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当代艺术一直处于在野状态下顽强生长，逐渐从地下走到地上，进入官方美术馆，面向公众。而在近年，官方体制开始慢慢接纳当代艺术。2009年11月13日，由罗中立任院长的中国当代艺术院成立，这是首个研究当代艺术的官方机构。2011年，中国当代实验艺术又被中国美协纳入了其中，成立了实验艺术委员会。

　　同时，地方美术体系亦乐于吸收当代艺术及其从业者。在8月上旬广州举办的“青年印象·广东青年画院学术探索展”上，相当一部分参展青年艺术家，此前是以从事较边缘的当代艺术创作而为人所知。就此，广东青年画院院长周正良向羊城晚报记者表示：“边缘也可能成为主流，这取决于美术专业领域和公众领域的认知程度。”

　　如今，国家画院也表明姿态，接纳中国当代艺术。“中国需要属于中国的当代艺术，此次聘任将是画院建设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节点，”杨晓阳表示，“希望这个聘任仪式能够产生一些思考，即在官办的艺术机构里，切实做到能够正视我们中国美术的现状，能够承认我们当代艺术取得的巨大成功，使得中国美术发展进程、画院的建设当中能够认真地正视这个现实、思考这些问题。”

　　中国当代艺术进入官方美术“殿堂”已然成为趋势。有学者指出，这样的调整仍然是小心翼翼的，主要是从意识形态、知名度等方面综合考虑出发对于当代艺术既有现象的一种认定，而较少从完全的学术立场出发作出建设性的推动。

　　2009年，艺术评论家朱其曾为“中国当代艺术院成立”一事撰文。他指出，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现代艺术”、“先锋艺术”、“前卫艺术”正悄悄被“当代艺术”这个词取代。“在‘当代艺术’的旗号下，艺术的批判性正在消失，取而代之的当代艺术‘官方化’的名正言顺，以及只讲技术和观念实验但没有社会和文化批判维度的伪‘实验艺术’大行其道。这使得一部分艺术明星顶着‘前卫艺术’的光环，干着商业艺术和官方艺术的事情，左右逢源脚踩多头船。”

　　朱其认为，在当代艺术的“招安”浪潮下，最重要的是对当代艺术三十年作出真正的反省和总结。“从前卫艺术家、商业明星到官方院士，这个过程本身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艺术史现象。”

　　如今，朱其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国家画院聘任方力钧，是当代艺术走向合法化的一个标志：处于发展中的当代艺术，其创作一直不能得到体制化，而国家画院成立当代艺术中心、将当代艺术作为研究对象，将转变这一现状。不过，他强调，题材涉及社会政治类的当代艺术恐难在体制内生存，得以生存的或将以形式主义类居多。

　　也有业内人士认为，这或许是国家机构更大规模地收藏当代艺术的前兆。

　　朱其(艺术评论家)：

　　当代艺术体制化的副作用

　　羊城晚报：画院体制关注当代艺术、吸引当代艺术创作者进入，是否意味着曾被界定为边缘的当代艺术，如今已经主流化？

　　朱其：当代艺术从2000年的上海双年展开始，已经开始合法化，至2006年后的798艺术区的国际化，当代艺术就开始主流化了。

　　羊城晚报：画院体系，乃至国家美术体制或将带给当代艺术发展什么的优势？

　　朱其：可能目前只是得到一个宽容环境，还看不出有什么优势，当代艺术近十年的体制化实践，现在看来还带来一些副作用，比如，官方设置了一些当代艺术项目，威尼斯国家馆、当代艺术展览基金、当代艺术研究中心，但这些项目的操作权和财政资金，都被一些“伪当代艺术”人群拿走了，但真正从事当代艺术探索的人群并没有获得这些合法化带来的资源。

