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面文心”概念主要强调的是笔墨与内在精神的关系。而在升级的十六字版本的前八字中，“心”被“道”代替了。“文以载道”，这是中国文艺的伟大传统。后八字增加了一个重要概念“切时如需”。“文章合为时而著”“笔墨当随时代”，这是中国文艺的又一个伟大传统。先生用这十六字，构建出当代书法事业与我国伟大文艺传统以及时代使命之间的关联。有人说，“文以载道”所指非“书”，但在先生看来，“文”是“字内功”而不是“字外功”。孔子云：“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言”已如此，“书”何不然！更何况，广义的“文”，本来就应该包括“书”。　　“文以载道”“切时如需”，不仅是我国传统文人的家国情怀和时代担当，也是历代伟大书法家们共同的品格。先生不仅倡导，更是用自己的一生践行了这种精神。

　　他一生从事教育，教过从小学到博士所有教育阶段的学生。我虽无缘亲见他讲授中小学课程的风采，但拜读过他在北京171中学时的语文教改方案，也认真思考过他为一所小学题写的“为会而学，为会而教”的校训，再结合他为我们讲授书法时所提出的“打圆心”等理念，深知先生在教育上最根本的宗旨是以学生为本，以学生有真正的收获、能够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为目标。1985年他之所以毅然从学科教学法和逻辑学转向书法学，也是出于这种教育理念。随着改革开放，复兴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也逐步成为时代的需要、学子的需要，一批被耽误了的中青年书法爱好者急需正规教育的提升，开办书法成人大专班，就是先生的响应。

　　循此以入，先生领导着首都师范大学书法学科持续发展，建立了我国第一个书法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完善了人才培养体系。历经30多年的艰苦努力，先生与全国书法界同仁一起，让书法这一民族文化瑰宝在我国教育体系中重获位置，为全面参与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做好了人才准备。

　　不只是书法教育，先生的全部学术艺术活动乃至于社会活动都是如此。他的逻辑学和书法学著述宏富，但不迷恋象牙塔里的研究，而是紧密围绕时代需要来展开。1985年前后，除了创办首都师大书法学科之外，先生花费了大量精力，参与到逻辑和书画的函授教育，并主持编写了《逻辑》教材和系列书法教材，受教者以百十万计，可谓惠泽普施。直至耄耋之年，仍领衔制定《中小学书法教育指导纲要》并主编了一套《书法练习指导》，推动书法教育从大学进一步普及到中小学。

　　他连续担任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积极建言献策，独立或参与提出的许多建议，直接转变成了有关部门的文化措施，推动了文化繁荣。他为大中小学题写了大量校名和校训，但从不收取润笔，反过来，为了支持教育，捐出稿费为许多学校设立了“春晖奖学金”。录制京剧唱段《中石唱念自娱》，特意选择了一批奚派鲜见唱段，先生首先想到的不是全面展示自己的造诣，而是文化的历史传承和当代弘扬。

　　一生从事教育，最终落脚在书法教育，虽有各种机缘巧合的原因，但更是先生基于文化责任感和使命意识的主动选择。创办书法大专班时，他已57岁，面临的困难超乎想象，但先生从未懈怠。在他看来，“我们应该有一个更宽大的胸怀，用书法来载‘道’、传‘道’，让书法走出书斋，走向大众，走向社会”。站在这样的高度，先生所倡导的书法教育，就不仅仅是“笔墨”的教育，而是“道”的教育，“将我们个体的道和国家的道、民族的道结合起来，跟上时代的大趋势”。

　　他长于诗词创作，但很少吟风弄月，而是用强烈的家国情怀，创作《中华颂》《齐鲁颂》《泰山颂》等颂扬祖国和时代。他特别重视“德”，认为德和才就像天平的两端，德重则才高。这种思想贯穿于先生的全部言行特别是教育事业，使他超越了功利，超越了浮名，拒绝“大师”的吹捧，珍爱“老师”的称谓。

　　2014年，数十年坚持不办个展的先生，却以86岁高龄在国家博物馆举办了“中华美德古训”展，目的仍然不是展示自己的艺术，而是用“以书焕采”的形式，弘扬传统精神，恢宏时代气象。他一生的精力，都用在了立德树人的事业上，都用在了弘文载道的使命里，都用在了竭诚济世的担当中。

　　从1991年拜入先生门下，近30年来，先生每时每刻都秉承着自己的理念，不仅用言传，更用身教，引导着我和同学们前行。我曾因参观长者故居的失礼行为被批评过、委屈过，但当见到先生恭敬地书写“张岱年先生全集”，并解释说“出版社可以去掉先生二字，但我作为学生必须这样写”，我才知道，他对于自己理念的坚守，远远超过了对我们的要求。

　　“经师易求，人师难得”，追随这样的先生，我们没有理由懈怠，更没有理由忘记他的教诲。我深信，包括不才如我在内的先生的三千弟子以及首都师范大学书法学科，一定能够合力传承好先生的精神，为新时代的书法教育事业继续贡献绵薄之力。

　　(作者：叶培贵，系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书法文化研究院教授)

来源:光明日报责任编辑:柏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