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学仲先生逝世快一年了，但先生的音容笑貌总是挥之不去。

    去年中秋后，我赴大连参加古代小说研讨会，一位来自扬州画派书画院的代表黯然地告诉我：“刚得到王学仲去世的消息，请您转达我们同仁的悼念心情。”他还赠送我一份先生题写报头的《中华书画报》。学仲先生恰好米寿，他因病住进医院我也知道，但听到噩耗还是觉得有些突然，直到当晚拨通先生高足赵士英老师的电话求证，才不得不相信这个事实。

    与学仲先生的结缘始于1992年，那时我还在中国艺术研究院读红学研究生，一位美术专业的师姐论文答辩，院领导、美术史论家王朝闻请了学仲先生做答辩委员会主席。那次先生听说我来自天津，就聊了很久，还邀请我去他的寓所，但因隔行如隔山，怕难找到共同话题，我很久都没有去。直到有一次，周汝昌先生委托我带给学仲先生一本书画合璧的红楼新书，我才第一次叩开了坐落在天津大学的“黾园”大门。以后去的缘由，主要还是充当汝昌先生与学仲先生间的“信使”。交办完正事后，学仲先生有时也留我聊会儿天，谈得最多的是红楼诗词，记得有次还送我一本《王学仲旧体诗文选》作纪念。人们皆知学仲先生以书法名世，然其绘画有相当造诣，旧体诗词功夫亦属一流，惜为其书画之名所掩。学仲先生的题画诗如清代郑板桥一样，并非对画的简单注解而是生发，拓展内容的同时也深化了意境。正是这种大胆革新，学仲先生成功地开创了中国新文人画派。

    艺贵创新，学仲先生创立“黾学”，初衷正是通过“去陈务新，黾勉进步”来实现其学术文化的追求。他告诉我，若要创新，在“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同时还应该“师古”，十几岁时，学仲先生常到曲阜、泰山等地访碑问古，搜奇览胜，眼界大开，为其后来的书法创作奠定了坚实的根基。考入中央美术学院后，徐悲鸿先生认为他将来必成大才，挥笔称赞：“呼延生方在少年，其书得有如是造诣，秉赋不凡，盖由天授，与之古人，在唐则近北海，宋则山谷，明则倪文征、王觉斯，而非赵、董世俗之姿可相并论。”他没有辜负恩师的期望，终于成为艺术大家。学仲先生古稀之年后书写的“啸傲江山一黾翁”行草横幅，格调高古，苍劲老辣，字如其人，一位饱学鸿儒的脱俗老人形象跃然纸上，令人悟出“黾学”的真谛。

    最后一次见到学仲先生，是陪天津电视台新闻主播王晖去采访。近年来，有客来师大，也曾捎过先生口信，要我去“黾园”坐坐。因他年高多病，听说还坐了轮椅，行动诸多不便，我就没再去打扰。想不到，那次见面竟成了永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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