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李津：水墨大家谈创作

    记者：您作为当今画坛的水墨大家对当代水墨是如何定义的？

　　李津：这就是一个时期的代表，就像过去我们讲的新水墨、新文人画，它肯定是有针对性的，比如我们现在的画，相比较民国时期、建国以后到改革开放之前，整个绘画的主题跟那个时代还是有区别的。我们之前认知的传统国画在潜移默化中具有一定的模式，这种模式是一代代传承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然而这种传统在建国之后出现了一个中断，文人雅士从自我陶醉、自我欣赏的角色中逐步变成一个更社会化的角色。这时候，出现的很多主题性的画家尝试怎么用过去的传统材料来表现生活。改革开放之后，画家们拥有了更大的自由度，很多人开始在寻找个人语言，对水墨画或是新国画产生的影响和过去相比，有了很大的区别。所谓的当代性，如果画家本人对社会对自己周围的生活有着认真参与的意识和态度，所表现的东西就是当下所认同的。

　　记者：您曾多次进藏深入创作，是为了寻求艺术灵感吗？

　　李津：去西藏是在1993年之前，当时是为了完成国家教委支援西藏大学的援藏任务，第一次去属于公派，之后再去确实是出于自己喜欢。再后来就在西藏成家立业，成了“家属”。在城市长大的我们来到西藏，确实反差比较大，视野、风景都跟城市里很不一样。上世纪80年代中期，当时进藏的火车还没有开通，那时的西藏属于比较原汁原味的状态，确实带给了我很多创作灵感。

　　记者：在您的作品中为何会经常出现一个男子的形象？

　　李津：没错，那个是我自己。其实绘画跟写作一样，就是使用了第一人称。我笔下画的都是我自己的生活。自己对自己应该了解的更清楚一些，所以就将角色进行了带入创作。

　　记者：您近期比较重要的展出活动有哪些？

　　李津：本月24日在香港苏富比有个展，马上结束的是在瑞典博物馆的水墨展，此次“澄怀·佳境”也算是本人首次来津办画展，我还是比较重视这次展出的。毕竟离开家乡这么久，这次拿出的作品也都报以认真的态度，都是近些年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

　　记者：您对您未来的创作还有哪些期许？此次画展有什么特殊意义吗？

　　李津：我们所进行的创作在中国画转型阶段，有没有创造性，有没有独特的角度，你的角度和风格是不是能被时代选择，真正能影响社会才是最重要的。作为个人来讲，就是要努力创作，在心里怀揣着理想。和学生辈的画家一起做这次展览也包含着一个意义，虽然有师承的影响，但是每代人的角度，经历都不一样，呈现作品的味道也就各不相同。我们三个人都有个人的风格，创作的作品成熟度也相对的稳定，这样的展览就比较有看头，比较立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