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镇馆之宝的传奇三百年

　　天津美术网讯 目前陈列于上海博物馆陶瓷陈列室的景德镇窑清雍正粉彩蝠桃纹橄榄瓶已经成为上海博物馆最著名的展品之一。人们可以在博物馆所设的商店里找到价格数千元的复制品，也可以在特制的丝绸围巾和领带上，看到宝瓶身上的美丽桃纹。可你知道，雍正官窑粉彩瓷器传世极少，瓶类的作品更是极为罕见。所以，在2002年之前，被称为雍正时期“登峰造极”的粉彩官窑瓶类器物，还是中国陶瓷史上缺失的一环。据史书记载，景德镇曾经生产过“粉彩橄榄瓶”，可是人们都没亲眼见过。

　　2002年秋季的一天，香港报纸的一则消息震惊了中国陶瓷界，一件被誉为绝世珍品的清雍正时期的粉彩蝠桃纹橄榄瓶突然在香港苏富比(微博)现身，并于几天后将被公开拍卖。

　　清雍正时期的粉彩蝠桃纹橄榄瓶，撇口，细颈，长鼓腹下敛，圈足，因形似橄榄而得名，高35.9cm，口径10cm，足径12.5cm。橄榄瓶为清代流行器形，其造型丰满秀挺，线条流畅富有韵律感，轻巧灵动而又不失稳重，兼具梅瓶、玉壶春之特征于一身，有素身与瓜棱式之分。橄榄瓶始烧于何时尚不明确，但于雍正、乾隆时期最为常见，属陈设用瓷。

　　关于这件橄榄瓶，还有一段曲折的诞生经历。

　　283年前，唐英的“失手”

　　相传，清雍正十二年春季的一天，江西省景德镇内格外热闹，因为这一天是往宫里送瓷器样品的日子，送入宫的这些样品，将决定官窑未来一年的烧制品种。窑工们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小心翼翼地放进箱内，旁边有人不断报出瓷名：“青花烛台1件，各色瓷碗27件，小碟6件，花瓶5件……”当时的督陶官唐英坐在一旁若有所思地看着这一切，眉头紧锁，表情凝重。点装完毕，唐英突然站起身来，打开箱子，抄起里面的一件瓷瓶就摔在地上。

　　唐英此举自有深意。原来，这一年的宫廷用瓷为雍正皇帝钦点，在此之前，皇帝特意下旨，命唐英烧造一批新颖的粉彩瓷器。烧制瓷器非一日之功，要烧出有新意的瓷器更非易事。唐英对这些唱“重头戏”的瓷瓶并不满意，怎么看都觉得有点儿别扭。

　　雍正帝圣旨中提到的粉彩，又称“洋彩”，是釉上彩新品种，始创于康熙年间。特殊之处是在烧好的素胎上，先用含砷的“玻璃白”打底，再将颜料施于这层“玻璃白”上。由于砷的乳浊作用，与各色釉相结合后，便产生粉化作用，红彩变粉红、绿彩变粉绿、黄彩变浅黄……给人一种粉润柔和之感。

　　于是唐英砸碎了几件不太满意的作品，并冒着被治罪的风险，给雍正皇帝写了一封奏折，称晚几日再上交今年的瓷样。接下来的几天，唐英茶不思饭不想，急的在房中来回踱步，一不留神，撞到了书案。案上的笔筒随即摔在地上，里面的笔也四散滚了出来。唐英连忙低头去捡，却猛地发现，笔筒上面的图案，躺倒时和直立时，居然看起来感觉不太一样。于是唐英突发奇想，如果把平时绘在盘、碟上的图案也绘在直立的瓶子上，一定也会更加生动传神。

　　宋美龄的馈赠？

　　雍正粉彩瓷器制作精湛、品质高超，在清代瓷器中独树一帜，备受瞩目，向来是海内外收藏家追逐的宠儿。2002年之前，这件清雍正粉彩蝠桃纹橄榄瓶一直在美国奥格登·里德（Ogden Rogers Reid）家族中流传。

　　奥格登·里德，美国名人，曾任美国参议员，出使美国驻以色列大使，亦曾经是《先锋论坛报》的出版人兼总编辑。里德家世显赫，他的外祖父韦罗·里德是美国共和党的创始人之一，一生从事新闻杂志及外交官生涯。他的外祖母伊丽莎白·米尔斯是加利福尼亚一位富翁的女儿，曾参与美国红十字会的组建。他的母亲海伦·罗杰斯·里德是巴纳德大学董事会主席、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理事，20世纪30年代纽约著名的妇女参政的倡导者，也是蒋介石及夫人宋氏家族的挚友。据奥格登回忆，这件珍品是在他母亲家族的纽约豪宅中被发现的。他幼年时曾见过几次，也曾惊叹于它的精巧与雅致，但从不知道它有如此高的价值。在那个年代，美国人喜欢把花瓶底部钻个洞，改装成灯座，这件稀世珍宝也曾一度作为灯座，放置在客厅的茶几之上，为增强其稳重性，瓶内还加入了他家后花园伴着狗粪的沙泥，长达40年之久。庆幸的是瓷瓶的底部并未打洞，否则完整性将大打折扣，价值也将一落千丈。

