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3年的七十五周年校庆，中心项目是“地之缘”亚洲当代艺术考察计划，历时半年，对五个亚洲国家进行调研，探讨的是当代艺术在亚洲的迁徙和地缘政治，是中国艺术界第一次主动出击的亚洲论述，也是思想界和艺术界第一次大规模的学术合作。10年前的八十周年校庆，以大型文献展“学院的力量”，对改革开放30年的中国美术和学院自身的发展进行梳理。2013年，八十五周年校庆，“八五·85”主题展将美院八十五年的历史投射在1985这个时间切片之上加以展现，从林风眠开始的八十五位校友作为个案，重访他们的1985，以作品、文献、访谈、短片等多种表现形式，生动地呈现几代国美人在1985这一时间节点中的历史经验和艺术实践，其实质是一场历史哲学的表述实验。

　　那么问题来了，90周年校庆会呈现什么?

中国美术学院副院长高世名

　　对中国美术学院副院长高世名来说，校庆一方面是历史记忆的唤起，还是学术脉络与基因的梳理，更要有对当下的反思、对未来的追问。本文根据他在某次会议中的口述发言整理而成。(部分内容可能与出版文字有稍许出入，如需引用，请以正式出版文字为准，版权归属中国美术学院)希望由此，读者能对国美90周年校庆有整体性了解，并理解这些活动设置与安排的缘起，甚至是整体构筑的一种向前展望的愿景和回首反思的精神。

京杭两地，十二个学术项目纪念中国美院高等艺术教育九十周年

　　以建校九十周年为契机，中国美院一共策划了12个项目，地跨京杭两地。

1928年，国立艺术院全体师生合影

1929年下半年，国立艺术院部分师生在校舍一角哈同花园合影

20世纪30年代初，国立杭州艺专教职员在超山宋梅亭前合影

　　3月中旬，在杭州西子湖畔国立艺术院旧址的“重访孤山九秩梦寻”，是校庆整体活动的序曲。1928年，第一代美院师生在国立艺术院孤山校址拍过一张大合影。90年后，美院师生将重返孤山，完成一次影像拍摄。这将是一段跨越九十年的时间影像，我们以这次影像行动向蔡元培、林风眠等建校的一代先贤致敬，同时也是希望重新唤起国美血脉中的“孤山精神”。

《国美之路大典》

　　3月24日，《国美之路大典》新书发布会将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行。这部《大典》由百余位中国美术学院的师生团队参与编辑，历时十载，16卷39册，近1500万字、2万图版，是中国现代艺术教育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学术梳理，也是中国美术出版史上最具研究性的学术工程之一。

　　3月25日，北京中国美术馆，一楼的十余个展厅里，会呈现一个展览，题目是“中国·美术·学院”。把国美的校名分开：“中国”是我们的文化坐标，“美术”是我们的志业，等待我们去不断创造、重新定义，“学院”需要我们持续发展、振作精神。这个展览是国美教育的一个当下切片，由十五个教学案例构成，呈现出学院各专业的教研现场，每一个专案都对应着一项史料索引，以当下性的实验追溯和呼应学校90年的学术脉络。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这个展览，呈现出“中国艺术的先锋之旅，美术教育的核心现场，学院精神的时代宣言”，这三句话的前两个字合在一起，正好是“中国美术学院”。

　　从2000年开始，我们就很认真地考虑过这所学校新世纪发展的文化坐标。当时有一系列讨论，比如第11届卡塞尔文献展策展团来访时的论辩，比如以上海双年展为平台进行的一系列文化研究和策展实验，这些工作看起来是外围的纯粹学术性工作，其实跟这所学校文化坐标的设定直接相关。2001年，学校提出了“多元互动、和而不同”的办学理念，以及“全球/本土”双轮驱动的发展模式;2015年，又明确提出建设“视觉艺术东方学”，实际上背后是一系列的历史思考和文化判断。

　　3月26、27日两天，结合在中国美术馆的大展，我们将举办一场“Panel21:廿一世纪艺术/教育圆桌会议”，以“前沿，我们何以可能讨论未来?”为主题，在全球范围内邀请来自不同领域的重要学者、思想家与艺术实践者、教育践行者参与研讨。共同梳理艺术和教育的前沿信息,共同辨析当下实践中蕴含的发展之要素;共同追问——在全球艺术-政治的文化症候群中，我们如何界定创造?在当代艺术、知识生产的疲惫和迷茫中，我们何以讨论未来?

