奢风鼓荡——唐代的特种工艺镜

　　一. 小引

　　唐代，特别是从高宗至德宗(650～805年)的一百五十余年，铜镜艺术灿烂辉煌。玉成唐镜的因素自有种种，关于造型的丰富、构图的自由、题材的纷繁、原料的精纯、铸造的考究，本文不再缕述，以下，要讨论的是施之镜背的特殊装饰方法，包括螺钿、宝装、宝钿、金银平脱、金背、银背等镶嵌的做法和鎏金。对于唐镜艺术的灿烂辉煌，它们至关重要。

　　在当代中国业界，习惯将制作精细的工艺美术品类称为“特种工艺”，故而，本文把以上述方法装饰的铜镜称为“特种工艺镜”。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唐嵌螺钿云龙纹镜

　　二. 螺钿

　　螺钿即在装饰面上，先髹涂大漆，再于漆地上贴嵌蚌片以为图案，然后打磨平滑。这本是古老的漆器装饰方法，已见西周的实物。但若根据考古学提供的资料，用螺钿之法装饰铜镜，不仅应当是唐人的创举，而且恐怕也只见于唐代。在河南与陕西，纯嵌蚌片的螺钿镜已经屡有出土，如三门峡唐墓(安禄山圣武元年，756年)的盘龙镜、 洛阳涧西唐代合葬墓(乾元二年、兴元元年，759年、784年)的人物镜、 西安郭家滩唐墓(贞元十四年，798年)的人物镜。其中，名气最大、也最精美的是洛阳涧西合葬墓里的那面，其图案为二高士弹阮、饮酒，他们携女侍，坐在花树之下、山石之间，天上有皓月当空，前后有鸟鹊起舞，形象刻划细腻，意境清幽深远，显示出唐代螺钿工艺的高水平。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唐前螺钿高士对坐镜

　　这几面螺钿镜的年代仿佛，说明纯粹的螺钿镜的流行应在中叶以来的8世纪。唐代的螺钿图案虽会在嵌片上以利器刻划细部，制作已经相当考究，但所嵌蚌片依然较厚。今见薄螺钿最早实物为元代作品，而薄螺钿的出现应当不晚于南宋，可惜，目前这仅是文献提供的知识，还有待实物的确证。

　　三. 宝装

　　“宝装之镜”怎样制作?因有古人记录的实物今已不存，如果仅靠铜镜，显然无法解说。好在考古文物工作提供了宝装漆器的实例。1987年，在浙江湖州的飞英塔塔壁，发现了一件残损的螺钿黑漆经函，函外布满镶嵌的装饰，嵌物以蚌片为主，还有水晶珠和绿玻璃片。“宝装”的信息是由函底的朱书题记披露的，据题记，它是广顺元年(951年)吴越国王太后施舍给天台山广福金文院的四只“宝装经函”之一。 如此看来，所谓宝装就是加嵌了玉石、玻璃之类高贵材料的螺钿。

　　日本正仓院藏唐宝装花卉纹葵花镜

　　这样的唐镜如今尚多，国内已有出土，海外还有传世。出土者如偃师杏园王嫮墓(大历十年，775年)的花鸟镜，其嵌饰材料除蚌片以外，还有绿松石、玛瑙。类似装饰的铜镜在西安唐墓中也有发现，它仍是花鸟装饰，在螺钿装饰的空隙，“嵌有绿、蓝、红色宝石颗粒”，墓葬的年代相信为玄宗至代宗时期。在国外还有收藏，如不列颠博物馆也有嵌红色琥珀之类的花鸟螺钿镜，其直径不超过10厘米，从图案面貌判断，它也是8世纪的作品。日本神户白鹤美术馆的花鸟螺钿镜，琥珀出现在花心，而花鸟纹样之外，则以绿松石为地。

　　日本白鹤美术馆藏唐宝装花鸟纹葵花镜

　　在这类铜镜中，已知形体最大、图案最繁丽的几面珍藏在日本奈良的正仓院，它们基本为繁满的花卉图案，也会辅以鸟兽，拼嵌图案的材料有蚌片，还有红色的琥珀、黄色的玳瑁、蓝绿色的青金石等，珠光宝气，华美之极。但是，日本学者认为，它们属于“平螺钿”，这个名词记录在日本天平胜宝八年(756年)的《东大寺献物帐》里。然而，按湖州飞英塔经函的题记，在那时的中国，这些加嵌琥珀、玳瑁、青金石之类的铜镜装饰应属宝装，而非单纯的螺钿。这应当又在提示，尽管当时的中国、日本文化联系紧密，一旦具体而微，术语还会不同。自然，这个差异不仅体现于螺钿、宝装等名词，还表现在器形，如被日本专家认定为帐内宝物的平螺钿镜，被《献物帐》记为“八角”形，但在唐代中国的文献里，尚未见这样的名称，现在，这种造型的铜镜被专家称为“葵花镜”。

