出一股文雅单纯的气质，而且，气象浑穆高古。”康熙酷爱董字而致其流行之成见，至此终结;而八大山人师承与创新，也分析得透彻明白。

　　一些大名鼎鼎的书家，所论也未必经得起推敲。比如康有为，他的书法自是书以人传，然而其早年名著《广艺舟双楫》所论之谬，学者早有举发，却不为世人注意，经刘涛列举，可见一斑。刘涛说：“康氏善于辞章，却沾染好说大话的陋习，喜好自我宣传，常有不实的炫耀之词。如光绪皇帝召见之事，如救驾之‘衣带诏’之类。‘康圣人’大言欺世习以为常，老来随口炫耀其能，就成了行家谈笑的昏话。”

　　《古今同观》在探讨古人书法时，常能发前人未发之覆。而在评论今人时，怀抱同情与理解，“记人评书”一辑读来格外亲切。刘涛在文章后面的附记，往往寥寥几笔便写出人物的风神。《王玉池先生素描》的附记，刘涛引用了王玉池一位老同学的一段发言：“当年我们都是20岁上下的青年人，很单纯，‘反右’运动一来，很紧张，别的班都抓出右派学生，有的开除，有的劳改，后来一个个境遇很惨。我们班，一个右派也没有，平平安安过来了。前些年写校史，查档案才知道，当时党内开会查右派学生，王玉池是党员调干生，参加了党内会议，他说：‘我们班的同学都很年轻，有先进的同学，也有落后的同学，但没有反党的同学。’王玉池有革命经历，得组织信任，他的那番话保护了我们这些同学，可是他从未对我们提及这件事。”刘涛看到这一幕，眼泪盈眶，更加敬重王先生。

　　刘涛是一位具有文化视野的读书人，其深切关怀者远不止于书法。《古今同观》中有一辑“世相札记”，看似讲当今书法界的现象，更多的是透过书法圈认识人性和世情。他写书家的“苦役”：台静农先生中年以后专力书法，书名越来越大，随之而来是应付各方索书，不胜役使之苦。而刘涛随唐长孺先生到启功先生家，见房门上贴着北师大中文系的告示，为启老抵挡求索。“我看也无法根本解决问题，老人经不住熟人请索，还得开门揖迎，十有七八提笔就范。”近年刘涛常常应邀为中华书局、三联书店等出版社出版物题签，不知能解其中味否?

　　刘涛分析世相，也理解人情。他在《谦退是一种智慧》中引金庸的事例：“金庸武侠小说红遍内地的时候，北京大学教授也有几个‘金庸迷’，撰文推重这位想象力丰富、文辞功夫深厚的老报人。记得是1995年，北大人与时俱进，邀请金庸到未名湖畔演讲。金庸的才华和阅历不在大学教授之下，大概大侠也知道自己的价值和影响力，他有足够的自信走上北大的讲坛，享受北大礼遇学界精英的待遇。但是，饱经世故的金庸一定知道北大这样的中国一流学府首重学术，文学的创作则在其次，他不能不尊重大学的百年传统。即使出于礼貌，也要尊重东道主。所以，他用下面几句话作了开场白：‘人生四大糗事，班门弄斧，草堂赋诗，兰亭挥毫，北大讲学。’说得真绝!台下的北大师生听了，丝毫不会看轻大侠，只会更加仰慕。对于金庸到北大讲学持有异议的那些人士，也会干戈化为玉帛。”

　　如今中国书法越来越受到文化界的重视。刘涛自称记眼前的今事，是阅世，也是阅人。从刘涛所记的高人妙事，不妨乐观地相信：怀抱古风，书以怡情。（作者李怀宇）

来源:中国文化报责任编辑:简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