　　在我们的主场杭州，校庆相关活动贯穿4月的7、8、9三日。

　　4月7日有三个活动，上午在中国美院象山校区的民艺博物馆“东方竹——亚洲竹生活艺术展”开幕。下午在南山校区举行“我与改革开放40年——国美77、78级校友座谈会”，晚上，由国美青年教师团队策划的“寄言2028——中国美术学院九十周年校庆特展”将开幕，这个活动由在校学生共同创作、构建一个超时空对话的情境，以莫比乌斯环的结构联结学院的过去与未来，以年青一代鲜活的想象力，寄言十年后国美和艺术教育的未来。

　　4月8日是校庆的正日子，早上开始庆典大会，紧接着是中国国际设计博物馆开馆仪式暨系列展开幕式，内容非常丰富，包括：“生活世界——馆藏西方现代设计(长期陈列)”、“颠覆与重塑：馆藏马西莫·奥斯蒂男装（长期陈列）”、“超越建筑的西扎——葡萄牙著名建筑家阿尔瓦罗·西扎建筑与设计大展”、“迁徙的包豪斯：设计生活”。明年是包豪斯百年纪念，“迁徙的包豪斯：设计生活”是包豪斯百年纪念全球系列活动的第一弹。中国国际设计博物馆开馆与当天下午举行的中国美术学院良渚校区奠基仪式，都是国美回应新时代发展大格局，推动“双一流”建设的辟新之路，也是投身浙江制造大省、发挥高校创新驱动能量的拓展之举。其目的在于营造设计学一流学科发展新布局，激活设计教育最前线，推动中国智造的转型升级。

　　4月9日一整天，是“国际美术学院院长论坛”，主题为“学院的危机与潜能”，英文标题是“Crisis of Art Academy and the End of Human，这个“End”既有“终结”的意思，又有“目的”的意思。我们将邀请哲学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南洋理工大学国家研究中心主管乌特•梅塔•葆尔(Ute Meta Bauer)、著名建筑师库哈斯(Rem Koolhaas)等进行主题讲演，并且设置四个圆桌论坛进行深入研讨。

　　这就是我们校级层面上的学术项目，加上各院系的活动，可以说是空前的复杂、庞大。

重返孤山，是重温“社会美育”、“艺术运动”和这所学校的关系

　　实际上，从1924年开始，林风眠、林文铮、李金发等人在巴黎就已经确定了艺术运动的基本主张——介绍西洋艺术，整理中国艺术，调和东西艺术，创造时代艺术，这是中国美院的“四句教”，也是国美的第一个校训。1927年，这批年青的艺术家们集聚南京，当时南京政府刚刚建立，蔡元培任大学院院长。当时对于艺术运动有一整套想法，包括创立一所国立艺术大学(1927年的计划里是艺术大学，后来变成了艺术院)、创办全国美展、创办全国性的艺术运动社、筹建国家剧院和美术馆等。

蔡元培先生像

　　1927年，国民政府筹划创办的是两个院，一是中央研究院，另一个就是国立艺术院。国立艺术院的创办过程中，“社会美育”和“艺术运动”是两个核心。蔡元培主张“以美育代宗教”，美育对他的意义，一言以蔽之，是“破人我之见，去利害得失”。艺术是普遍性和超越性的，它可以导向“天下为公”的精神，可以使人舍己为群;美感之发动是陶养性灵，激荡情感，可以使人“以身许国，不计祸福，不顾生死，以热烈之情感奔赴之”。这就是蔡元培为什么要在这样一所艺术学院的开学式上讲北伐，因为当时北伐最需要的是振作起勇往直前大无畏的精神。对他来说，当时的美育和艺术教育是建国方略的一个部分，超出了文化的一般意义。

