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俊田：我所认识的刘炳森

刘炳森（右）与何俊田

书法 何俊田作

书法 刘炳森书

　　何俊田

　　何俊田（1945-）号岫寬，祖籍浙江绍兴，生于天津武清。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天津市书法家协会理事、大运河书画院院长、天津武清文联名誉主席、天津市武清区政协副主席。天津师范大学特聘教授。自1982年伊始，追随刘炳森24年，得刘先生悉心指教和真传。

　　与世无争的平常心

　　炳森公身为名人，而心态的平和却与常人等同。先生早年在故宫的工作室里，曾写过一首小诗：“小苑幽花寂寞黄，娉婷倩影自安详，从来不问人称许，岁岁枯荣岁岁香。”先生曾向我解释说：“是花不是花，香与不香，这不是自己评价的事，也不要太介意别人怎么评价，有一个安详平和的心态，比什么都重要。”1999年先生的散文集出版时，冠以“紫垣秋草”的书名。对此，先生的解释是“紫垣，指紫禁城的红墙。秋草，是说我自己。我想，我不过是在紫禁城的红墙内长起来的一棵小草。"秋草"无非说我是秋天结了籽的一棵小草，仅此而已。”这里引用的小诗和先生自释的书名，应该是炳森公与世无争，平和心态的自我写照。

　　记得早在八十年代前期，我在北京书法圈内听到一个顺口溜，共四句，即：“溥杰的尖儿，舒同的圈儿，启功的杆儿，刘炳森的砖儿。”说溥老的字虚尖太多，舒老的字画圈儿太多，启老的笔道儿长而直，像木杆一样，而刘先生的字一板一眼，像四平八稳摆砖。我作为先生的弟子听后自然心里很不受用。跑到工体北里先生府上，费了半天劲琢磨，这句话怎么向先生表达呢？一不能透露是谁说的，二不能伤先生的自尊，为此绕了半天舌头，先生才听出是有编顺口溜的事。当时我想，先生即使有修养，不暴跳如雷，也会气愤地反唇相讥一番。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先生哈哈大笑，而且笑得前仰后合，完全不是装腔作势地笑。大笑之后，先生说：“你别说了，我替你说吧！”接着，就把这个顺口溜学说了一遍。然后又笑。笑后才说：“你大可不必替我鸣不平。这有什么呀？我现在并不担心谁背后说我什么不好听的话。我倒是担心听不到不同的意见。你想，自己写的字如果自己不认为好，还会那样去写吗？但再好的字，也不能说没有一点毛病。别人看出了毛病，又不跟你说，背后说又传不到你耳朵里，这才是我担心的。社会上有人评论你的字，甚至很多人都在研究你的字，这是再好没有的事了，说明你的字引起了大家的关注，也值得人们去评头品足，这比没有人理会可强多了。再说，把我和溥杰、舒同、启功这几位老先生的字放在一起来评论，这是高抬我啊！我自己哪敢和这几位老先生相提并论啊！真是捧我，真是捧我！”这一番话简直把我听愣了。说我当时目瞪口呆，并不为过。因为我看到了在我面前的竟是一位如此豁达的哲人！以这样平和的心态去为人，去处世，去做学问，能不让人敬仰吗？

　　对先生而言，圈内圈外人说的、写的更多的是赞誉之词，对此，先生的头脑更清醒。1999年4月，先生和我谈到“褒称过实”的问题。说，这句话是汉朝王允在《论衡》中讲的。先生说：“我常以此自警，不要认为别人对你赞扬、称颂和评价的高度就是自己的真实高度。一定要把自己看成在这个高度以下，否则就会飘飘然，就没有自知之明了。”

　　在我和先生交往的二十年中，经历了中国书协的几次换届。以我的心态推论，大约没有哪一位书法家不盼望能在全国书协占一席之地的。偏偏我家先生却淡泊于斯。不了解先生的人可能不相信这是真的。1983年中国书协成立时，先生被推举为常务理事。先生对此的反应很平淡。那时我和先生的交往还不深，只称赞说：“您这么年轻，就当了全国书协的常务理事，真了不起。”先生听了，并没有喜形于色，而是郑重地说，“你别忘了"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句话。我的功底比一些老先生还差得远，当了常务理事，只能说有更多的机会向老先生们学习罢了，你也不要把这个名分看得太重。”后来书协又换届，推荐先生作为副主席的候选人。若是以常人的心态推测，先生应该早早跑到代表们的住处去嘘寒问暖，联络感情，其目的当然也是尽在不言中。可炳森公却“背道而驰”，请假未到会。直到选举结束后，才到会场和大家见见面。当时我正在先生的府上。我问先生：“在这个关键时刻，您怎么不去呢，真让我莫名其妙！”先生淡淡地一笑，说：“理由有二。一是我这几天真的很忙，不是没事做不去开会；二是我对换届后当什么不当什么，看得很淡。如果大家不服你，选上又有什么意思？要是众望所归，也用不着你临时抱佛脚。我们是作学问的人，千万不能把心思用到其他地方去。如果真的有人争这个位置，让给谁我都没意见。”2000年12月中国书协又一次换届时，有关领导征求先生的意见。先生极力推荐沈鹏先生任书协主席。此前，先生曾多次对我说过：“书协要换届了，如果征求我的意见，我就推荐沈鹏老兄当主席，我决不争这个。”

　　炳森公是全国政协常委。当年全国政协换届，选举结果公布后，我特意打电话给先生表示祝贺。先生在电话里讲：“你也在政协系统工作，你还不清楚吗，在政协机关工作的领导干部都是亦官亦民，何况我呢。告诉你，我还是一个普通老百姓。”

　　2000年，为庆贺天津市展览馆易址落成，市文联责成书协搞一次高档次的书展。天津市书协为此筹办一次“五老书法展”。考虑到炳森公也是天津人，便列入“五老展”人选之列了。这五老是天津书法界的耄宿王学仲、王颂余、孙其峰、李鹤年，再加上刘炳森先生。可是在排名序时，天津书协却犯了难。论名头，刘先生是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书协副主席，自然应该排在五位之首，但接下来的四位怎么排？谁排第二，谁第五？如果论年龄，刘先生又最年轻，就得排最后，也觉得不妥。到底怎么排好？市书协秘书长唐云来先生交给我一项任务，叫我先去探探先生的口气，然后市文联再研究。当我把这五位的名字告诉先生后，还没等我把话说完，先生快人快语，就打断我的话说：“请你转告天津书协，和这四位老先生比起来，我是小字辈，能和他们一起联名展，已经是高抬我了。如果搞联展，千万以年龄为序，把我排在最后，不然这个展览我就不参加了。”当我把先生的这个态度转告给市书协后，在市文联的领导层和书协机关，对此事一片赞叹。这使我想起了当年百代公司为四大名旦合录《玉堂春》的故事。那张唱片每人录一句，可谁先唱，谁后唱，就犯了难了。尚小云先生说我唱第二句吧。程砚秋先生说我来唱第三句。很显然，他们把第一句留给了梅兰芳先生。而荀慧生先生更是什么也不计较，很爽快地承诺唱第四句。后来人们知道了录制时的内幕，大家反而特别敬佩荀先生。中国文艺界的这种无争、豁达、平和的美德，不是被炳森公很好的继承下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