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车驾南伐……自发都至于洛阳……冲又进曰：“今者之举，天下所不愿，唯陛下欲之……敢以死请。”高祖大怒曰：“方欲……卿勿复言！”策马……任城王澄等并殷勤泣谏。高祖乃谕群臣曰：“今者兴动不小……欲迁者左，不欲者右。”安定王休等相率如右。南安王桢进曰：“夫愚者暗于成事……成大功者不谋于众，非常之人乃能非常之事……光宅中原，辍彼南伐。此臣等愿言，苍生幸甚。”群臣咸唱“万岁”。

　　由此看来，孝文帝通过“南伐”试探群臣对于迁都的反应时，众皆反对，最后是元桢提出，“非常之人乃能非常之事”，遂使“群臣咸唱‘万岁’”。以上《元桢墓志》和《魏书》中的记载证明，孝文帝在迁都问题上试探群臣反应时，元桢是“首”位支持者。

　　此外，唐长孺先生编纂的《中国通史参考资料（魏晋南北朝分册）》的《迁都洛阳和鲜卑贵族中间改革和反对改革的斗争》一章中，罗列了反对和改革的事例时，其中引用《魏书·李冲列传》的话，似乎也“默认”南安王元桢就是在朝堂上“首契乾忠”的之人。

　　但笔者认为，“泣谏”的任城王元澄才是“首倡之臣”。试举例证。

　　一、皇帝极重视元澄的意见。

　　后高祖外示南讨，意在谋迁……亲令龟卜易筮南伐之事，其兆遇《革》。高祖曰：“此是汤武革命，顺天应人之卦也。”……澄进曰：“《易》言革者更也……乃可伐叛，不得云革命……”高祖厉声……高祖既锐意必行，恶澄此对。（《魏书·任城王元澄列传》）

　　孝文帝先借南伐之事卜了一卦，试探群臣对迁都的态度，但元澄却忽然出列，告诉孝文帝，此卦只能预示南伐之事，不能预示改革迁都的得失，此言引得孝文帝甚至“勃然作色” “恶澄此对”。

　　车驾还宫，便召澄。未及升阶，遥谓曰：“向者……故厉色怖文武耳，想解朕意也。”乃独谓澄曰：“今日之行，诚知不易。但国家兴自北土……此间用武之地，非可文治……因兹大举，光宅中原，任城意以为何如？”澄曰：“伊洛中区……苍生闻此，应当大庆。”高祖曰：“北人恋本……不能不惊扰也。”澄曰：“此既非常之事，当非常人所知，唯须决之圣怀，此辈亦何能为也？”高祖曰：“任城便是我之子房。”（《魏书·任城王元澄列传》）

　　这说明，元澄虽在卜卦时反对将迁都和南征混为一谈，但孝文帝依然最重视元澄的态度，所以车架还宫后，立刻召见元澄。而元澄还未登上台阶，孝文帝已经“遥谓”，可见他的急切，说明孝文帝是渴望在迁都之事上得到元澄的支持。其明确表态支持，竟使皇帝说“任城便是我之子房”，可见元澄意见之重。

　　二、在时间上，元澄的表态更早。

　　据《魏书·任城王元澄列传》，元澄是在南伐占卜之后，即刻被孝文帝召见，表态支持孝文帝改革。此时，南征还未开始。

　　三、南伐时，元桢是戴罪之身，人微言轻。

　　孝文帝在召对元澄时，元澄是任城王，同时担任尚书令的官职。因元澄表态支持孝文帝有功，被封为尚书左仆射，此官职相当于宰相，尚书令仅次于尚书左仆射。

　　与之相对，据《魏书·任城王元澄列传》记载：“十有三年春……夏四月丁丑……六月，汝阴王天赐、南安王桢并坐赃贿免为庶人。”另有：“太后令曰：‘汝阴王天赐、南安王桢不顺法度……’高祖乃诏曰：‘南安王桢……特一原恕，削除封爵，以庶人归第，禁锢终身。’”（《魏书·南安王元桢列传》）在谋划、实施迁都的孝文帝十七、十八年，元澄是大权总揽的重臣，而元桢则早已被贬为庶人，为戴罪之身。

　　孝文帝面临改革如此大事，若首先将罪臣请出支持自己，这在政治上是无比昏庸的做法。

　　四、元澄为宗室领袖，意见是第一位的。

　　据《魏书·任城王元澄列传》记载：“文明太后引见澄，诚历之，顾谓中书令李冲曰：‘此儿……当为宗室领袖……’”

　　据唐长孺先生的《中国通史参考资料（魏晋南北朝分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记载：“文明冯太后是文成帝濬的皇后……孝文帝宏即位的第六年（公元 476年）她第二次听政，直到490年她死以前，政权由她掌握。他是个能干的女主，孝文帝初期的重要改革，实际都由她主持。”

　　冯太后在孝文帝二十年去世，而计划、实施迁都则是在孝文帝十七、十八年，也就是说，当时皇室的真正的掌权者是冯太后。被冯太后推崇为宗室领袖，可见元澄在宗室中的地位。

　　当时，宗室力量强大。在迁都过程中，孝文帝如果想要取得宗室的支持，就必须首先获得元澄的支持。

　　所以元澄才是实际上的“首契乾忠”者，元桢在南征时站出来发声支持迁都事宜，可能只是孝文帝和元澄试探群臣的一个策略罢了，在此之前，作为尚书仆射、宗室领袖的元澄早已与孝文帝取得了共识。（作者谢雨）

来源:中国文化报责任编辑:简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