林风眠先生像

　　而对林风眠为首的这群青年艺术家而言，国立艺术院的创建首先是要推动艺术运动，即：介绍西洋艺术，整理中国艺术，调和东西艺术，创造时代艺术。海外艺术运动社以“霍普斯”为名，是亚波罗的别称，国立艺术院的学刊也是《亚波罗》，可见他们所倡导的是非迷信、非宗教的希腊精神。希腊精神带来的奋发气息，“势必鼓其勇气，化现世为乐土，以遂其生之欲”，在那个时代中，正可以“促进我老大民族向上之精神”。林风眠非常明确地提到，国立艺术院就是艺术运动的策源地，艺术院为艺术运动而设，他要聚集艺术运动的人才，从艺术运动入手，重建中国的文艺复兴。

国立艺术院时期信笺纸，标识了“介绍西洋艺术，整理中国艺术，调和东西艺术，创造时代艺术”的艺术理念与办学宗旨

　　在1928年6月大学院公布的《国立艺术院组织大纲》中很明确地说，这个学校有三个任务：一是培养专门艺术人才;二是倡导艺术运动;三是促进社会美育。艺术运动和艺术院结合之紧密超出我们的想象。新文化运动初期，与徐悲鸿等同样留学法国的艺术家相比，林风眠和他的同志们感知到了不同的欧洲艺术精神，对于中国艺术之前途也给出了不同的方案。今天看来，徐悲鸿与林风眠这两种方案的差异，源自他们对中国艺术传统的不同诊断。徐悲鸿认为中国画缺乏科学之基础，故师法当时在欧洲已然式微的写实主义以补充之;而林风眠认为中国画之弊在其陈陈相因，缺乏时代之气息、创造之精神，故择取当时方兴未艾的现代主义以矫正之。于是，徐悲鸿选择了写实主义，林风眠选择了现代主义。林风眠对现代主义的选择在当时还有两个更加深刻的原因，其一是在世界范围内，深受东方艺术影响的现代主义可以作为东方新艺术之奥援，其二是针对当时中国社会的状况，现代主义富有批判性的“艺术运动”适足推动老大民族之更新。

滕固先生像

　　在第二任校长滕固先生身上，这种民族复兴的精神同样表现的非常显著。1940年7月1日，我校第二任校长滕固先生在其致艺专教职工的信中写道：“每念遘兹屯蹇，校势缀旒;物力艰难，设备缺乏，筚路蓝缕，不啻流离。苟非大有为之人，难期措置学校于磐石之固……今者，敌寇窥觎南服，徼外未夷……大义所昭，何忍褰裳遽去!惟当更凛风雨同舟之谊，益策驽骀十驾之愚。第校事杌陧，非伊一朝，贞观未显，化迹犹滞。固谬膺斯任，履薄临深，内外责难，交于一己，清宵自省，悚惕兼怀。纵是非或淆于今听，必功过自定于他年;恩怨初无所容心，毁誉亦置之度外。”这封信今天读起来，依然令人胸内如沸。这些年，国内各高校办学资源越来越多，调门越来越高，而学界对西迁时期教育的怀念却从不削减，究其根源，应该是大家都意识到，当下高校在“大楼”林立之际，所匮乏的不止梅贻琦校长所谓的“大师”，更有滕固校长“清宵自省，悚惕兼怀”的忧患意识与自省精神。

1938年国立艺专在艰辛的西迁途中，滕固校长所提出的校训——博约弘毅

　　就在西迁途中，如此困苦窘迫之时，滕固校长所关心的依旧是教育的根本：“一、提高学术水准，树立笃实之学风;严格教学，增进学生课业。二、确立中心思想，培养学生健全人格，务使一一为国家有用之人材。三、以本校艺学之造诣，倡导社会，期于恢宏艺教，建设国家新时代之艺术。” 因为他始终坚信“学府由来是民族复兴的策源地”，始终坚信我校的教育当“以平实深厚的素养为根基而上达崇高伟大的极诣”。他相信，“我们这新时代的艺术，其特质必为笃实雄健，表现我民族的美德，足以陶铸一个开物成务的世代，而使之绵延无极”。1938年，他为我校确立的校训是“博约弘毅”，这四个字今天读来可谓触目惊心，字字千钧。他的意思是——“立身行己，贵乎博约;开物成务，期以弘毅”。这种忧患意识和自省精神，这无比珍贵的博大坚韧的心智，是新文化教育史上最打动我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