　　羊城晚报：从艺术创作的方面来说，被国家美术体系承认的当代艺术只是“狭义”的当代艺术吗？

　　朱其：国家美术体系承认的主要是形式主义类当代艺术，有社会政治批判内容的当代艺术以及不容易管控的行为艺术，还是被拒之门外。

　　羊城晚报：当代艺术的创作、研究有可能在美术体系之内保持在野性吗？

　　朱其：我不认为是否在野很重要，现在江湖也在体制化，在江湖群体中也有类似体制的等级制度，也有虚伪的应酬；在市场经济下，在野也会受到商业化的影响。所以，在野也并不一定代表艺术的独立性。

　　羊城晚报：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当代艺术就被认为逐渐“合法化”，如今国家画院设立“当代艺术中心”，语境和情况与二十年前有何不同？

　　朱其：到目前还没有什么根本不同，总体上还是像二十年前一样，象征意义大过实际上的生态变革。

　　羊城晚报：在您看来，研究中国当代艺术，相关机构最需要从什么方面展开？

　　朱其：现在各相关机构吸纳当代艺术，还只是停留在吸收名人，利用其影响的层面上。但在学术上并没有真正做任何工作，比如国外艺术理论的翻译，重编艺术史教科书，清算文革美术，这些基础工作都没有人做。

　　胡斌

　　(广州美术学院副教授)：

　　当代艺术的利益争夺异常激烈

　　羊城晚报：广东当代艺术创作一直处于野生状态，当代艺术家进入画院系统，是否将改变这一状况？

　　胡斌：的确，当代艺术家徐坦曾经说过，广东的当代艺术家都是自我教育。我也觉得，广东当代艺术家接受训练和拓展视野更多的是来源于整个外部环境，较少从学院内部获得直接的有益的教育，其实这种现象也不只是发生在广东。当然，有人也提出当代艺术不可教，那是另外一回事了。当代艺术的这种野生状态使得其面貌比较丰富和无序，但是持续性和专业性方面会出现问题。这也引起了学院和一些当代艺术家的注意，他们也在尝试做一些改变性的工作。

　　我想，广东画院设立青年画院，也是在新形势底下的一项变革措施，希望在广东青年艺术家创作和发展方面发挥一些作用。但这种作用不是教育(画院也无意于此)，而是搭建交流的平台，平时，青年艺术家还是分属各处，各有各的事业，当然，集体展览和互相交流对于整体形象和个人创作还是有所促进的。

　　羊城晚报：在官方美术体系中，当代艺术创作的题材会否受到局限？

　　胡斌：其实，目前当代艺术创作的题材的受限并非来自于官方美术体系，而是整个国家体制。当下多元化的创作是可以存在的，但在某些敏感区域则又是不可触碰的。官方美术体系逐渐容纳当代艺术，一方面显示了它的逐步开放，另一方面，我们也可看到，其所容纳的也是有所选择的。被容纳进来的艺术家因为其本身的创作在目前语境下就不带有社会的或政治的尖锐性，一般也不需要因为进入官方美术体系而做出特别的调整。

　　羊城晚报：近年来当代艺术走向合法化，如何看待艺术在野性与体制化的关系？

　　胡斌：我觉得，这十多年来，中国当代艺术的格局变得极其的复杂，已经不是那种作为在野的一方与官方体制对抗的关系。当代艺术的利益争夺变得异常激烈，在艺术市场中，在主流美术体系中均占据了相当的力量，而标榜反体制的力量也有自己的权力诉求，在很多方面，不少当代艺术家们正变得和他们所反对的保守势力一样不堪。

　　所以，我认为，目前的当代艺术家最主要的不是看他(她)处于体制内还是体制外，而是应看其是否具有独立的思考和艺术语言探索。实际上，一些公立的或私立的艺术机构、一些艺术管理者和艺术家就坚持在当下如此杂乱的艺术生态状态底下冷静而审慎地做着富有成效的工作。（记者朱绍杰）

来源:新浪收藏责任编辑:简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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