　　四. 宝钿

　　宝钿采用的也是镶嵌工艺。宝钿镜的确切实物在中国尚未闻发现，不过，在陕西扶风的法门寺寺塔地宫里，获得了有被咸通十五年(874年)石刻《衣物帐》登录的宝钿舍利函，即“金筐宝钿真珠装”的“珷石函”和“真金函”。观察“真金函”可知，若在金属器物上做宝钿装饰，则应为以扁金丝编出纹样轮廓，而后焊接到器壁，再镶嵌饰物。至于“金筐”，则指在花纹边缘一周焊接的细巧金珠。同样做法的装饰还有一例，即西安何家村窖藏的那只金把杯，据此可以推测，所谓宝钿应为“金筐宝钿”的简称。唐代文献中，“宝钿”被常常说起，但对金筐，记录较少，不过，唐诗里还有“瑟瑟蹙金匡”的句子。“金匡”显为“金筐”的异写。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镶绿白料饰鎏金铜镜

　　宝钿装饰虽然风靡，但考古学提供的宝钿镜却绝少，如今仅知一面。1954年，在西安韩森寨，出土过一枚直径不及5厘米的“错金镶料镜”，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有一枚小镜，被称为“镶绿白料饰鎏金铜镜”，应当就是它。从图像判断，它以金筐镶嵌的工艺做出装饰，虽然嵌物脱落已多，但当年的风采仍不难体会。若从制作工艺的角度，其做法应属宝钿。

　　隋唐五代，佛教盛行，宝装、宝钿中的“宝”，或许就语出佛典。佛家常说“七宝”，即令取其与装饰有关的狭义，认做七种珍宝，但不同的经典对其解说仍不尽相同。假如不局囿于某一经典，佛家的七种珍宝指金、银、水晶、琉璃、砗磲、玛瑙、琥珀、珊瑚、真珠之类。这样，宝装、宝钿中的“宝”指的是玉石之类。

　　依据以上分析，假如对螺钿、宝装、宝钿做个区分，那么，在隋唐五代，纯嵌蚌片的应是螺钿，既嵌蚌片、又加嵌玉石之类的当为宝装，纯嵌玉石之类的或即宝钿;螺钿、宝装的图案与装饰面平齐，宝钿的图案高于装饰面。

　　五. 金银平脱

　　有心人想必已经注意，在上面界定宝装、宝钿的装饰材料时，特地排除了本在“七宝”之内的黄金和白银。这自有道理：在至德二载(757年)和大历三年(768年)的帝王禁令中，都有以宝钿和平脱并称的实例，而平脱通常就是金银平脱的简称。

　　日本正仓院藏唐金银平脱花鸟葵花镜

　　金银平脱的做法是，把厚度一般不超过半毫米的金银箔纹片粘贴在器物上，然后用色漆髹涂数道，再经打磨，使纹片与漆面平齐，以显示出色漆地上的金银图案。纹片上，有时还施镌刻，这在日本，称为“毛雕”。金银平脱漆器的源头早被博雅的王世襄上溯到西汉，但入8世纪，方始大盛。同螺钿一样，金银平脱也较多地应用于漆木器，兼见于铜镜及等其他制品。但由于漆器通常以木为胎，难以长久保存，故而今日所见的平脱器物却以材料易于保存的铜镜为主。

　　应当是因为装饰材料的高贵，特别是制作的繁难，金银平脱在至德二载(757年)和大历三年(768年)分别被肃宗、代宗禁过，但终唐之世，历久不衰，尤其是以之装饰漆器。而用于饰镜，则主要在中叶以来的8世纪。可五代后晋的宫廷里，又有了御用的玉平脱的双葡萄镜。玉平脱或许是在金银平脱中，又添加了玉片，也可能其工艺一如螺钿，唯所嵌系真玉片而已。

　　日本千石唯司藏唐银背鎏金鸟兽纹葵花镜

　　关于嵌银片铜镜的流行期，专家认为，主要在武后至玄宗开元时期，这是可以信赖的。如今，嵌金片、银片的铜镜或被称为贴金镜、金壳镜、贴银镜、银壳镜等，假如嵌金片的铜镜确系唐人所谓的金背镜，那么，称嵌银片者为“银背镜”显然更加妥当。

　　在作者的闻见里，金背镜均做菱花形，银背镜大多为菱花形及葵花形(仅知清华大学图书馆收藏的一面鸾兽纹金花银背镜为圆形)。除圆镜以外，金背镜、银背镜无论取菱花形抑或葵花形，形体较小者皆六出，形体在14厘米以上者则均为八出。它们基本不取造型合规中矩的圆形、方形，究其原因，二维空间变化较大的镜形宜于固定嵌片直接联系。而之所以小镜六出、大镜八出，当因制作的难易。

