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流的大势 海外私人藏中国名画梳理

　　海外的收藏

　　近代我国绘画大规模流失海外，始于1860年的英法军和1900年的八国联军两次入侵北京，中国文物大量流往海外，清宫庋藏最精的宋摹本东晋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就是在这时流出海外的。民国初年，清废帝溥仪盗出千余件珍贵的法书名画，旧王孙手中亦有不少书画名迹，成为外人猎取的对象。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伪满崩溃，长春伪宫藏原清宫书画巨迹全部散佚，一批绘画作品流往海外。1949年国民党政权崩溃，一大批绘画珍品从此离开大陆和流落海外。

　　在海外同时也出现了以收藏中国绘画尤其是以宋元巨迹著名的公私收藏机构，形成了亚洲以日本为主、美洲以美国为主以及欧洲的3大中国绘画收藏中心。又由于多是财团支持的私立机构（美国的博物馆绝大多数为私立），或为私人出资收藏，使海外中国古代绘画的收藏有着强劲的经济支撑。如美国克里夫兰博物馆，1979年接受一例私人捐款即达9千万美元；波士顿博物馆有威廉基金会的强大支持，这均为入藏中国历代名画提供了雄厚经济基础。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传教士福开森在我国广泛收集文物字画，除一部分赠送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外，其余则全部流入美国。他本人亦曾有部分著录，留下了可供后人研究的资料。上世纪30年代，日本的收藏家和美术史研究人员先后刊出了在日本的中国绘画资料，公布了在日本的部分中国绘画情况，公私兼有。日本在这方面一直没有中断，几代美术史研究专家，灯火相续，结出了累累硕果。美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进入了中国历代绘画研究的高峰，80年代后，逐渐成为研究的中心，出现了以高居翰、傅申、何惠鉴、罗樾、方闻、李铸晋为代表的具有国际性影响的学者群体，代表了海外中国画研究的最高水平。

　　正是海外私人收藏家（其中有离开大陆的海外华人收藏家）和私立收藏机构提供精美的宋元巨迹，为海外汉学家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研究对象，使海外对中国美术史的研究很快成长为人文学科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依托海外的这一批中国绘画巨迹，在日本、美国和欧洲等地形成了研究中国绘画，并与中国大陆、港台相互呼应的学术中心，从而带动了海外人文学科的发展，成为日本和欧美人文学科新的延伸。

　　海内的呼应

　　我国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已开始了海外所藏中国画的搜寻工作，如郑振铎主编的《域外所藏中国古画集》。1949年后，我国对这一工作加大关注，此书的出版，已初见端倪，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一工作没有进行下去，随着郑振铎的突然遇难而中止了。当然，我国有关专业研究人员也一直没有停止这一方面的研究工作，其中的代表是辽宁博物馆的杨仁恺先生和南京艺术学院的林树中教授。前者在专题研究方面，如故宫散佚书画的收集工作，积30年之力，编撰了《国宝沉浮录——故宫散佚书画见闻考略》一书，共收书画1321件，包括故宫散佚1200余件，外流近120件，尚未发现的作品近300余件（其中有大批作品流往海外，或已毁弃不存，或仍然留在国内私人收藏家手中），以宋元为主。

　　南京艺术学院林树中教授，倾16年之力，利用出国讲学和研究的机会，大力收集外流的中国绘画图片资料和文字资料，所收流散海外的历代绘画作品已达23000余幅，其中欧洲部分和东南亚部分尚不充分，我国港、澳、台三地公私庋藏亦不在收集范围之内。他按图索骥，以世界各大博物馆公开出版的图版为主，基本上梳理清楚了散佚海外绘画的大致概况，为有关专题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极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同时以深湛的美术史学功底开始了进一步的研究工作。实际上已经触及到中国绘画史、美术史某些章节的重新认识和新材料、新观念的进一步融会，对今后美术史学的发展，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至于许多散佚于私人手中的历代中国名画究竟有多少，并没有较为确切的数字，随着研究中国古代绘画工作的持续深入，有新的发现是十分肯定的事情。

　　回流的大势

　　1949年后，我国即已开始了中国历代名画的购回工作，周总理曾委托文物部门在香港购回了珍贵的唐、五代、宋、元名画。如《潇湘图》《韩熙载夜宴图》《五牛图》、题签为南宋刘松年的《四季山水册》等都是上世纪50年代从香港陆续购买收回的，这为稀世之珍的回归故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为海外所藏历代名画的回流，开启了先声。

　　上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我国经济上的巨大进展、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功，历代名画的回流越来越呈加速之势，除一部分以捐赠的方式回归外，绝大部分则以购买的方式流回国内。前者如2017年菲律宾庄氏家族捐赠博物馆的两涂轩所藏233件珍贵书画，包括自宋、明、清直至近代800余年间的人物、山水、花鸟、书法等艺术作品，即是以这种方式流回的。而海外私人收藏家和私立收藏机构的藏品，以交易的方式进行流通而回到国内，则成为更为通行的方式。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与世界接轨已成为现实，亦为中国历代名画的回流进一步提供了条件。（赵启斌 朱同）