　　关于此瓶是如何进入奥格登·里德家族的，目前的说法有两种：一是由其祖父母在上世纪20年代以前从英国带返美国；二是二战期间宋美龄访美时赠与奥格登·里德之母海伦女士。这两种说法皆源自里德家族，均没有确切的资料予以证实。时至今日，无法考证。

　　从拍卖记录到镇馆之宝

　　2002年，这件橄榄瓶出现在香港苏富比拍卖行的目录之中，顿时引发了市场的巨大兴趣。拍卖会前夕，一架从英国飞往中国香港的大型客机上，一位中年女士正在翻阅当天的香港报纸，一则新闻吸引住了她——绝世珍品的清雍正粉彩蝠桃纹橄榄瓶将于苏富比进行拍卖。几天之后，来自全世界的文物爱好者齐聚香港苏富比，其中就包括这位中年女士张永珍。

　　张永珍，祖籍江苏武进，1932年出生于上海。祖父是一位雕塑家，父亲张仲英是著名文物鉴藏家。良好的家庭教育和艺术熏陶，为她事业的成功奠定了基础，也使她爱好文物收藏。

　　她深知这件器物的价值，并暗下决心要拿下它。虽然二哥张宗宪在拍卖前一再提醒她，若叫价太高就别买了，顶多追到1800万，也算为咱中国瓷器捧个场，再多就不值了。张永珍则不考虑那么多，“只要喜欢，多贵也值”，张永珍事后表示，“拍卖时没想过设上限，没有想过价钱，没有想过不要。” 之后的事实证明，张宗宪先生对橄榄瓶的估价显然过于保守。

　　拍卖当日，激烈的竞拍开始后，现场的气氛极其热烈，拍卖师很快喊到“第532号拍品，清雍正粉彩蝠桃纹橄榄瓶，起拍价900万港元。”竞投者们此起彼伏地争相举牌，简直到了目不暇接的程度。价格很快飙升到2000万，2300万，2400万，2500万……每次张永珍出价，总会有其他买家立即举牌高出她100万，一来二去，拍品的价格很快升到了3300万。此时张永珍开始心跳加速，这个价格已经远远高于她的预计，但她并未放弃，最终还是以加佣金4150万港币的天价竞得此瓶，并创下了当时清代瓷器拍卖的最高记录，成为轰动海内外的艺术新闻。

　　竞得宝瓶的张永珍，起初只是一心一意想把它抱回家天天看，可在现场当被记者问到打算放哪时，她这才醒来，绝世的宝瓶，放在家里会不会碰了，会不会被偷了？于是从拍卖行出来，她就直接把宝瓶抱进了银行保险箱，再没拿出来看过。保险箱位置很低，每次要看都得跪着，真是委屈了宝瓶。锁在银行，不忍心；抱回家来，又担心；传给子孙，还忧心。想来想去，张永珍觉得还是捐出去最好。

　　张永珍出生于上海，19岁定居香港。但对于上海，张永珍总有着剪不断的情愫。时任上海博物馆副馆长的汪庆正也曾在现场参与竞拍，未果后常在不同场合的讲演上多次表示，博物馆资金有限，未能竞价得到这一珍贵的粉彩瓶，十分惋惜。汪庆正没有料到，说者无心，听者有意。

　　2003年国庆节刚过，汪庆正接到张宗宪电话，他转达了妹妹张永珍愿将此瓶捐赠给上海博物馆的意向。“当夜我就将这个天大的喜讯，告知了陈燮君馆长。”汪正庆说，3天后陈馆长在南伶酒家宴请张宗宪，请其转告对张永珍诚挚的谢忱。10月26日，汪正庆和另一位专家许勇翔共同赴港，得到张永珍的盛情款待。她慎重地表示，上海博物馆是这件珍贵文物的最好归宿。

　　汪正庆回忆道：“我手捧宝瓶左看右看爱不释手，连说‘跟做梦一样’。张永珍见状就让我拿走，我拿了宝瓶后，说要写一个收据，但她家里竟然找不到一张白纸。张永珍说，收据不收据无所谓，要什么收条呀，也不知被我随手搁哪了。你们总不会把宝瓶抱回自己家里去吧？你们都是我多年的老朋友，我信得过，以后再补吧。但是我说不行，拿了东西总要留下凭证。最后，找到一张一面写有字的字条，在其另一面写下了收据。生怕张永珍时间长了‘反悔’，我叫许处长立刻将宝瓶包起来就走，直奔机场，但是没有买到公务舱票，只能忐忑不安地抱着价值4000多万港币的宝瓶在经济舱里将就。”

　　2004年2月14日，上海博物馆为张永珍女士举行了捐赠仪式上，现场张永珍表示：“花瓶终于又回到了中国人手里，真的好开心。不想让这独一无二、具有历史传奇的稀有珍品再次流到国外，所以我今天把它捐赠给国家。”同时，她还提到，“人不能成为金钱的奴隶。作为一个女人，应该对家庭负责，有条件的话，应该帮助朋友，对国家和社会作贡献。这样的人生才过得精彩和充实，才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