　　陕西考古研究院藏唐银背鎏金鸟兽纹菱花镜

　　唐代社会喜新尚奇，奢侈相夸，因此，特种工艺镜不仅上述几种，如铅花镜，它出土在洛阳邙山，其纹样以铅丝镶嵌而成，其年代不该晚到8世纪中叶。铅花镜发现极少，鎏金镜比它多，在偃师杏园会昌三年墓(843年)出土过，西安纬十八街出土过，不列颠博物馆还有收藏，这后两面应当都是唐前期的作品。

　　唐玄宗降诞在八月五日，开元十七年(729年)，定这一天为千秋节。千秋节里，勋亲贵戚等要进“金镜”，玄宗又向四品以上的达官赐“金镜”。有专家推测“金镜”是贴金镜、金背镜、或纯金镜，但这里的“金”应当取的是古义，“金”即铜，所谓金镜就是铜镜。

　　七. 余 论

　　1. 特种工艺镜的繁荣期。在上文揭举的资料里，唐代特种工艺镜大多出现在8世纪，而于玄宗时代(712~756年)或其稍后尤其集中，8世纪以后的例证虽然也有，但制作水平已经逊色(显例为金银平脱镜)。这应表明，8世纪，特别在玄宗时代，是特种工艺镜的繁荣期。其实，不仅特种工艺镜，其他铜镜乃至其他工艺美术门类的繁荣期也大都在这个时间段。究其原因，应当不仅是国家富足、奢风鼓荡，还应有国家的强盛引出了蓬勃的艺术创造力。

　　2. 特种工艺镜的意义。在中国历史上，唐是特种工艺镜种类最多的时代，且其种类之多远非其他时代可以比拟。特种工艺镜不仅制作考究，除螺钿一种外，其他都使用了贵金属或玉石等高贵材料。不过，使用高贵材料体现的世风不仅有对侈靡的追逐，还应注意其色彩的意义，因为，高贵的材料本身已有华美的色彩，而如宝装、宝钿、金银平脱、金花银背由于两种以上的高贵材料同时并用，又令装饰色彩格外斑斓华美。唐人对色彩格外迷恋，唐代工艺美术提供的是一个彩色炳焕的世界。不过，在今见的其他工艺美术品类，或因易腐难存(如丝绸、漆木器)，或因数量甚少(如玉器、象牙器)，或因技术未甄完善(如瓷器)，对色彩的体现不及铜镜突出。因此，若后世了解唐人的色彩观念2. 特种工艺镜的意义。在中国历史上，唐是特种工艺镜种类最多的时代，且其种类之多远非其他时代可以比拟。特种工艺镜不仅制作考究，除螺钿一种外，其他都使用了贵金属或玉石等高贵材料。不过，使用高贵材料体现的世风不仅有对侈靡的追逐，还应注意其色彩的意义，因为，高贵的材料本身已有华美的色彩，而如宝装、宝钿、金银平脱、金花银背由于两种以上的高贵材料同时并用，又令装饰色彩格外斑斓华美。唐人对色彩格外迷恋，唐代工艺美术提供的是一个彩色炳焕的世界。不过，在今见的其他工艺美术品类，或因易腐难存(如丝绸、漆木器)，或因数量甚少(如玉器、象牙器)，或因技术未甄完善(如瓷器)，对色彩的体现不及铜镜突出。因此，若后世了解唐人的色彩观念。

　　日本泉屋博古馆藏唐银背鎏金双鸟葵花镜

　　3. 特种工艺镜的用途。理妆鉴容固然是铜镜的主要用途，但这又是各时代人们的共同需求，因而，无法用以解说缘何唯独唐代特种工艺镜尤其发达。特种工艺镜在唐代尤其发达还另有重要原因：大量用以装饰建筑。典型是长安的清思殿，宝历元年(825年)，敬宗为清思殿院新殿等耗费铜镜三千片(或作“镜铜三千余斤”)、金银薄十万番。如今，在西安的清思殿遗址中，也确实出土了不少铜镜残片和鎏金铜饰残片。那时的寺院也要张挂铜镜，这既用于供养，又是装饰，如开成五年(840年)五月，在五台山大华严寺的菩萨堂院，日本求法僧人就看到了逐年敕送和官私布施的大小“宝装之镜”无数。这些“宝装之镜”显然是镜背朝外，挂在墙上的，因为，观礼的外国和尚绝不致唐突到翻转铜镜，以验看装饰的地步。以铜镜装饰建筑，唐即便不是唯一的时代，也是表现最突出的时代。若以铜镜做装饰，色彩华美的特种工艺镜自然效果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